重商主义思想回顾

摘 要：重商主义是经济思想史上的最早理论，产生于社会转型明显的近代早期。重商主义重视国家利益，重视财富的积累，固守贸易顺差，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是重商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国际贸易并非零和游戏，抑制进口不仅大大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抑制了国内生产部门效率的提高。对重商主义思想的回顾对当前中国如何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重商主义；贸易顺差；国家干预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008-04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一重要思想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指明了方向。互利共赢，就是对外开放中要坚持共同发展，在着眼于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和支持对方利益，最大限度地寻找利益交汇点。重商主义是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遍及欧洲各国的主流思潮和基本国策，是现代经济思想发展的最早阶段，现代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某些重商主义的色彩，回顾重商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对于当前中国建设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重商主义产生的背景

近代早期，西欧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价格革命、农业革命、宗教改革及工商业扩张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呈现出明显的社会转型特征。封建分裂结束后的民族国家权力得到加强，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开支日趋增加，“如何使国家的预算最终保持平衡，这是欧洲‘新型君主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1]。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以弥补战争及其他开支，西欧的王朝统治者曾通过实行货币大贬值的政策来增加王室财政收入，但这种方式遗留下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引起全国臣民不满，造成王权威信下降，西欧的王朝统治者只得转向增加经常性收入的财政政策。

随着农本经济的瓦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商业资产阶级逐渐兴起并不断成长。商业资产阶级力图控制贸易甚至生产活动以积累更多资本，因此迫切希望国家对他们的工商业活动给予支持和保护，对商业资本积累的财富给予保障。但是商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很软弱，经济上也不够强大，不可能提出政权方面的要求，因此作为新兴阶级代言人的重商主义者从发财致富的角度，在政治上希望建立统一繁荣的国家。他们积极关注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支持王权，主张实行君主专制。重商主义成为商人经济利益和国家政治利益相结合的纽带，正是商业和政府的结盟使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运而生。

二、重商主义的思想特征

重商主义思想同其他任何理论一样，是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社会实践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按照马克思所指出的，重商主义学说开始是作为“国家政策”形成的 [2]，而后才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指导政策的贯彻实施，从而形成了重商主义理论体系。重商主义思想的内涵丰富，主要表现为关注各种社会问题，涉及当时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重商主义思想作为商业资本的思想载体，其主要内容或核心部分始终围绕商品经济的深化展开。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之一是重视国家利益。在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中，强调民族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始终居主流地位。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典型代表托马斯·孟曾指出当时存在有三种利益，“第一是国家的利益，那是可以在商人丧失利益的时候获得的。第二是商人的利益，第三是国王的利益”。他还对对外贸易作了概括性的评价：“对外贸易的真正面目和价值就是国王的大量收入，国家的荣誉，我们的王国的城墙，我们的财富的来源，我们的战争的命脉，我们的敌人所怕的对象。”[3] 晚期重商主义的杰出代表霍尼克建议用经济振兴来强国。包含有富国的九大通则的著名重商主义著作的书名就是《奥地利高于一切，只要她愿意》[4] 。

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财富的积累。在金本位的时代，财富被等同于金银，重商主义者把金银等硬通货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重商主义者推崇最大限度地攫取和占有金银。英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约翰·黑尔斯早在1581 年所著的《略论英国政策》一书中就指出：“金钱是你想得到的任何商品的货栈，因为它可以保存的时间最长而不致腐蚀或损坏，在往来携带进行一切交易时最为简单便捷，而且如果它是金币或银币，那就可以到处流通” [5]。重商主义者的这一财富观，反映出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货币短缺已成为社会的通病，也反映出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对货币的渴望和追求。

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来自于流通领域，即多卖少买以积累货币财富。他们看到商业地位的重要性，明确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主张国家应该保护商人的地位，发展商品经济。托马斯·孟认为，商人肩负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商人理应得到保护 [3]。

重商主义者提出在对外贸易中力图防止逆差并力求出超的思想，他们表示“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从别人那里买进了不超过我们出售给他们的；否则我们自己将陷于穷困而他们将日趋富足”[6]。重商主义者坚决反对货币输出，反对从外国输入商品，特别是输入本国能制造的商品。因为输入商品就是输出货币并剥夺了本国居民的生计。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提到：“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他极力主张对外贸易，认为对外贸易的好坏才是检验一个国家贫与富的标准。重商主义者普遍认为，一国国内贸易虽属重要，但它不能增加一国财富，而国际贸易才是一国财富最主要的来源。另外，由于货币的灵活偏好性和抗风险能力，西欧重商主义各国普遍要求在对外贸易中必须做到出超，即达到贸易顺差。固守贸易顺差也是重商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特征。

三、重商主义的政策

重商主义在经济上以财政主导政策为中心实行间接的国家宏观调控为主，早期重商主义主张用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或不买来积累货币；晚期重商主义则主张利用贸易顺差来达到积累货币的目的。

