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医界翘楚牛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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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电视纪录片《幼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撩开了一段厚重的中国近代留学史帷幕。本文讲述的是第一批留美幼童牛尚周的两个儿子、曾先后担任过中华医学会会长、沪上名医牛惠霖、牛惠生的传奇往事，以及他们家与民国有威望的宋氏家族有着特殊的亲属关系。

牛尚周介绍妻妹倪贞给宋耀如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即公历1872年8月11日，容闳招考的第一批30个赴美留学幼童，从上海登上轮船，准备横跨太平洋前往美国，来自江苏嘉定年仅11岁的牛尚周便在其中。他在春田市与H.R.Vaille一家人共同生活了几年，1879年9月进入Phillips Exeter学院学习，但是未等到毕业，原定在美国学习15年的计划被强行中断，在第10个年头时与其他同学集体返回中国。1881年的夏天牛尚周回到上海，就再未离开过。

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留学的日子里，牛尚周结识了两个朋友：一个是来自广东新宁的第二批留美幼童温秉忠，一个是他俩经常光顾波士顿一家中国人开的丝茶店认识的老板养子宋耀如。牛尚周回到上海后，先在电报局工作，成为中国电报业的拓荒者之一，后在江南制造总局充当帮办。当宋耀如以牧师的身份回到上海并为自己不中不西的身份感到困窘时，巧遇牛尚周。昔日的三个年轻人再度重逢时，牛尚周和温秉忠分别娶了倪韫山的长女倪桂清和次女倪桂姝，他们便将两人的妻妹、倪韫山的小女儿倪珪贞介绍给宋耀如。倪韫山是一位中国籍牧师，其妻徐氏，是明朝宰相徐光启的嫡系后裔。宋耀如和倪珪贞婚后生有六个子女，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和宋子安，牛尚周自然成了宋氏姊弟的大姨夫。据报道，上海图书馆就收藏有一张孙中山赠“尚周”的签名照，牛氏兄弟与民国时期中国第一家结成了特殊的亲属关系。

大清的留美“海归”不少人后来在近代史上留名，牛尚周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1984年美国《Amerasia Journal》发表了一篇署名“Peter Kong-ming New”的文章”。作者Peter就是牛尚周之孙牛康民，旅美人类学、社会学教授，当时正在南佛罗里达州大学供职。牛康民从表兄弟那里得到了爷爷当年写给在国外读书的父亲、伯父和姑姑的英文信件，约有100封，其中有爷爷义无反顾地把四个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等鲜为人知之事。特别是其两个儿子，长子牛惠霖（生于1889年）、次子牛惠生（1892年生）在求学之路上有着极其相似的经历，两人都是在18岁时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哥哥毕业后远赴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深造，弟弟则选择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国度不同，学费同样昂贵，两人又先后走上勤工俭学之路。哥哥到银行充当职员，弟弟烧锅炉、扫楼道、摆餐具、刷试管，用辛勤的劳动换得的报酬支撑各自学业的完成。1914年，牛惠霖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领有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开业证书，旋即担任伦敦医院内、外科、耳鼻各科门诊主任医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担任了伦敦叶普斯区医院重伤兵主任医师；1916年转任伦敦密它瑟斯重伤兵外科手术主任。他目睹了战争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十分反感人类的自相残杀，于1918年毅然回到了祖国。1914年6月，牛惠生也取得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就任新斐德福城圣路加医院住院医师兼外科医生；一年后，他放弃了美国的优裕生活，于1915年9月4日返回上海。轮船一靠岸，他就就匆匆赶到上海哈佛医学校，走上讲台。

凡是宋庆龄托付的病人

无不悉心诊治

今天的上海岳阳路190号一幢三层砖混结构的花园式住宅仍保持着1920年建筑时的风貌，这就是当年由国外回来的牛惠霖、牛惠生兄弟合办的霖生医院旧址，如今已作为文物建筑受到保护。

民国初期，中国西医学的发展亟需像牛惠霖这样接受过系统的欧美医学教育，并已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高级医生。牛惠霖回到上海后，就被伦敦教会山东路医院（今上海仁济医院前身）院长戴文波特请去担任该院的副院长兼外科主任。院外慕名请他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1920年英国卫生部点名请他赴香港医治好港督病的事情，更是轰动沪上，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1920年，牛惠霖为了方便病人就医，除了在上海祁齐路（今岳阳路）创设霖生医院本部外，还在南京路利济药房和成都路延安路口择地设立了诊所。

