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式写作”
时间：2020-04-25 07:56:4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91年的柏林，既是我们“喘口气”的歇脚之处，更是再出发的地点。因为，新西兰地处遥远，1989年世界巨变，隔着遥远的时空，仿佛发生在另一个宇宙。我们的感受，仍然系在中国那一条细细的线上，中国发生的一切，好像就是世界发生的一切。但，世界发生了什么？它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和我们未来的生活、写作有什么关系？这场巨变，将如何深刻影响、甚至改写我们的未来？更进一步，它将如何改变整个人类的处境和观念？多少问号，像大海上一望无边的成排巨涛迎面打来。
我们只是慢慢才懂得，1991年1月2日在“裤裆大街”上那场寒夜漫游，其实在引领一条人生的漫漫长途。
多年后的2012年夏天，我获得了2012—2013柏林Wissenschaftskolleg（中文翻译是“超前研究中心”）学者奖金。这个奖项的内容，是遴选国际科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创作的佼佼者，无论年薪多少，由德国政府出钱，“买”他（她）一年学术自由，专心研究自己最关注的主题。“超前研究”，顾名思义，奖金获得者的思路，应该蕴含着人类未来的走向。
哦，又要到柏林居住一年了！2012年7月和8月，我和友友不得不强迫自己，重拾已很不习惯的搬家、漂泊经验，把我们漂亮的倫敦家，硬生生“拆了”。书、音乐、衣服之类软件，装箱标号运去柏林，家具等等大件硬件，留在伦敦，租仓库储存，等待有朝一日当“还乡团”。哦，好累啊，但不止是体力的累，更是心力的累，原来环球漂流时那沉重而又空虚的记忆，一下子被唤醒了。
从1989年到1997年的整整九年里，“搬家”像个梦魇挥之不去：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二十多个国家从脚下滑过。“家”，除了手中两个箱子、背上两个背囊，哪儿都不在。我连做梦，都梦见自己提着行李站在站台上。友友呢，常常边打包边流泪。朋友们常常劝：“别漂了，赶快找个地方定点吧。”可哪里是我们的“地方”呢？只要能放下行囊，有一张桌子，坐下写诗，哪里又不是那个“地方”呢？漂流，让我们学会了一种锋利：迎着每个日子的刀刃生活，让诗句血淋淋握住那把刀刃，并在日子的磨石上把诗打磨得更锐利！
这些诗，收集在《无人称》和《大海停止之处》两部短诗集，以及《鬼话》散文集中，短诗句句滴血，恰与生存的艰难相配套。散文中，没有“我”，却有无穷无尽的“你”，疾病似的蔓延，犹如一场“自我”之内的喃喃自语，借用第二人称不停进行，无穷无尽周而复始。这些并非刻意设计，而是作品被自己的内在能量激发着、推动着，自动生长生成的。说到底，作品结构人生，而人生也恰是一件作品，端看你如何立意、构思、完成？即将写完组诗《大海停止之处》那个夜晚，我记得好清楚，每隔几分钟，从床上跳起来，写下新跃入脑海的诗句。诗，仿佛自己有生命，潮水般向前推进，一波波涌来，直到拍打出那组诗的最后一行“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是的，人生不正是这个意象？一个人站在海边峭崖上，眺望自己又在船上，不停出海。那内涵是：所有外在漂泊，都是内心旅程的一部分。这犹如一个公式，找到了写作的思维，更抓住了生活的逻辑。有这个公式在，我知道了，自己不仅能活下去、还能写下去，在陌生的世界上继续创造性的生活。也因为这个信心，让我们在1997年决定，试试定居伦敦，同时开始写海外第一首长诗《同心圆》，把活法渗透进写法，把流亡初始时的“从漂泊里发现静止”，引申为无处不是流亡的“在静止内体悟漂泊”。
漂泊，把人生永在路上的感觉，推到眼前，不容你忽视。就是这个不停深化的“动——静”之变，给我们的思想不停充电，令一部部作品像脚印，留在身后。从1997年到2012年，在伦敦居住的十五年，长诗《同心圆》、组诗《幸福鬼魂手记》、长篇散文集《月蚀的七个半夜》、短诗集《十六行诗》《李河谷的诗》《艳诗》、自传体长诗《叙事诗》，接踵而至。尽管重复同一个诗歌标签，容易获得辨认，颇为讨巧，但我不喜欢那种精神惰性。每部作品迈出大不相同的一步，当然会令读者、评者、译者感到跟不上，因而宁可保持沉默。但这是一种命，源于自我选择，他们要沉默就待在沉默里吧。
友友教书之余，也出版了小说集《替身蓝调》《她看见了两个月亮》《婚戏》，长篇小说《河潮》更突破当代中国习惯性的自传宣泄，很早（也许太早了）以小说的虚构能力提炼出中国现实的文学意义。它的英译Ghost Tide（《鬼潮》），由英语世界最大的哈泼·科林斯出版集团出版。友友还根据她十余年在英国伊顿公学教学的经验，应对当代中国教育问题，写出了非小说类作品《伊顿公学》。