重商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借助国家力量保证对外贸易通畅。新航路开辟后，商人不断遭到海盗的侵袭与掠夺，还经常与亚非拉等地居民发生冲突。因此西欧重商主义者主张增强国家陆、海军武装力量，不惜以武力为贸易开道。法国重商主义的典型代表柯尔培尔曾说过，贸易就是常年战争，并且一个国家的海军永远同贸易成正比 [7]。

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主张国家要干预经济。重商主义者普遍认为，一国要增加货币和实现贸易顺差，一方面必须反对资金外流，重视利用本国资源，发展本国制造业，培育和保护本国幼稚产业；另一方面要出口本国制造品，进口外国原材料，利用制成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剪刀差获利。

建立立足于本国原料的工业，不仅可以解决本国部分人口就业问题，又可避免外商低价买进本国原料，加工成品后高价卖给本国从而赚取本国货币的情况。1613年，塞拉在《略论无贵金属矿藏国家使金银充足的手段》一书中提出：“如果各式各样的和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能生产出超过本国需要的必要生活资料、享乐用品和奢侈品，就可以给国家换回充足的货币。” [8] 柯尔培尔也认为，发展工业才能保证商品的不断出口。 因此，重商主义者主张使用包括使用关税手段、汇率手段、配额手段和行政管理手段等各种国家力量，来保护和发展本国制造业，防止外来产品竞争。

为了保证外贸顺差，重商主义者提出各种途径和措施。托马斯·孟提出和论证的保证外贸出超的措施和手段主要有：扩大本国国内耕地面积，增加农产品的生产，即增加自然财富；发展国内的工场手工业，即增加人为财富，尽可能多地制造在外贸中需要的商品；利用财政和关税来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鼓励本国产品出口，缩减外国货物的进口，尽量使用本国产品；出口商品要用自己的船只运输，以减少支出，增加收入；利用原料或进口原料来发展出口加工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商品价格，以保证出口商品在外国市场竞争中取胜。

重商主义者主张发展航运业和出口贸易，尤其主张发展殖民地贸易。主张实行经济扩张，垄断对外贸易。托马斯·孟说：“英国的广大、美丽、丰饶；为数极多的善战的人民、马匹、船舶和军火构成的海陆力量；有利于国防和贸易的地形，许多口岸与港口，都是敌人难以进来，而便于本国居民的财富如上好的羊毛、铁、铅、锡和其他自然资源出口的便道，倘使我们对上述这些予以充分的考虑，我们就将发现中国是能够称霸天下的。” [3]

学者张国昀曾这样来概括重商主义，“重商主义”=“重商”+“重工”+“国家干预”=“国家富强”，其中“重商”与“重工”是手段，“国家干预”是保障，“国家富强”是最终目标，它们共同构成了“重商主义”的全貌与实质[7]。对于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经济学家何新有这样的评价：“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实际上就是经济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国家方针。”“重商主义具有统一明确的目标——致本国于富强。”[9]

四、重商主义的问题与批判

重商主义认为，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顺差，而且任一时点上的金银总量是固定的，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即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因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是零和游戏，重商主义者不惜采取损人政策，禁止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和本国生产的原料的输出。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看作一种零和游戏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大卫·李嘉图关于贸易的比较优势学说清楚地说明了国际贸易可以增加所有人的福利水平，并非零和游戏 [10]。

当限制了所有外国商品的进口，使它们没有办法与本土制造相竞争后，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就明显被牺牲给了生产者。获利的完全是生产者，消费者则要被迫支付更高的价格，而垄断往往导致高物价。反过来，慷慨大方地出口一些产品则完全是在照顾生产者的利益。首先，政府为了补贴其慷慨之举，本国的消费者要被迫缴纳必要的税款；其次，本国市场相关商品的物价也相应提高，从而消费者要缴纳更多的税收。亚当·斯密指出：“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对于凡能与本国产物和制造品竞争的一切外国商品，在输入时加以限制，就显然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了。” [11]

与重商主义制度并行的是特权驱动。亚当·斯密指出了这个事实，即在英国进口的商品中，亚麻纱能够被免征进口关税，而织出的亚麻布成品却被课以沉重的进口税。原因是众多的英国小纺纱厂业主不够成一个强有力的压力集团，而织布业主却能够对政府施压，迫使政府对他们的产品课以高额的进口税，而同时却保证他们能够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原材料。他得出结论说，所有这些规章制度的动机，是繁荣我们自己的制造商，不是通过他们自己改善生产效率而来，而是通过所有友邻的生产力的衰退，通过尽可能地终结与这些可憎和令人不快的对手之间的竞争来实现。重商主义政策的目的是授予裙带关系们以垄断特权并资助他们，而由于这些资助和特权唯有通过政府才能实现，以牺牲其余公民的利益为代价 [11]。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对参与出口贸易的商人和制造商们给予补贴，保护了先前缺乏竞争力的，不得不面临外国同行竞争的国内制造商们；同时，政府的监管网络和政策的执行让国家官僚机构逐渐获得了优势。

重商主义把金银财富和真实财富混为一谈，实际上金银并非财富的唯一形态。亚当·斯密指出“一个国家的利益不是金银量的增加，而是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交换价值的增加，或是一国居民年收入的增加” [11] 。衡量一国是否富裕的标准不是该国拥有的金银数量，而是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因此，增加一国财富的方法应是增加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发展生产，而不是单纯的货币财富的积累。

