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清教研究百年述评

时间：2021-04-18 07:57:49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内容提要]本文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百余年来美国的清教研究状况进行梳理。文章认为，专业化、系统化的美国清教研究始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20世纪30年代，以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E1iot Morison)和佩里·米勒(Perry　Miller)为代表的一批哈佛学者，打破了美国传统史学侧重新英格兰殖民地政治史、制度史考察的框架，着眼于清教思想的研究，推动美国清教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突破；20世纪60年代以来，清教研究的视角和研究主体随着大量清教徒原始文献的编纂、出版及西方史学思潮转型发生变化，清教研究在美国空前繁荣。不过其固有的零散化、细碎化特征也愈加突出，致使清教研究的客观性与全面性有所损害

关键词：美国历史与文化历史史学史清教研究

清教与近代西方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清教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并未穷尽底蕴，清教依然是一个有待继续研究的课题。而它作为美国的主流文化，对美国国民性格的塑造和早期历史演进所起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美国“清教思想研究之父”佩里·米勒指出：“它(清教)在美国思想中的角色几乎一直都是主导性的，因为清教徒的后代们至少把先辈们的思维习惯贯彻到各式各样的追求之中，把影响扩大到整个国家范围之内并在许多活动中起着主要作用”。不止于此，清教已经渗入美国文化和民族的特点之中，“成为美国文化和社会形成过程中最有影响的因素。”美国著名文学史家范·韦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言道：“我们发现，美国精神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并行但很少汇合的主导潮流——一种是明流，另一种是暗流——两者都同样是非社会性的：一方面，超验主义的潮流起源于清教徒的虔诚，在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身上成为一种哲学，中经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产生了美国主要作家的那种过分讲究的雅致和超然态度，导致了大多数当代美国文化最终的非现实性；另一方面，一心赚钱的机会主义潮流则起源于清教徒生活的实践性转型，在富兰克林身上成为一种哲学，中经美国的幽默小说家，最终形成了我们当代商业社会中的氛围”。清教在美国文明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不对清教做一些了解，就无法了解美国。”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清教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就历史学界而言，时至今日，“清教已经成为美国历史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领域”，其所表现出来的“精妙和成熟，很少学术领域能够具备”。本文试从史学史的角度，以百余年来美国历史学界之清教研究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为线索，对各派史家对新英格兰殖民地清教徒的信仰和活动的考察做一整体的概括和梳理，进而分析其成就与不足。

一　自“乡绅的业余所事”转向专业化

虽然从北美殖民地创立伊始，就不乏记述清教徒在荒野中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历程的作品问世，但多属纪实性的描写，带有很强的“宿命论”色彩，题材主要是回忆录、圣徒的传记和编年史，撰写者也大都是清教徒神学家和政治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零星写作的《普利茅斯拓殖史》(ofPlymouthPlantation)和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于1702年出版的《美洲基督教史》(MagnaliaChristiAmericana)。这些作品介绍了殖民地的地理、风物、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最初的殖民经历，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些文史杂糅的作品在文学上显得粗糙浮浅，缺少可读性，而且“其作者也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属于文学类，他们实际上并上我们可称之为‘纯文学’的感觉，所有作品不过是以其他方式实现他们在布道中所寻求的同样日的”；从史学的角度看，这些作品将事实和想象、政治与宗教糅合在一起，也称不上是信史。不过，它们保留了当时人们的“所思所为”，因此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作家秉承神学史观，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神意的记录，自然界或者天国中所发生的事件即是上帝统治意愿的体现。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尤里安·奥克斯(Urianoakes)牧师告诫其教众：“我们的重要职责就是充当上帝的回忆录或记录员，从而，上帝的慈爱可以准确无误地留存在我们心中，被我们铭记。”据此，新英格兰的历史是“天意神佑”所致。

18世纪北美殖民地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是曾担任过马萨诸塞殖民地首席法官(Chief Justice)和总督的托马斯·哈钦森(Thomlts Hutchinson)。他主张“奉史直书”，著有三卷本《殖民地和马萨诸塞海湾地区的历史》(TheHistory of the Colonyand Provinceo ／Massachusetts—Bay)，记述了海湾殖民地的宪政史和法律史。在书中，哈钦森强调创立者的思想在与母国的冲突、殖民地建立和宗教宽容精神的孕育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其看来，马萨诸塞殖民地最初采用的政治、法律和教会形式皆缘于建立者们依照“最合于神圣的《圣经》模式”而构建社会的“伟大设计”。进入19世纪，美国史学界的清教研究虽然从未间断，但从总体来看，还基本上是“乡绅的业余所事”：此时期主导美国史坛的“贵族史学家”，如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约翰·G．帕尔弗里(JohnG．orhamPalfrey)和理查德·希尔德雷斯(Richard Hildreth)等过虔派("filiopietist”)史家都出身于新英格兰清教望族，他们对其先祖饱含崇敬之情，甚至将之奉若神明。在他们眼中，清教徒是美国人民所有美德——节俭、勤劳、诚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源泉，美国的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也正是发轫于17世纪新英格兰的清教传统。帕尔弗里在其于1858年一1890年间撰写的五卷本《新英格兰历史》中写道：“在新英格兰的历史中，我们追循那些睿智、诚实的人们为建立一个自由、强大、开明和幸福之邦所进行的顽强努力。”在其笔下，温思罗普等海湾殖民地的创建者化身为完美无暇的英雄，他们为美国自治政府观念的确立做出厂重大贡献，并且为了捍卫这一理念，与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之类的破坏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世纪末期，美国史学完成了专业化，并且开始由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现代的分析性史学，美国历史学界的清教研究也随之向专业化方向转变。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仍囿于早期的美国史学传统——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框架，多探讨清教统治的民主性问题，并对此持否定态度。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清教统治被指斥为“神权暴政”或“寡头统治”，与“真正”的美国传统背道而驰。早期“帝国学派”史学家赫伯特·奥斯古德(Herbert L Os—good)言道：“马萨诸塞尽管有似乎是民主的形式，但实际上是少数人所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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