鲧：一个被历史湮没的水文符号

[摘要]鲧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位失败的治水英雄，当他的神话被历史化之后，就被戴上了“凶恶”的面具。文章从屈原《天问》的疑问出发，力图从水文化的角度探寻鲧治水的历史真实面目。

[关键词]鲧；治水；《天问》；神话；历史化

[作者简介]曾凡，扬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江苏扬州225002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8)02—0024—05

从原始时代起我国就有着丰富多彩的神话和传说。一些同源的神话和传说流布于各地时其被保留和改造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鲧是我国古代一位失败的治水英雄，鲧与古代水文化密切相关，他甚至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进程。但是《尚书》里记载的鲧却是一个“方命圮族”的人，并跟三苗等一起被列为“四罪”之一。从此，鲧成了千古罪人，成了被历史所湮没的水文符号。

一、湮没在历史典籍和神话故事中的鲧

先秦典籍中，关于鲧的事迹记录得最多的是屈原的《天问》：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寞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鳖何故以东南倾?……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成播柜黍，莆萑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

“鲧治水”的故事反映了史前时代人们对洪水至深的记忆，其最初的形态是以华夏文化圈(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广泛流传的洪水神话传说，但是自从进入历史时期以后这种神话传说又衍变为历史传说载入典籍。从文献上看，最早记载“鲧治水”的“历史化”传说的莫过于《尚书》中的《尧典》《洪范》等篇：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父?”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尚书·尧典》)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尚书·洪范》)

《尚书》是北儒文化中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其中有关鲧治水的段落文风质直古朴。把《天问》与《尧典》相比照而看：“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的疑问对应着“佥曰：‘於!鲧哉。”’；“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的疑问对应着“岳日：‘异哉!试可乃已。”’《天问》中对鲧悲剧命运结局的提问依据直接取材于《尧典》中的相关情节。这正说明尽管楚国偏安于南方，北方中原文化对楚国文化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南方的楚文化有自己独立发展的模式，在屈原时代，尽管南方和北方有着共同的水文化母题，但屈原表现出与北儒文化不同的思想倾向。

《天问》中一些有关鲧的神话在北儒经过“历史化”改造的典籍中是没有记载的，如“鸱龟曳衔”、“伯禹愎鲧”等。《天问》不是“历史化”的传说，除了对传说历史予以选择性的记载外，它保留了部分神迹巫道。这种杂糅历史传说和历史神话的本子明显有异于“神话化”的志异和“历史化”的典籍，它表露的思想情感保留着着屈原个人特色。

《天问》中一些有关鲧的神话还可与《山海经》中的神话可以相印证：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任，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卷十八·海内经》)

又西七十二里，日密山，其阴多玉，基阴多铁。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旋龟，其状鸟首而鳖尾，其音如判木。(《山海经卷五·中山经》)

《山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已经无法考证，古今学者怀疑此书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后经东汉刘秀加以编撰整理成册。他认为该书“出於唐虞之际”。《竹书纪年》的许多内容和《山海经》可以相互印证，更加证实这一说法，《尔雅》《论衡》《吴越春秋》也均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年代久远的书。黄震云先生说：“东周以后，战火频仍，能够把全国各地包括边远地区的物产、历史、生活详细记录丈量的可能性已经没有。就文风而言，也不是《山海经》这样的表达方式，《左传》明显与其有些相似，但记事功能明显增强。所以，把《山海经》的形成确定在周代的时限，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就是说，《山海经》是最早直接记录鲧禹事迹的著作，也就最为可靠。”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关于鲧的“神话化”的故事最早文本的记录是在《山海经》之中。

在我国上古史时期，“洪水”与“战争”一样，是涉及到一个部落(或者种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在神话和传说中关于洪水记忆的伤痛甚至超过了战争，对洪水的记忆往往靠少数幸存者口碑相传，久而久之便演变成洪水神话。“鲧治水”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

“鲧治水”在我国古代“历史化”的典籍中被描述成一个失败的历史事件。北儒典籍常以圣人的行为作为是非善恶评判标准，但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与“鲧治水”事件有关联的尧舜禹成了圣君，鲧则成了历史上的恶人，并作为“四罪”、“四凶”长期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中国水利史上“鲧治水”也是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事件，但关于鲧治水的很多具体情况湮没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本来面目早已模糊不堪。我们今天只能依靠神话和传说去推断、去模拟，从而还原出许多假定的真实事实。