1927年10月的一天，位于上海成都路的霖生医院诊所来了一位腿伤病人。这人左腿中了三枪，胫骨、腓骨全被打断，虽经接上，却接歪了，伤势很重。据穆欣《陈赓同志在上海》文章中记述：牛惠霖初次接触这个病人，怀疑他是个强盗，在偷盗时受了伤，不很乐意再行救治。陪送来的人几番解释，也未能消除牛惠霖的疑问。病人说话了：“大夫，我是南昌起义军的陈赓，起义失败后退往潮汕，两个多月前在会昌作战时左腿中了三颗子弹。”陈赓同志如实地告知，赢得了牛惠霖一片敬意。他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表妹宋庆龄。宋庆龄是南昌起义时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在广州时就认识陈赓，得知陈赓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来到上海治疗，特意叮嘱牛氏兄弟一定要治好陈赓的伤，并要求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其他南昌起义部队来沪的伤病员。按照陈赓当时的伤情，通常情况下只好截肢，陈赓坚决反对，牛氏兄弟也非常理解他的心情。他们用高超的医术终于保住了陈赓的伤腿，使他又能重回战场。事过多年，陈赓仍念念不忘牛氏兄弟的高超医术和对革命的同情。据牛惠霖的女儿牛恩美回忆，凡是宋庆龄托他们照顾的病人，他们无不悉心诊治。有几次，牛惠霖回家向妻子要便服，原来是他的医院里有共产党人出院，为了掩护而需要换上便服，有时他还为他们送上路费。

牛氏兄弟对孙夫人宋庆龄表现出特别的信任、关怀与亲近，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据牛恩美回忆，宋庆龄一旦有病，她的父亲牛惠霖总是亲自负责治疗。如1936年的一天，宋庆龄突发腹痛，牛惠霖匆匆赶来，检查后确诊为阑尾炎，他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外国医生为宋庆龄动手术，术后又守护床边、精心照料。

与此同时，牛惠霖还陆续在圣约翰大学教授外科学近十年，同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一些部院的医事顾问，并在1924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第五任会长，被誉为“中国医界之柱石”。

1931年，日寇攻打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牛氏兄弟和宋庆龄、何香凝一起积极组织伤员救护，在上海、苏州等地设立伤兵医院，牛惠霖任上海地方协会救护伤兵第一医院院长、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华队军医长，上海战地救护成绩显著。

有人说“牛惠霖是一位一专多能的医生，既擅长外科，又熟谙内科、肺科、妇产科、眼科和耳鼻喉科等等。1934年2月，他曾以其高超的医术，果断而又小心翼翼地将一位病人两只离位的眼球送回眼眶。”“仅仅肿瘤，他就摘下了几百颗。”而繁忙的医疗工作，使牛惠霖无法按时作息，常常坐在汽车上吃点心充饥，午夜时分才能离开诊所回到他在马桥俞塘的住所。他不仅医术全面，医德高尚，而且乐善好施。他的医院门前总有一些乞丐聚在那里等他周济，他也经常把病人的挂号费分给他们。1935年4月，牛惠霖的母亲70大寿，牛惠霖和弟弟妹妹们特捐巨款，在上海马桥创办慈惠养老院，收容贫苦老人。

蒋介石格外器重牛氏兄弟

1916年，在上海哈佛医学校从事教学仅一年，牛惠生因获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作为研究员再次赴美。这次赴美，完全是为了完成他回国后萌生的一个心愿——要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骨科专家，建立中国的西医骨科专业。

上个世纪初，西医在我国还处于初创阶段，许多专科都还没有建立。牛惠生在参观南京一所医院时，看到外科病房中有8个跛足病人，这让他猛然醒悟到：整个中国还没有一个西医骨科专家，每一所医院都迫切需要建立骨科专科。当他向家人表示要赴美专攻骨科时，连协和医院的朋友都认为牛惠生的想法过于超前了，回来后靠骨科为生会挨饿的，但为了挽救更多骨疾病人，他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1918年7月，他再度返国时，已经有了在美国麻省总医院、霍普金斯大学医院任骨科助理的丰富临床经验，并已成为美国骨科整形学会的会员。他回国后就成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个骨科医生，主持协和骨科的工作。两年后，他返沪行医，1928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西医骨科医院，曾拥有医师21人，病床75张，全年住院病人近千人，这家医院后来被用作讲授骨科的红十字会教学医院。他因目睹骨结核儿童患者的惨状，还在上海创办了儿童骨科医院，使经他亲手整形矫治的许多伤残儿童重获健康。1936年，经他苦心筹划经营，在杭州广济医院创办了“残疾儿童医院”，专门收治那些无人收养的残疾儿童。除了直接行医外，牛惠生同他的兄长一样，还担任着教学、医院行政管理工作及参与各种医界及一些社会活动。

