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三十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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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金秋，我作为出国进修生，由南京农学院（现名南京农业大学）和农业部推荐，教育部派遣，得到阿登纳基金会资助，一行20人于10月3日晚从北京乘中国民航班机，经停沙迦，历时17小时到达法兰克福，开始了德国的留学生涯。
慕尼黑投师
1980年在上海外语学院学德语时，盛彤笙院士为我联系赴德进修单位，盛的老同学戴地艾教授将我推荐给慕尼黑大学兽医学院的迈尔教授。1981年10月，我们到曼海姆歌德学院学德语，期间迈尔教授告知，具体指导我的导师将是巴赫曼（简称巴）教授。事先我对慕尼黑大学及这两位教授全无了解，当时国门刚开，信息闭塞，又无现代社会的网络可查。1982年2月8日，按事先的约定，我专程从曼市乘火车到慕市，阿登纳基金会的楚布博士迎接，招待午餐并指路。我乘地铁在大学站下车，找到位于兽医路13号的兽医学院。通报后，进入微生物所大楼半地下的办公室，见到巴教授。巴教授身材修长，气质优雅，彬彬有礼，略有倦容。话不多，句句均为有的放矢之问，问我在中国哪单位，做过什么科研，家庭情况等等。然后相约4月再见，约20分钟，干脆利索。办公室隔壁是他领导的病毒学实验室，配套生物安全设施，一流水平。由助手赫斯博士带我参观并作介绍，此后我在那里奋斗了三年多，充实而又富有挑战性。
我原先学的是英语，为到德国，1980年下半年开始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了两学期德语，到曼市再进歌德学院，此时的德语只能应付日常会话，非常吃力。阿登纳基金会的福克斯先生到曼市看望各奖学金生，一一谈话。轮到我时，问我有何困难，我说最大的困难就是德语难学，都35岁了，学外语年纪嫌大。福克斯先生说：“什么年纪大？阿登纳70岁才开始他的事业，你这就算年纪大？”我无言以对，此后每遇困难，总想起这句话，鼓励自己。后来在我结束博士论文研究时，巴教授及同事评价说，陆刚来时说德语很吃力，现在已经相当流利了。当然知道这多少有些恭维，我本身缺乏音乐天赋，语言能力不强，又是做自然科学研究的，德语怎么会好？但是在我与巴教授的三年多交往中，语言并没有什么障碍，他的话总是非常简洁，表意十分清楚，我的回答也是“短兵相接”，直截了当。他只比我大6岁，两人年龄差距不大，背景虽不一样，但对人生的理解不乏共同之处。可谓心有灵犀，息息相通。
实验室攻坚
进实验室经过半年多的训练和适应后，巴教授让我做牛冠状病毒的课题，第一关就要用培养的细胞从牛粪中分离该病毒。我未多想就承担下来，从1982年12月1日开始，整整做了半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还没看到想要的病毒的影子。这时我才从同事赫斯博士处得知，这个病毒很难适应细胞。之前他做过就没成，世界上也只有很少的成功先例，有的说是成功了，还是有问题。此时的我骑虎难下、忧心如焚，后悔也来不及了。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向前，只有进一步调整并完善试验方案，硬着头皮坚持。巴教授每见到我时，总是漫不经心地问一问：“怎么样了？”我答曰，还是不行。他则耸耸肩，说“陆，好可怜！”。没有催促，没有高压，就像窗外夏日的公园风景，宽松而又柔和。称我Lu，而不是Chengping，是巴教授和我共同商定的。虽然按惯例应称呼名，而不是姓，但是Lu的发音简捷上口，又容易记。Chengping两音节，外国人一般不分音调，念出来反而怪怪的。我则称他为Prof. Bachmann，直到后来我博士论文通过答辩，一天他找我说：“从现在起叫我Peter（彼德），不再是巴赫曼教授！”我费了不少时间才改过口来。
1983年风和日丽的6月上旬，牛冠状病毒终于分离到手了。经受了太多失败，我显得很沉着，不急不慢地告诉巴教授，他却一反常态地快速反应，立即到实验室观察细胞病变及血凝现象，确认之后，大声说了一个词：“Prima!（好极了！）”，休息时专门打开香槟酒庆贺。平日深藏的激情，与香槟一起，顷刻流露无遗。
1984年春某日，巴教授主动对我说，你很想家吧，我设法替你找路费，让你回国探亲一趟。我大喜过望，那个时代与妻子及家庭的联系只有通过周期较长的航空信。国内没电话可打，更无电子邮件。4月中旬终于成行，是俄航经莫斯科的往返票。我回国两周，与妻儿及老人、亲友久别重逢，快何如哉。1984年下半年国家开放留学生配偶探亲，我赶忙申请妻子来慕尼黑，为了加速签证进程，巴教授查出德国驻沪领事馆电话，直接与领事馆通话催办。妻子终于在我答辩后的一个月来到慕市，在德国共度了三个月的美好时光。期间我们自做中国菜，专门宴请了巴教授夫妇等。巴教授吃饭较快，我也不慢，他第一个吃完就来一句口头禅：“吃饭快干活也快”，我则报之以会心一笑。
