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当代“叙事模板”的“知识考古”：评析安德鲁•琼斯《发展的童话：进化论与现代中国》

时间：2020-08-23 07:56:59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ndrew F.Jon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如何来看“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学的共通性？80年代学人打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努力，为何虽卓有成效地通向了“晚清”，却不容易通向迄今已经双倍于“现代”文学时长的“当代”？“当下”“当代”与“现代”文学构成怎样的历史连续线条？能否用比较贯通的专业话语来描述和整合自近代中国以来的文学经验？

在上述提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求索而不可得的焦虑。借用一位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话来说：“我们面临的不仅是没有标准的问题，甚至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话语。我们没有那个工具箱……”[1]此间的话语不对接的尴尬，不禁让笔者联想起《聊斋志异》里的一个段子（原文见《鸽异》）。某公子用观赏鸽孝敬长辈，几天后问鸽子好不好，长辈说：还挺肥。公子忍不住说那是观赏鸽。长辈则说：吃起来没觉得不同。蒲松龄意犹未尽，又说灵隐寺某和尚为贵客烹茶，问：茶如何？贵客答：还挺烫。另一位研究者在论及理论不断翻新，论题随波逐流的研究现状时则说：“仿佛时间隧洞中呼啸的风声一样，充满错乱感与梦境意味。”[2]这又不禁让笔者也“历史错位”，联想起80年代晚期一首著名的摇滚歌曲唱词：“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3]上述学者的说法，颇具代表性。针对上述问题和焦虑，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界提出了“重返历史现场”“历史化”“再解读红色经典”等设想。这些都可以说是在不同的层面和“现代”“当代”文学的某些局部区段来打通话语共识、规避话语错位的努力，实属必要。

为上述的问题和焦虑求解，也是笔者的动机。本篇评析美国安德鲁·琼斯教授（Andrew F.Jones）[4]的著作《发展的童话：进化论与现代中国》（2011）。这本书，不是要为中国人所遭遇的“现代性”，再多添一个“面孔”，而可以说是对中国现当代叙事“话语模板”的“考古”。琼斯教授所发掘的，是在现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地貌之下，因年代久远而从视野中消失的发展主义叙事深层关联。琼斯教授说，“发展”主题，是现代中国话语仓库中一个难以忽视的大块头，犹如摆在博物馆里面的大象标本，因为过于熟视无睹反而被忽略。笔者以为，发掘这一被忽略的认识机制，对于完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工具箱”，很具启发意义。它提供了一个超越特定意识形态畛域，穿透历史表象的考察方式。

意识形态的逐鹿，使得国人每每在与形形色色的文学叙事相遇的时候，迷失于差异性之中，而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相隔了一道道意识形态与文化的断层，我们仍然不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立场和表述里面体验到明显的同一性，比如，在王德威笔下晚清“世纪末”与20世纪末华语文学的神似。再比如说，笔者发现台湾戡乱时期，金门炮战时，宣扬“国军”“同仇敌忾”的小说，其叙述方式与大陆17年小说没有区别，只不过把“共产主义”换成了“三民主义”，否则就算是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似乎也亦无不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究其原因，必然在于意识形态标签的辨识之外，还有整体上的共通性。琼斯教授提供了这样一个考察角度，启发我们，其实100多年来在中国出现的诸多不同的现代化转型主张，在进入叙事的时候，都面临着同样的讲述形式问题，即如何将生活在传统历史时间里的国人带入现代的线性历史时间里面去，如何在落后的现状下展示并不存在的社会愿景。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放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来看，汉语小说的贡献主要也体现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表现上。”[5]对发展叙事在形式层面上的思考，应该说对于现当代文学文化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却容易被轻轻放过。如何走出意识形态辨识的畛域，来面对中国百年来的发展叙事实验，这本身成为迟迟得不到正视的问题。当然，这也是知易行难，如同文学研究界在讨论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的时候，难点不在于具体分期本身，要是对凸显出来的差异性和共通性做出合理的解释。琼斯教授则启发我们：其实不管怎么分，都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那头站在现当代中国文化展示厅正中央却被视而不见的发展叙事这个“大象标本”。

笔者认为，审视和吸纳这一套方法，不仅能如同琼斯教授那样切入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前人所未言，还能切入当代文学的现场，不论是面对17年文学的社会改造叙事实践，还是面对新时期以来的叙事探索，都能够做到跳出具体意识形态的畛域而仍然能够对文学的“历史性”发言。

从方法论上看，琼斯教授的研究是跨领域、跨语境、跨语际、跨文类的，看到的是比思想史脉络更丰富的实际文化地貌。有鉴于此，需要对此书里面的说法和言说的方式，进行全面的详细评析，而不仅仅是抽离观点，得鱼忘筌。

一、中国遭遇进化论之后的话语实践问题

琼斯教授指出，与今天很不相同，一两百年前的进化论话语很有活性。发展主义的一个重要话语资源，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进化论对社会话语的复杂微妙的渗透。历史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与“发展”捆绑起来，来自19世纪综合性知识谱系的建构。生物进化的规律，在当时被引用为适用于人类社会的“适者生存”原则。这套说法，也调教了世界体系内的各色人等，导致中国的新兴知识精英把波兰的亡国，红种人、黑种人和黄种人危机的不可思议现实，解释成是“天演公理”的体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后就是原罪，发展才是出路，即是这套外来话语的意识形态底色。严复于1898年将T.H.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意译为《天演论》，皇天后土、天道循环的“天”被转换为“天演”之“天”，深远塑造了本土新型精英。学生时代的鲁迅阅读《天演论》的体验，无异于醍醐灌顶。中国知识分子将中国的困境界定为西方“发展史”链条的落伍者，解决之道是内化白人的法则以实现“文明”和“发展”。它从晚清进入中国视野后，在改良主义、民主共和、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意识形态的发展话语中都得到了充分运用，留下各种版本的“发展史”，讲述从落后发展到先进，从野蛮发展到文明，从停滞发展到振兴，从传统发展到现代的道理和想象。革命成功后的本土社会主义叙事，在后冷战形势下，又被更新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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