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意义
时间：2021-04-17 08:20:5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开始了理论研究与著作译介，表明环境美学的影响正在日渐扩大，并有望形成新的关学范式，这组学术笔谈旨在回应这一新的学术领域。程相占的《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从“重写中国美学史”、“与西方环境美学展开理论对话”、“丰富当代生态智慧”3个方面讨论了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并提出“探索生态智慧”应该成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思想主题。马明的《中国古代城市美学“象天法地”原则初探》借鉴美国城市设计大师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提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象天法地”原则是中国古代城市意象创造的根本原则。李静的《始宁别墅与谢灵运的环境美学思想》以谢灵运的始宁别墅为研究对象，提出其选址与建筑设计体现了参与式的环境审美思想，使人在自然环境中仰观俯察而返归自然之性，从而更好地体验与自然宇宙一致的“生命的节奏”。王萌的《宋代山水画论“气韵生动”命题的环境美学内涵》集中讨论了宋代山水画论继承了“气韵生动”命题，指出该命题在宋代成为一种环境感知与环境体验模式，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美学对于艺术与环境关系的理解，有着浓厚的环境美学内涵。张乾坤的《从“取景在借”看李渔的环境美学思想》从审美模式、审美观照方式、审美体验等方面讨论了李渔的环境美学思想。5位作者分别从总论与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环境美学思想切入，试图粗略地勾勒出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历史轮廓。
[关键词]环境美学；生态智慧；城市美学；象天法地；始宁别墅；适性自然；气韵生动；环境体验；李渔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7)04－0021－14
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意义
程相占
一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美学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是环境美学的兴起与壮大。到目前为止，英语文献中以《环境美学》、《美学与环境》为标题的专著已经出版了数部；199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学百科全书》设置了长达6页的“环境美学”条目，其执笔者是国际美学学会前主席、著名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伯林特教授明确指出：“环境美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它具有其自身合法性的，具有自己独特的概念、问题和理论。”
简单说来，环境美学是美学理论在环境研究领域(Environmental Studies)的运用，是以环境审美(Environmental Aesthetic Appreciation)为研究对象的美学。最初关心环境美学问题的不是美学家，而是地理学家、环境设计者、城市设计规划师等；引起他们兴趣的也并非纯粹理论探讨，而是对于环境审美质量的评估。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日益加深，环境的审美质量日益下降；环境的审美价值开始被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诸多价值形态一起进入到相关领域的学术视野。从这种背景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第一部以《环境美学》为题的专著(限于笔者的阅读范围)，在其第一篇论文的开头部分就提到了著名城市设计师麦克哈格的经典性著作《设计结合自然》。论文指出：“关于自然审美属性之力量的观念，一直渗透和影响着自然保护运动(conservation movement)的思想和行动。这些观念也在城市与区域规划领域得到了表达与认可。当前，这一领域的重要影响之一来自麦克哈格的著作。在其最著名的著作(原文注释为《设计结合自然》，1969年)中，他有力地证明了环境对于健康与平和心情的影响。”
概括地讲，环境可以区分自然环境(naturalenvironment)和人建环境(buih environment，一般翻译为“建成环境”)，而人建环境又可以区分为田园(rural environment，农村环境，当代西方称为“农业景观”)、园林(garden)、城市(最大、最复杂的人建环境)以及室内环境。这样，我们按照从自然到人化程度的高低顺序，总体上将环境区分为自然(山林)、田园、园林、城市、室内等5类。而“环境美学思想”是关于如下3个方面的思想观念与理论学说：1．如何对环境进行审美鉴赏；2．如何理解环境的审美功能与审美价值；3．如何美化环境。
二
