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伙伴“遇见”盟友

时间：2021-01-30 07:59:45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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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国目前的伙伴关系国中，有相当数量的美国盟国。因此，评估这一伙伴与盟友的互动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有三个特征：一是协调性，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属于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一部分；二是差异性，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因区域而不同，与欧洲盟友的伙伴关系构建相对较为顺利，与亚太盟友则遭遇困难；三是递进性，即中国与美国盟国的伙伴关系随形势发展逐步推进。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表现为三种模式：和平共处，同盟体系遏制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化解同盟体系的遏制。导致上述模式差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吸引力可使他国从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中获利，并以此为基础扩大互信，夯实伙伴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伙伴关系建设还取决于双边安全矛盾的程度，伙伴关系目前还停留在低政治的阶段，故而一旦遇到高政治领域内的安全矛盾，伙伴关系开展将受到严重的阻碍。

[关键词]中美关系同盟体系伙伴关系互动模式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6）05-0021-19

[DOI编号]10.13851/j.cnki.gizw.201605002

中国正在构建的伙伴关系外交网络中，有着相当数量的美国盟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与这些美国盟国的伙伴关系都在近年内得到进一步深化。诸如《中法关系中长期规划》、《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充实中韩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和《中英关于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等文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与此类国家的伙伴关系已开始向务实合作方面发展。如何评估中国与美国盟国所建立的伙伴关系？它有何特点？有哪些模式？等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笔者认为，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存在协调性、差异性和递进性三个特征：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属于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一部分，但可能因区域而不同，尽管它会随形势发展逐步推进。同时，这一互动还呈现三种模式，即和平共处，同盟体系遏制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化解同盟体系的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吸引力、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安全矛盾，是决定上述模式差异的深层原因。

一、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互动的重要性

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是指与中国结成伙伴关系国家组成的全球网络。根据既有相关讨论，伙伴关系可被定义为“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在伙伴关系概念提出后，其与同盟关系的异同就成为讨论伙伴关系的重点。目前，既有研究对伙伴关系和同盟体系的互动分析主要集中在两类体系的异同上，对两类体系的实际交叉、重叠与互动还缺乏较为细致深入的学理分析。

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差异性。在外交部部长王毅的论述中，中国伙伴关系的核心是走“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主要特点是平等性、和平性和包容性。因此，与同盟体系强调军事安全和针对第三方相比，伙伴关系有着显著区别。门洪华教授认为，在同盟体系內弱国的利益往往会被强国所牺牲，而伙伴关系则强调沟通协商和协商一致。孙德刚教授认为，与同盟政治和准同盟政治相比，伙伴关系的主要特点是政治合作，在安全合作上着力不多，同盟和准同盟针对第三方，具有或强或弱的排他性。而伙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且不具备强迫性。苏长和教授则认为“结盟是旧时代国际关系的特点，是零和思维和冷战思维，而结伴则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将合作共赢作为目标。结盟是找敌人而结伴则是找朋友。”在讨论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差异性之外，也有学者尝试探讨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相似性，或中国伙伴关系转化为同盟体系的可能。例如，有研究认为中国应该从不结盟体系向“全天候伙伴关系改变”。还有学者以中俄关系的实际发展为例，认为中俄伙伴关系不排除形成军事同盟的可能。

对于同盟与伙伴关系异同的讨论，为深入理解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复杂关系提供了许多富有洞见的观点。但既有讨论中对当前伙伴关系和同盟体系的交叉与互动还缺乏足够的讨论，尽管这对于深化伙伴关系性质与功能的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分析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相遇具有现实性。分析伙伴关系除了要考察其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还要评估其实际成就与问题。当前，中国构建的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的同盟体系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叠，这为讨论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随着中国实力日益增长，中国伙伴关系向美国的同盟体系“嵌入”的程度会日益加深，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相遇”的情况也会不断增多。这使得探讨两类体系互动的现实紧迫性持续上升。

其次，分析伙伴关系与同盟的相遇是评估伙伴关系“结伴不结盟”特性的重要试金石。不结盟是伙伴关系的重要特性。与同盟不同，伙伴关系不以第三方作为假想敌。因此，一国发展伙伴关系应不会损害另一国的同盟关系，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应可和平共处。这一理论预期能否得到实践支持？这就需要对现实中的“相遇”情况进行分析。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现实主义观点，伙伴关系本质上也是一国构建影响力范围的手段，因此伙伴关系倡导国和同盟体系主导国出现利益冲突时，前者与同盟体系成员国构建伙伴关系的行为可能被理解为瓦解同盟的“楔子（Wedge）”战略，会引发大量矛盾。因此，伙伴关系和同盟体系的“相遇”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帮助研究者更准确地评估伙伴关系内不结盟精神的实际贯彻情况。

最后，分析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互动也是评估伙伴关系在安全议题和非安全领域效用的试金石。伙伴关系的特点是和平性，主要覆盖经济、文化、政治等非安全议题，与同盟体系强调军事安全存在明显区别。但这也导致伙伴关系在安全领域的有效性成疑。另一个问题是，当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在安全领域产生冲突时，伙伴关系可能发挥何种作用？只有通过分析伙伴关系与同盟体系的互动，才能较为客观地评估与分析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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