二、鲧的部落图腾及其水文化特征

关于鲧的世系与族属，按《山海经卷十八·海内经》中的记载是这样的：“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然而《世本》记载：“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也。”又古本《竹书纪年》也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

尽管《山海经》和《世本》等典籍记载有出入，历来史家认同鲧是黄帝的后裔的说法，同时也多认为鲧是禹的父亲。《大戴礼记》《孔子家语》《帝王世纪》《史记》等书的记载与《世本》大体相同，皆谓鲧是颛顼之子。鲧的世系有分歧的原因，一是他所处的年代太遥远，二是由于其事迹流传地域广，各地的文化有差异所导致。《世本》以及《大戴礼记》《孔子家语》《帝王世纪》《史记》等典籍的记载明显受北儒文化的影响，带有“历史化”的倾向，其说法相对统一。《山海经》中的记载则充满更多的神话色彩，其中所谓“白马是为鲧。”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白马是鲧的神形。神话中的世系不能与史传中的世系相提并论，“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的说法属于神话系统，也就是说鲧本是

天上神——白马。《周礼·夏宫·庾人》中记载：“马八尺以上为龙。”在古人的神话观念里，“马”和“龙”的神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而鲧死后，有诸如化为黄龙、黄能和玄鱼的说法。其中“能”是能入水的三足鳖，是鱼一类水生动物，神话中的“龙”和“鱼”的神形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在《天问》中“鸱龟曳衔”中的龟(三足鳖)与龙、熊(能)是有联系的。据《山海经卷一·南山经》中的记载：

东三百七十里，日杠阳之山，……怪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宪翼之水。其中多玄龟，其状如龟而鸟首虺尾，其名日旋龟，其音如判木。

又《山海经卷五·中山经》：

西七十二里，日密山，……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旋龟，其状鸟首而鳖尾，其音如判木。

又《海内经》注引《归藏·启筮篇》：

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

游国恩先生在《天问纂义》说“鸱龟疑即旋龟”闻一多先生又进一步认为旋龟为古代神话中之灵物，并指出：“龟鳖同类，疑传说中鲧本龟鳖之属，故鲧字从鱼。鲧为龟鳖属。”《吕氏春秋·群守篇》也说“夏鱼玄作城。”鱼玄即玄鱼，是大鱼的意思。玄鱼亦被称为鳖，龟类。孙作云先生考证刘向《九叹·远游》中“鞭风伯使先驱兮，囚灵玄于虞渊”时认为鱼玄即是鳖，“鳖氏族的酋长，在古文献中可以考见的，有‘鱼玄’。……此‘鱼玄’字从鱼从玄(玄亦声)，盖因此人称鳖为‘玄鱼’。”《天问》中又说：“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鲧死后化为黄熊。《左传·昭公七年》载郑国的子产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左传》与《天问》的说法一致。从表面看来“龟”、“龙”、“熊”三者之间从外形和生活习性上来说前两者与“熊”都相差甚远，鲧的身上却同时承载着这些特征，究其根本这还是与黄帝关联在一起的。前面提到，史传鲧是颛顼之后，黄帝后裔，为夏人之祖。据《史记》记载：“黄帝为有熊。”同样，《白虎通义·号篇》：“黄帝有天下，号日有熊。”《易·系辞》引《帝王世纪》：“黄帝，有熊氏。”《竹书纪年》：“黄帝居有熊。”以上文献都称黄帝为有熊氏，熊是黄帝族崇拜的图腾。

又《述异记》载：

尧使鲧治洪水，不胜其任，遂诛鲧于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泉。今会稽祭禹庙，不用熊。越黄能即黄熊也。陆居日熊，水居日能。

又《山海经卷五·中山经》载：

又东南三十五里，日从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竹。从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鳖。