从这样的理论前提出发，我们首先遇到了“重写中国美学史”的问题一能否书写一部“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无疑是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来的，美学学科自然也不例外。西方美学给中国美学史研究提供了理论视野、进入问题的途径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我们对它有时学习得不够充分，有时又试图突破其约束，其间的利弊得失尚待认真反思和清理。到目前为止，中国美学史写作的基本框架和整体面貌主要由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与刘纲纪合作)、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等著作决定了。在缺乏新的理论视野和理论命题的情况下，要想有重大突破，困难重重。环境美学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写的契机，主要有两点值得重视：1．环境美学在进行理论构建的过程中，对于美学学科、西方美学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提出西方传统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艺术，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主要与艺术有关。用这样的概念体系来研究不同于艺术的“环境”必然无能为力；2．环境美学的最初发展阶段是“自然美学”，也就是倾向于研究对于自然环境的审美问题。不少学者曾经批判西方20世纪美学专注于艺术而忽视了“自然环境”，以致美学成了“艺术哲学”的同义词。因此，在考查历史上的“自然美学”时，他们注意到了东方悠久的自然美学传统，并进一步提出环境美学可以促进“比较美学”的新发展。这两点都促使我们反思：此前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所使用的概念范畴主要来自何处?中国美学史的主要术语主要来自什么样的研究对象?与西方美学史相比，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特点何在?带着这些新问题，我们就有可能对于中国传统文献进行重新阐释，从而真正地“重写”中国美学史，而不是修修补补或故作惊人之论。
三
研究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如果可行，它的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就可能是：通过回答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理论难题而与之进行富有学理深度的学术对话，从而为丰富和发展环境美学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
在现代科技观念的清洗下，西方形而上学遭受了重创，一般认为，自然世界只不过是可以度量、利用的“自然资源”，只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那么，如何理解自然的“审美价值”?著名环境美学家、加拿大学者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就提出了面对环境时“如何欣赏、欣赏什么”的问题。他的解决途径是借助现代科技知识，他认为，如果我们对于一种自然现象具有了足够的科学知识，我们就能够更加充分地对之进行审美欣赏。这种观
点显然混淆了“科学认识”与“审美”这两个范畴，国内学者彭锋对此已经有过批评。
其实，中国传统的自然美学所提出的“以玄对山水”、“游目畅神”等观点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自然审美的真谛。面对自然山水时，观赏者的目的并非要认识其地理构造或矿产含量，而是为了“游目畅神”而获得审美愉悦。“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这样的境界创造只有在两方面同时满足时才能达成：从观赏者的角度说，他必须“以玄对山水”才可能产生相关体验；从所观赏的对象来说，“山水以形媚道”必须成为思想预设。总之，中国传统的自然环境审美体验中有深厚的“道”、“玄”的成分。没有相关的形而上学预设，诸如庄、玄、禅的思想学说，中国传统美学的主干将荡然无存。
当然，这绝非说中国传统美学尽善尽美了，完全不是这样。作为学术素养深厚的哲学家，像卡尔松这样的环境美学家对于形而上学肯定有着一定的了解。他之所以在自己的环境美学理论构建中排斥形而上学，很可能是因为形而上学本身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形而上学如何应对现代科学思想?因此，我们不能再像我们的先贤往圣那样，简单地论断“山水以形媚道”就罢手了；我们必须说明：山水如何“以形媚道”?山水所媚的“道”到底是什么?这些思想能否经受现代科学观念的严峻洗礼?这些可能发生的质疑，无疑是对于中国传统环境美学思想的严峻挑战，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理论难题。如果我们无力回答这些难题，我们或许可以照样书写中国美学思想史；但是，与西方美学的对话与交流必然成为空谈，最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而已。
四
发掘、丰富当代生态智慧，也是我们研究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的主要价值，并且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思想主题。
笔者认为，西方其实有两种形态的“生态智慧”，一种的英语表达是Ecosophy，另外一种的英语表达是ecological wisdom。前者由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于1973年提出。作为深层生态运动(deep ecology movement)的思想基础，它主要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即“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一种倡导“生态和谐或平衡的哲学。”奈斯哲学的来源主要是斯宾诺莎、佛学和甘地学说。在其思想系统的最高层面“终极预设”上，奈斯将道家、基督教和他自己的“生态智慧T”(Ecosophy T)并列在一起，表明不同的形而上学思想之间可以展开符合生态精神的平等对话，从而发展出形态更加丰富的生态智慧。