亚当·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关于增强国家干预力量的论点。重商主义强调为了增强国家力量，必须管制经济。而斯密认为，政府必须减少其经济作用，国家主要应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略。

重商主义固守贸易顺差，金银会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国，当商品供应量一定时，商品的价格会趋于上涨。价格上涨导致本国商品的成本增加，在国外的吸引力下降，从而出口会减少。同时，外国商品在本国国内的价格会相对下降，进口因而增加。这将使本国贸易顺差减少，甚至出现逆差，导致金银外流。所以，试图保持贸易顺差来增进本国的金银拥有量是难以为继的。另外，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进口商品或劳务。如果金银不是用来进口商品，那堆积如山的金钱也就失去了意义。

重商主义者鼓吹积累财富，但他们绝不是劳动阶级的真正伙伴，他们很直率地致力于在最大程度上剥削工人的劳动；作为最大化剥削的一种手段，他们大力支持全面就业，甚至允许使用童工。

五、新重商主义

在18世纪后期古典经济学兴起后，重商主义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20世纪以来重商主义在一些地区又重新兴起。“新重商主义”重视出口，利用国际市场和先进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力。但这种做法却带来了另外一种“重外轻内”的格局，即一组相对强大的外向型出口部门和另一组相对薄弱的内部依赖部门并存的局面 [12]。这种割裂式的不平衡发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出口，但却破坏了经济系统的内在协调，产生了一系列矛盾。

日本出现的产业空洞化和泡沫经济破灭被认为是推行“新重商主义”的结果。日本的汽车、家电等外向型部门强大，但其国内的商业流通、建筑和金融服务业等却由于种种形式的保护而滞后不前。封闭的国内市场无法消化顺差，造成日元的长期升值倾向。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国内的需求与投资却一直不振，这造成日本的产业空洞化。为增加内需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导致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同时利率自由化使融资成本增加的银行也进入股市，最终引发了泡沫的生成 [12]。

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起致力于重化工业出口产业的建立和对大企业的支持。对大企业的直接扶植，抑制了富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的成长。在大企业无序扩张的同时，韩国的内部依赖型部门却相对滞后。由于韩国从传统上排斥外资进入国内产业，失去了通过竞争来提高这些部门效率的可能。随着出口竞争力的下降，韩国采取了大量举借外债来支持高增长的办法。内部依赖部门效率低下和出口产业竞争力下降，又使大量的借贷资金流入了投机市场。这样，企业向银行借款，银行又向国外举债，借款又被用来炒作股票和房地产，导致泡沫的生成，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 [13]。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会看到，“新重商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重外轻内”的经济体制。格申克龙在20世纪60 年代的研究证明，在“追赶型”的国家中，经济落后程度越高，政府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对于东亚国家，在“起飞”的初期，它们大都面临技术落后和市场狭小问题，因而只有通过政府，才能将有限的要素集中于对出口产业的扶植，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产业升级。而这就必然导致内部依赖型部门受到人为抑制，发展相对滞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内外分割”的重商体制的出现。长期的“浓缩型”高增长使这些国家内外部门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愈演愈烈，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泡沫现象 [14]。

六、对重商主义的反思

与18世纪欧洲的重商主义相比较，东北亚地区的重商主义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是产生的背景相似。重商主义都出现在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初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亟待提高本国实力，而实力的提高依赖于财富的积累。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曾处于不利地位，西欧国家在十六七世纪对东方的香料有巨大的进口需求，但是却生产不出任何东方国家需要的产品来进行交换，缺少购买力让西欧的香料需求很难得到满足。20世纪的东北亚国家在经济起飞前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很大的需求，但是缺少外汇让他们与16世纪的西欧人一样陷入窘境，因此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成为这些国家获得稀缺外国资源的必要途径。二是重商主义得以实施通常需要政府相对集中的权力结构，集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比较强，强调对本国工业的保护。三是重视生产而不是消费，居民个体的生活水平的增幅要低于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增长的速度。四是片面化的财富观，早期欧洲把财富等同于金银，现代的东北亚国家则过度重视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

互利共赢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重商主义思想应该成为重要的借鉴。在开放型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要自觉地坚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从国家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坚持以开放换开放，不断拓展经济发展外部空间和良好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 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 卷[M].贝昱，张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482.

[2] 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39.

[3]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文1 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4] 乔洪武.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J].经济评论，1998，（2）.

[5] 伊丽莎白·拉蒙德.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中文1 版[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19.

[6] 黄光耀.英国重商主义嬗变述评[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1，（5）.

[7] 张国昀.论重商主义[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8] 陈孟熙，郭建青.经济学说史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38.

[9] 何新.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212.

[10]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M].周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12] 胡坤.“日本病”与新重商主义[J].亚太经济，1997，（1）.

[13] 赵淳.韩国的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

[14] 梁正，贾根良.长周期变动、新重商主义与亚洲金融危机[J].南开经济研究，1998，（3）.

[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