郭璞注云：三足鳖，名能，见《尔雅》。史前时代先民尚巫，玄鱼、玄龟更被认为是能通天的神物。闻一多先生清晰地点明了“龟”、“龙”、“熊”的关系：“或日化龙，或日出禹，是禹乃龙也。剖父而子出为龙，则父本亦龙，从可知也。……龙与龟鳖固同属水中卵生之水族生物，且礱能形声并近，《归藏》化龙之说亦未必非能之传讹。”郭沫若先生认为轩辕就是天鼋。龚维英先生也认为轩辕(黄帝)就是三足鳖。并从图腾学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准原生态母系图腾应是天鼋。轩辕即天鼋，音同字假；即黄帝(《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族号称轩辕氏，又号有熊氏(“熊”应作，字僻致误)。“即天鼋，以其作氏族标志图腾，正相宜也。”

夏人与古老的黄帝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由黄帝部落传承下来的图腾，在夏部族的图腾观念中保留下来是很自然的事。鲧死后化为黄熊，黄熊是鲧生命的假托，这体现了先民的神话思维意识。实际是指鲧又回归于熊图腾。与之巧合的是禹也曾化身为熊，其记载见于《绎史》十二引《随巢子》：“禹娶涂山，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作为鲧的儿子他化为熊，回归于熊图腾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鲧化为熊之所在，据郑杰祥先生考证在今嵩山以西一带。禹“治洪水，通辍辕山，化为熊”。辍辕山即在嵩山北麓。《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帝王世纪》：“夏鲧封崇伯。”《竹书纪年》、《通志·五帝纪》、《史记·夏本纪》索引均有类似说法。崇高山就是嵩山，鲧为祟伯。鲧的地望大约在今河南境内的嵩山和伊水、洛水之间，这也是黄帝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鲧、禹死后化为熊，正说明了夏部族在鲧、禹时代延袭了其远祖黄帝族的图腾，反映了黄帝、鲧、禹部族共同的图腾文化传承。鲧、禹死后化为“熊”，在神话和“历史化”传说两个方面是一致的。其图腾“熊”向“鳖(龟)”以及“龙”的方向转化，显示了他们作为水文化符号的水文化特征。

三、洪水背景的真相与鲧治水之因

在先秦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史前洪水的记载：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父?”佥曰：“於!鲧哉。”(《尚书·尧典》)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山海经卷十八·海内经》)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汜滥於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毂不登，禽兽倡人，兽蹄鸟迹之道交於中国。

(《孟子·滕文公上》)

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於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

(《孟子·滕文公下》)

尧舜禹时期，其文化中心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淮河流域部分地区，几千年来水患连年不断，历来为世人所瞩目。中国古代关于洪水的记载，多是和治水联系在一起的。历史选择鲧治水的首要原因当然是洪水为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很多学者在讨论“鲧治水”的时候喜欢强调“史前特大洪水”或者“世界性的大洪水”的背景。我们不能否认“史前特大洪水”的真实性，但是要是一味地把鲧治水放在“史前特大洪水”的背景下来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其实，黄河流域的洪水的出现甚至比人类文明还要早。因为凭尧舜禹时代的生产力是不足以应对所谓“史前特大洪水”那样超大规模的洪水的。一味地强调“史前特大洪水”只能让鲧变得更加“神话”起来，这不利于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真实地审视这位史前的治水英雄。

尧舜禹时代的人们能应对的只可能是几年或者几十年一遇的常规性的水患。《史记》和《汉书》都记录了黄河洪水泛滥的状况：“河所从来者高，水惴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河灾之羡溢，害中国之尤甚。”这种状况更接近黄河水患的真实情况。黄河历来就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即使是常规性的水患，就足以毁灭先民在低生产力水平所创造出来的薄弱的物质文明。即便是物质文明相当发达的今天遇到几年或者几十年一遇的常规性洪水的时候，遇到的灾难很多也都是毁灭性的。随手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据《汉书》记载：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河决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溢兖、豫，人平原、干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

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光绪九年(1883年)齐河至利津黄河7县决溢53处……，利津近海村庄，死伤居民甚众，有一家全毙者，有淹死仅存数口者，有房屋倒塌压死者，惨苦情况，不堪言状……”1982年8月，黄河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发生洪水，下游滩区除原阳、中牟、开封三处部分高滩外，其余全部被淹，共湮没滩区村庄1303个，耕地217.44万亩，倒塌房屋40.08万间，受灾人口93.27万。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黄河水灾表现为频繁的洪水决口泛滥和河流改道。“据历史文献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中，黄河在下游决口的年份达543年，平均约四年半一次。有的一年中决溢多次，总计决说达1590多次，并有多次大的改道和迁徒。改道最北的经海河至天津人海，最南的经淮河人长江。因此，水灾波及黄淮海平原冀、鲁、豫、皖、苏五省区，总面积约25万km²。至今，黄河故道几乎遍及黄、淮、海平原。这说明黄河中下游的水患范围是相当广的。