1984年8月，迈尔教授主编的《兽医微生物学、传染病学与流行病学》一书新版出版，巴教授参编撰写病毒学部分，他赠我一本，并题词。为了回报，我重操封藏多年的刻刀，设计并刻一方石印赠巴教授。印文由他的姓名缩写“PAB”德文花体及中文篆书“巴赫曼”三字组成，朱白文交错，他看了又看，做了个鬼脸，欣然笑纳。
获得博士学位
1982年圣诞节前，全所聚会，所长迈尔教授见到我，寒喧之后就问我想不想做博士论文。我说当然想，但慕尼黑大学的外国人德语准入考试太难，我考不过。迈尔教授说，这无妨，有办法可以破例。就是教授书面申请，而后由大学的留学生主管部门会同兽医学院学位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进行考核，以确定德语水平是否够得上写论文和进行答辩。阐明这点，就可以免试德语。迈尔教授是兽医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兼任德国兽医学会主席，是大忙人，平时很少照面，但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还在全所大会表扬我每天都不停地在实验室干活，是勤奋的楷模。我明白，这些主要都是听巴教授说的。巴教授是迈尔教授的年轻得力助手，被视为接班人，深得信用。正好我的实验室窗户面对研究所的停车场，教授及同事下班时往往看到我这里灯火通明，“有目共睹”。
与此同时，巴教授向兽医学院写了申请报告：“陆承平先生自1982年4月1日来到本所从事流行病及人畜共患病方面的工作，他在我的教研室先是搞病毒学一般诊断，而后专门从事牛冠状病毒的分离和鉴定工作。在此期间陆先生很快熟悉了先进的病毒学诊断技术。他工作忙碌异常，坚持不懈，与同事们相处关系融洽。基于迄今所表现出的杰出的特点和成绩，陆先生是适于做博士论文的。在我教研组可为他提供做论文的位置。论文的题目将是他至今所做的工作并包括牛冠状病毒的鉴定。论文将由我指导。为了加强和更新基础知识，尤其是传染病的理论课程，我建议在做论文的同时附带学习微生物学总论和各论以及热带动物病。这将为之创造一个熟悉我们的先进的教学、科研水平的机会。”经历了一系列的审核和补修课程后，大学批准，于是我获得正式的博士生资格，身份从进修生转变为博士生，阿登纳基金会给的奖学金也从800多马克涨至1000多。因为手续需要过程，我享受这待遇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左右就完成了博士论文。
1984年底，我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课题的研究，然后闭门不出两三个星期，写出论文初稿。巴教授交给他秘书打印，再由他加工润色。按惯例，博士论文的扉页上都有一段献辞，一般都是献给妻子、父母或有关人，我思前想后，献家人干什么？他们都不懂德语，还是别出新意为好，冥思苦想了好几天，终于想出一句：“献给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德中同行的合作！”，巴教授一看，拍案叫好，只改了一个词尾的语法错误。
1985年2月22日上午，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当天下午在兽医学院举行仪式，通过答辩的全体博士生一律西装革履，在学院的阶梯教室以姓的字母为序对号入座。仪式开始照例是演奏古典音乐，特邀教授作学术报告，而后身着学位礼服的大学校长、兽医院院长和博士生代表宣读拉丁文的誓词。宣誓完毕，诸生依次登台，与校长和兽医学院院长一一握手，接过装有答辩成绩的信封，回到座位拆看。我的成绩是“优秀”，据告约有四分之一的答辩者获得。巴教授事先就说，我是他指导过的最满意的博士生。并特地让他夫人也出席兽医学院的这个仪式，告诉我，这是破例，是专门为我而来。他指导的博士生同期答辩的连我共四人，其他三位都是德国人。之前他指导过来自非洲、中国台湾等地的留学生，我是他指导的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因为印象好，此后他又接受了来自华中农大的同行陈焕春攻博。陈在2003年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后话。