另外一种形态的“生态智慧”则是与“生态规划”或“生态设计”(eeological planning or design)相连的思想理念，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设计系的创始人、景观设计师伊恩·L·麦克哈格(Ian L.McHarg)。他于1969年发表的《设计结合自然》一书提出了“生态规划”概念。麦克哈格超越了园林之墙，发现了整个自然都可以视为一个园林。他提出：我们应该结合自然来规划和设计，应该运用生态学来激活环境设计艺术(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arts)，应该追随自然的引导。著名城市设计师、哲学家芒福德为此书郑重作序，在追溯西方自然观念之后，称赞麦克哈格的生态设计思想对于重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该书是当代第一部将科学与诗性写作结合的著作，其第一章“城市与乡村”是一篇典型的“环境体验”(environmental ex-perience)。作者用诗意语言叙述了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多次环境审美体验，突出强调了宁静优美的自然环境对于他恢复精神与身体健康的决定性意义，并明确指出自己学术著作的目的是“希望使滋养我的态度、哺育我的探索的经验复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生态规划”理念根植于作者的环境审美体验。
麦克哈格家门口有两条路，一条通向格拉斯哥(Glasgow，苏格兰西南部克莱德河上的一个城市)，另外一条则通向第五峡谷和西部高地的原野和乡村，他喜爱乡村而厌恶城市。“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环境想像”形成了麦克哈格学术思想的“原型”：城市代表着拥挤、肮脏、病态，乡村则意味着优美、宁静与健康；城市需要乡村环境的自然美来救治。令人惊奇的是，麦克哈格青年时期的亲身经历有力地佐证、强化了他的童年记忆。二战期间，麦克哈格服役于英国伞兵旅。意大利残酷的战场环境与地中海沿海乡村的优美风景形成了尖锐对比，可以视为城乡对比的延伸。麦克哈格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回到故乡，原来优美的自然环境已经被四处蔓延的城市吞噬。他又身患肺结核，在当地医院治疗了6个月后丝毫不见好转。在偶然的情况下他去了瑞士疗养院。奇迹发生了：麦克哈格不久自然而然地痊愈，在自然中获得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新生。
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后，麦克哈格深情地写道：“这是一个有力的素材——一种铭刻了如下信念的体验：太阳和大海，繁盛的果园，群山和白雪，原野和鲜花，证明了精神也证明了肉体，至少对于我是这样。出于本能，我偏爱乡村而不是格拉斯哥城。我的切身体验确证了我的本能。”在重申了自然的伟大力量与重要性之后，麦克哈格宣告：“我们的眼睛不但不把我们从世界分隔，而且还把我们与世界连为整体。让这一点广泛知晓并成为事实，让我们抛弃简单地分隔而走向统一。让我们抛弃我们一贯的自我毁损，表达出人与自然的潜在和谐。世界非常丰富，我们只需要一种源自理解的敬重来完满地实现人类的承诺。人类是一种独特的有意识的动物，他能够感知和表达。他必须成为生物圈的乘务员。而要这样做，它必须结合自然来设计。”
麦克哈格终生探索人类与自然的新统一，这均由其早年的环境体验和想像激发灵感。比如，1957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开设了题为“人与自然”新课程，选课的学生多达三、四千；1963年正式发表学术论文，题目依然是《人与自然》。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人类与自然，西方与东方，白与黑，……论文还从历史发展角度批判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神人同形一人类中心”，批评它已经成为人类与自然对立的观念。那么，为什么生态规划理念所包含的生态智慧与环境审美体验有着内在关联?
智慧学说是哲学上的重大而艰难的问题，笔者这里无意、也无力探讨，只愿意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明自己的理解：智慧=知识+体验(experi-ence，也译为经验)；生态智慧=生态学知识+环境体验。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对于环境的体验，特别是其中的审美体验最有可能将环境理解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鉴于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国内有学者在了解到西方深层生态学之后，很快地称中国传统哲学为“深层生态学”。如果说西方智慧的主导方法是数学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智慧则基于“观天地之象”——一种近似于环境审美的活动。
特别是，麦克哈格对于人类特性与使命的描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名言：“人者，天地之心也”；人类的特性在于其意识和表达能力，其使命与责任在于“参天地之化育”。从强调自然优先、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的角度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与麦克哈格的思想有着相通之处。但是，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麦克哈格具有现代生态学知识，并且在西方景观设计学术传统的培养下，获得了一整套将自己“结合自然”的设计理念付诸实施的方法；中国传统思想所能够提供的只是设计理念方面的启发。根据我们上文的公式，中国传统智慧缺乏现代生态学知识。所以，从环境审美体验的角度可以说，研究中国传统环境美学思想有助于我们丰富当代生态智慧；同时，要高度警惕不加辨析地声称中国环境美学就是“生态智慧”，尤其要警惕由此而产生的所谓“民族文化自豪感”——“我的祖先如何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