曾担任过中华医学会会长、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的朱恒璧教授，1982年在给牛恩美的一封亲笔信中写道：“你叔父（即牛惠生）一生，只晓得为医界服务，为残疾人服务，不肯做官。蒋介石北伐时，要他做军医总监，他不依，蒋说你如不依我即下命令。你叔父不得已乃随军北上，并与蒋约定，一到北京即解除职务。果然到北京后，马上回上海，干他的本行。他与美龄的关系是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而他不屑一顾，清风亮节，高尚情操，令人肃然起敬。”无论医术还是亲戚关系，蒋介石对牛氏兄弟都是格外器重的，蒋介石所受枪伤及在西安事变中的外伤都是经牛氏兄弟治疗的，中华医学会总干事施思明就曾在牛惠生那里看到过蒋介石背部的X光片。那是1937年夏季，施思明随当时担任驻美大使的父亲施肇基到庐山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还向他提到自己在西安事变时背部受伤，而他的骨科医生就是牛惠生（笔者推测是在谈话中蒋介石提及刚刚过世的牛惠生）。在施思明的记忆中，只有当医学会需要向政府高层表达西医界诉求时，牛惠生才会使用到他与上层政治人物的这层特殊关系，曾与随同去南京晋见孔祥熙，申诉应由西医专家继任卫生署长的意见。

孔祥熙到场祝贺中华医学会大会暨中山医院开幕典礼

牛惠生对民国时期中国医界的贡献，特别是他为中华医学会作出的贡献，是他精彩人生浓重的一笔。他1915年从美国回来时，完全由中国医生自己组织的医学社团——中华医学会刚刚诞生，成员仅几十人，既无固定会所，也无经费来源。年仅23岁的牛惠生怀着一腔热忱，投入到中华医学会的工作中。他参与了1916年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大会的筹办，并在会上当选为书记。除了他再次赴美学习期间，中华医学会的编年史料上没有看到牛惠生的名字，可以说，一直到他1937年病逝前20年的时间里，中华医学会许多主要活动记载都与牛惠生的名字相关连。1930年，他在担任了多年的书记、干事后，在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大会上当选为会长，并在他的任内把中华医学会由初创阶段推向迅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完成了将中国博医会并入中华医学会和建立起中华医学会永久会所两项重要工作。

国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中华医学会十分重视，使得同样以在中国发展西医学为任务的博医会，在1930年提出了与中华医学会合并的意图。为了实现两会合并，1931年10月，作为会长的牛惠生携本会总干事朱恒璧、博医会总干事J.L.Maxwell由上海出发，沿京、沪、津、浦线一路北行，在南京、济南、北平召开会议，向会员说明总会方针及与博医会合并问题，并协商合并后有关工作的延续与衔接。两会原定1932年4月在上海举行联合大会，讨论并实行合并，因爆发淞沪抗战，联合大会不得不延期举行。牛惠生为了推进合并事宜，召开中华医学会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以通信投票方式征求会员意见的决议。博医会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经过两个月的会员通讯投票表决，两个当时在中国西医界最有影响的社团于1932年4月15日在上海香港路4号银行俱乐部正式宣布合并，牛惠生被推举为合并后的中华医学会会长，并在同年9月29日至10月6日在上海爱文义路李斯特研究院举行的中华医学会第九次大会上，经选举连任会长。