我在获得慕尼黑大学的兽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欣喜之情自不待言。一时兴起，写了一首诗：“四十功名博士衔，弱冠幸越一重山。遥投捷报故乡路，频对香槟异客干。柳暗花明寻旧梦，牛棚猪圈入闲谈。中年砥砺初酬志，远虑今忧意未阑。”诗成找来毛笔，用实验用滤纸抄写，贴在我所在的福庐住房墙上。有一天来慕市短期访问的陈家鼐先生看到，未动声色，两天后送我一纸，原来是他的和诗：“新声霜刃今初试，博士峨冠弹指间。万里来游酬壮志，五车归去越雄关。牛棚猪圈成追忆，美雨欧风只等闲。回首故园大藩地，新山含笑待君攀。”陈是大学问家，学贯中西，专业搞纯数学研究，但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方面均有极深的造诣，后来有著作《柏林苍穹下》等问世。陈的和诗意深味浓，而且极为严谨，可我当时并不谙旧体诗的格律。6月份回国后，又得见扬州的友人书法篆刻家魏之桢先生的和诗，魏诗为：“经世才华博士衔，蓬莱终许到仙山。旅怀脉脉情难遣，往事茫茫泪未干。且向鸡牛施妙手，还期风雨共清谈。乡邦已报腾飞起，莫任归程缓步姗。”我这首不规范的旧体诗，真是抛砖引玉了。
猝然痛失导师
1985年5月28日晚，我突然接到一位熟悉的教授的电话，说巴教授因心肌梗塞，猝然去世。真是晴天霹雳！我们一夜无眠。其时巴教授与夫人正在地中海的伊比萨岛度假，同行的还有一医生夫妇，事先毫无征兆，突然发病，抢救不及而去世。据说平时劳累，一下子放松的中青年人，心肌梗塞往往会突然发生，他正是此病的典型案例。巴教授才46岁，正当盛年，痛哉！以前只知他有哮喘，曾经慕市的医生针灸治疗，颇有效果，后来换了别的医生，疗效较差，但并无心脏病史。他事业心极强，超负荷工作，除当教授授课、亲自做实验外，还正参与编写英文版兽医病毒学，又兼任世界卫生组织比较病毒学资料搜集与评估协作中心的负责人，业余还学法语。
巴教授出生于1939年3月5日，1959～1962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70～1971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1976年被聘为慕尼黑大学教授。是德国乃至世界兽医病毒学领域的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是迈尔教授的所长接班人。他突然离世，全院师生无不哀痛至极。追悼会上才知道，巴教授是从东德跑到西柏林的，只身来西德读大学、攻博士、打拼天下。住房是租的，在慕市市区外。家中没有电视，不要孩子，与夫人十分恩爱。
追悼会上夫人一袭黑衣，没有半点哭泣，平静得像一尊雕像。之后夫人有条不紊地处理了后事，其中两件与我有关，一是在遗稿中找出他起草的与南京农大合作从事犊牛腹泻的科研项目申请，申请书已基本完稿。此前慕大医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奥尔夫教授告我信息，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可资助科研课题。我告知巴教授，正中下怀，说这样我回国之后就可以开展工作。于是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合作课题申请书作为模板，我写出初稿，交他加工润色，在百忙之中弄好了这份课题申请书。我6月份回国，约3个月后，便收到大众汽车基金会的通知，批准资助该项目10万马克，可惜他没有看到这一天。另一件事是，夫人告诉我，可在巴教授的书架上挑选两本专业书作为纪念，我于是选了两本，珍藏至今。夫人与我们见面不多，形象却很鲜明，她豪爽大度，很好相处。她是陶艺爱好者，家有烧制陶瓷的全套工具。她曾送我自制的一瓷杯及杯盘，酱紫色釉彩，至今还在我家的藏品柜中，熠熠生辉。
巴教授去世后约半个月，正在人们悲痛未已之际，忽然又传来惊人消息，夫人也去世了，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夫人在处理了后事后，据说是服了安眠药，追随夫君而去，竟然演绎了现代版的《梁祝》爱情悲剧，令人唏嘘。1987年我再去慕市，在同事的带领下，找到郊外巴赫曼夫妇的合葬地，献花寄托哀思。碑文非比寻常的简洁，上除两人姓名外，只有一个生年，一个卒年，“Peter Bachmann；Babara Bachmann；1939-1985”既是同年生，又是同年死，居然如此！我不禁想起歌德在《浮士德》中的“献词”：“我为他们唱出我最初的感叹，他们却听不见我后来的歌吟……我眼前有的，霎时消逝的远远；那消逝了的，重新矗立在眼前。”
慕大兽医微生物所迈尔教授从所长退下之后，选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接班人，研究所每况愈下，兴盛不再。校友每每说及此，莫不疾首痛心。呜呼，巴教授英年早逝，否则何至于此！我1985年回国后多次赴德重回旧地，每走到研究所地下室实验室的门前，总是幻想彼德打开门和我握手，问道近况，为我的学术成果高兴，为他的中国之行讨论细节。音容笑貌，栩栩如在眼前，怎么就没了？命运何其不幸！忙忙碌碌，三十年过去，内心的伤痛以及联带的记忆未能消磨，珍藏之余，写此文章，并作小诗一首，以表对彼德夫妇的深深怀念：岁月久分明，师恩脉脉情。萋萋连理处，芳草绿心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