在华夏土地上的水患远远不只是发生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与中原黄河流域紧密相连，也与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休戚相关，这两个地域在历史上同样是水患的重灾区。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碰上几年或几十年一遇的洪水的时候，长江、淮河流域的水患还时常给当地百姓带来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7月长江发生流域性的洪水，荆北地区一片汪洋，淹死20000余人。1954年长江发生大水，仅洞庭湖区死亡达30000余人。1975年8月上旬，淮河流域洪汝河、沙颍河出现了大洪水，光河南省就有23个县市，820万人口，1600多万亩耕地遭受严重水灾，其中遭受毁灭性和特大灾害的地区约有耕地1100万亩，人口550万人，倒塌房屋560万间，冲走和水浸粮食近10亿公斤，死亡26000人。以上罗列的仅仅是我国洪水史上的冰山一角，在几年或者几十年一遇的大洪水中死亡的人常常数以万计。每次洪水来临不都是史前“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景象吗?从眼前这种的事实我们可以遥想远古时期先民们在“洪水横流，汜滥於天下”时挣扎求生的历史状况。十年一遇的洪水对先民来说已经是巨大的灾难了，它足以毁灭灾区的若干部落和部族。我们很难想象当还会有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袭来时，在黄河中下游尚处于早期萌芽状态的华夏文明将会受到怎样的冲击，所以各种“史前特大洪水”的论调并不是鲧治水的真正背景。

鲧的先夏部落主要活动区域位于我国地势第二、三级阶梯交界的地方。这里是黄河水流由海拔500米山区过渡到海拔200米以下的华北平原的区域，因水流由湍急转向平稳，河水不易排泄，所以这一地段的黄河是洪水高发区。由于长期与洪水打交道，鲧部落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在治水能力方面鲧是得到其他部落首领的认可的。走上治水之前，对鲧的任用在部落联盟内是有争议的，这种争议表明了部落间不和谐的存在。在《尚书·尧典》隐约可以看到矛盾的端倪：“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义?’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这里的记录很简略，但我们可以推断在这次联盟大会上讨论关于任用鲧治水时的激烈争论。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帝(尧)一开始就认定鲧这个人“方命圮族”，从德行上否定了鲧。现在很难判定鲧到底是不是正如帝(尧)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方命圮族”的人。但我们可以就当时的矛盾作如下推断：一种可能是鲧的部落很强大，到了可以与帝(尧)部落抗衡的地步，而且这两个部落间有矛盾，因此帝(尧)对鲧怀有戒心。另一种可能就像帝(尧)所说的那样，鲧真的是一个无善德的部落首领，他为了保持自己部落的强大肆意破坏部落间的约定，甚至不惜牺牲其他部族的利益。但是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即“佥曰：‘於!鲧哉。”’——佥(众人)为什么一致推荐鲧去治水呢?这里的“佥”应该包含上文提到的“四岳”，也就是其他部落的四个首领。如果鲧真像帝(尧)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方命圮族”的人，鲧又怎么取得众人的信任而一再被推举呢?难道四岳不怕鲧危害到自己部落吗?

在《尚书》这部儒家经典里，尧是一个标准的圣人，历史善恶的评判就因此而改变了，鲧的头上被戴上了“凶恶”的面具。“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屈原的愤愤不平实际上是他在新的价值体系里给鲧以新的价值评判，或者说屈原在试图还原鲧治水的历史本来面目。

结语

鲧面对的是直到现在都没有很好解决的洪水历史性难题。难怪屈原在《天问》中疑问：“洪泉极深，何以寞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纵观历史，史前的人类在洪水面前显得尤为渺小，与现今治水成就相比较而言，鲧治水“九载，绩用弗成”，他的成就在治水史上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们留下来的治水精神却是中华民族永远的财富。

[责任编辑：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