1933年11月，为筹备中华医学会拟于来年在南京召开第十次大会，牛惠生亲至南京安排一切，又奔至芜湖视察该地组织支会事宜，结果不幸身染白喉，继而患慢性肾炎。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牛惠生意识到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特别是当他双手颤抖无法再执手术刀时，内心无比悲痛。但他没有就此歇息，他对妻子说：“我知道我应当怎么做，我要将全部精力献给中华医学会的事业，这个学会需要巩固和加强，这是一桩无人关心的事情，但是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健康事业将起巨大的作用，我要使它走上正轨。”南京大会后，他虽从会长的位置上卸任，但又当选为理事会理事长，许多重大的决定和工作要经理事会决定。1935年召开的第11次大会，又推举他为学会总干事。他明知总干事的工作更加繁琐、费神，是学会各项工作的具体实践者，自己的病体已不能承担，但他仍然事无巨细地操劳着，努力实践把中华医学会带向正轨的理想。1935年10月被聘为学会副总干事的施思明在回忆录中说：“我真正的导师是牛惠生，是他说服我把中华医学会的工作作为我的职业。”他回忆了当他担任牛惠生的副手后，如何在牛惠生的带领下，一起推进医学译著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一起通过大力发展永久会员壮大队伍、募集基金，一起创设学会经营部门扩大学会收入。正如《上海医事周刊》1937年第19期上《牛惠生医师与中华医学会之关系》一文所评价的：“牛医师于中华医学会草创之时期，力荷钜艰，担任会长职务，使医学会得由童稚时代而入少壮时代。”“牛医师对于医学会，洵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37年1月，牛惠生已感病体不支，便辞去了总干事一职，推荐施思明（施即后来WHO创始人之一）接任。即使如此，他仍关注着中华医学会第12次大会的筹备工作，“扶病指挥一切，凡当时莅会之千余代表，当犹能记忆之。”甚至在大会召开前两天，他已准备下遗嘱，却在大会召开时亲临盛会，最后一次与同道们分享着学会发展壮大的欣慰。第12 次大会是中华医学会在民国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一个成功的大会，大会与上海医事事业中心落成和中山医院开幕典礼同时举行，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相关要员悉数到场祝贺，当时《申报》以“三大医业盛况”为题隆重报道。就在这个大会上，牛惠生被推举为新成立的12个专科学会之一的外科学会第一任会长。

宋氏姐弟前往吊唁

大会闭幕后三天，牛惠生的病情突然转重，大约三个星期后，于5月4日英年早逝。5月8日，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宋氏三姐妹和宋子文都前往吊唁，中外名流1千余人出席。他的去世也使本就身患肝病的兄长牛惠霖，因持续悲伤加上“七七”事变后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而病情加重，也于同年11月20日溘然长逝。牛氏兄弟同年先后离世，令当时的中国医界无比痛惜。

牛惠霖的夫人刘义基1898年生于上海，1919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社会学，获学士学位，并在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音乐学院进修声乐。1924年刘义基自美国回到上海，有一次在女青年会唱诗班演唱，端庄貌美的她立刻引起牛惠霖的注意，两人一见钟情，结为秦晋之好，孙中山先生特别送给他们一只银盾，上面镌刻有“鸾凤和鸣”。

牛惠生的夫人徐亦蓁（徐衡），也是中国一位杰出的知识女性。她的父亲徐崇敬是圣约翰大学历史教授，母亲曾任昆山浸礼会女子学校校长。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现代知识氛围的家庭，徐亦蓁自小受到很好的教育。1915年她考入金陵女子大学，与后来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吴贻芳同学，共同的理想与志向使她们的友谊保持了一生。

她同牛惠生的婚礼于1924年2月23日在上海公理会教堂举行，自那个神圣的时刻起她就把自己的命运同牛惠生的追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丈夫病逝后，她便代替丈夫继续关注和帮扶着医学会的工作：遵照丈夫遗愿，将牛惠生生前12年服务英美公司工厂所得国币1万元捐赠给中华医学会图书馆，学会理事会为了纪念前会长，将图书馆命名为“牛惠生医学图书馆”；医学会组织输血服务团，她捐助国币1000元给以支持；沪上抗战开始后，学会积极筹组医院救治伤员，她作为中西女塾董事长把学校腾出来充当病房；为了使丈夫亲手创建的骨科事业后继有人，她在 1939年两次向学会捐款达5000美元；甚至在她移居香港后，还在1939年的岁末由香港来沪，在学会会所内招待职员子女举行圣诞节庆祝会；医学会拟筹备1940年在昆明召开大会，她又再次寄来钱款捐助。1955年，她应聘在美国俄亥俄州西方女子大学任教，直到65岁时退休，退休时学院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退休后致力于全美金陵女大校友会的工作，1981年在佛州圣彼得堡市去世。在告别人生之际，她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洒进大洋，回归祖国的怀抱。

（本文承牛恩美、徐景灿提供相关资料，在此表示感谢；小标题由编辑所加）

（作者为中华医学会原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