嘿，伦敦，没有像当年我们把全部家当（包括一台恐龙般巨大的第二代PC电脑）塞进我的Opel小车，准备向伦敦进发时，老多多在斯图加特“幽居堡”门口向我们告别，半是玩笑半像诅咒说的“伦敦是好，可你们这一去，怕也是凶多吉少”。哪儿的话？我们待下来了，而且待得不赖！
可是，在一处终于住定、安心，和拆掉安乐窝，重新上路，投入漂泊的漩涡，是太不同的两回事。在一处住惯了，还是会让人忘记人生的漂流本质，误以为已经融入了当地，成了那儿天经地义的一部分。
我从在地球表面的横向漂流，到发现朝向日日深处的纵深漂流，有个很具体的时刻。那是我在伦敦住了四年之后，某个十一月深秋，站在厨房后窗前，眼睛“自然而然”寻找着什么。是什么？我忽然感到一种惊诧：我在搜寻后院那棵苹果树某根树枝上最后一只苹果！找到了。它就在那儿，小小的、红红的，衬着落尽树叶的灰暗天空格外触目。
这可不是一般的苹果，而是一个提示：当我能下意识“知道”这只苹果的存在，我和伦敦这个“本地”的关系已经变了！这个本地，从我暂停过的无数本地间站出，把一个地址拓展成无限的，把我的全部漂泊经验，包含在它之内。只要向下挖掘，脚下就是隧道，就有无限的深度。更进一步，我们的“根”，只能是这样的，主动长出、扎进任何土壤，把无论何处变成自己的故土，来滋养思想和写作。
这个本地与国际之思，催生了我的诗集《李河谷的诗》。它一方面深化了我对每个“本地”的自觉，一方面警醒着“国际”一词的空泛。那是不是对当下全球商业化语境中“泡沫化人类”的敏感和警告？谁知道，也许拆掉伦敦美丽舒服的家，再次打包上路，本身就暗含着一个潜意识的警觉：从静到动，打破对世界格局的固定思维，激活新一轮动荡的、不稳定的、实验性的生存——重新开始自觉的流放！
那次伦敦拆家的经验，使我获益匪浅，它产生了好几首我自己喜欢的诗，尤其是以“蝴蝶”贯穿的三首诗：《蝴蝶——纳博科夫》、《蝴蝶——柏林》、《蝴蝶——老年》。选择这样的题目，原因很简单：搬家期间，我信手拈起了纳博科夫的回忆录《说吧，记忆》，一开始读，就被深深吸引了。这位20世纪最早一代流亡作家，他体会过的现代流亡感，完全不同于后来那些冷战中的流亡作家。在他逃离俄国的上世纪20年代，这世界上还没有“共产主义阵营”，由此，冷战套话还没流行，以致形成一整套口号工业和商业，令贩子们靠口水盈利。《说吧，记忆》，该称为流亡作家的小《圣经》，因为它不仅没用非黑即白简单化历史，反而不否认人类高尚的理想主义，这尤其表现在对“唯物”价值观的轻蔑上。在纳博科夫看来，谁仅仅以他家的财产被剥夺来解读他的思想，和那些贪婪的剥夺者其实是同一路货色。
纳博科夫一家离开俄国后，暂居于大群俄国流亡者聚居的柏林，但他父亲、前俄国克伦斯基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司法大臣，竟在这儿被一个俄国民族主义者举枪刺杀。他的墓地，就在柏林施潘道俄国东正教公墓中。他父亲的死，是一个象征，让我读到纳氏人生中的“重”，那是种高傲的孤独感：既和迫害者、也和麇集嚣嚣的所谓反抗者拉开了距离。他主动拒绝的，不只是口号，而且是不同群体共用的低俗品味——把文學的高尚降低为一种谋利手段，能买卖痛苦、政治，甚至人生观。在异国他乡，选择单独扛起这份“重”，要一个人内心加倍地强。幸而，纳博科夫的书中，还有一抹无所不在的“轻”，那就是他毕生酷爱、精心钻研的蝴蝶！厚厚的《说吧，记忆》，简直是一本能飞起来的书，因为几乎每一页上，刺绣一样布满了纳博科夫对蝴蝶的描绘，这本鳞翅目文学教科书，让我读得赏心悦目，忘情时，真像骑着纳博科夫文字的翅膀翩翩飞舞。说到底，最美的那只蝴蝶，可不就是纳博科夫纯美、精巧的文学风格？！它平衡了人生之重，提升了人生之重，最终，蝴蝶之轻，成了纳博科夫（或就是“文学”本身）俯瞰现实的根本态度：无论现实多脏多丑，它不能贬低人性境界的高贵和美！时代随风飘去，口号数年一变，唯一没变的，是人的精神品位，它只有高、低之别。人选择它，同时把自己归属于某一群：高贵文化或流氓文化——那血液里的基因密码，不会随一个人地位、名声的改变而改变。
从纳博科夫父亲的被害、纳博科夫自己的流亡到今天，多少灾难发生在柏林？多少代流亡者到过柏林？柏林自身也有一部《说吧，记忆》，那是一整部欧洲近现代历史，站在柏林任何一个地点，闭上眼，我能感到，我直接镶嵌在历史的脉动中：两次大战、冷战、后冷战、全球化。还有它的地理位置，柏林地处东西欧汇合点，东西欧思想、文化在此潮涨潮落。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俄罗斯文化经历了勃兴、全盛和衰落。柏林像一面镜子，牵着一串震耳欲聋的人物，目睹他们的“身份”从旅游者变成流亡者，又从狼狈的流亡者，转变为举世公认的“经典”：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纳博科夫、康定斯基、夏加尔、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走在柏林的街上，沉吟这些名字，我有时不免心生恍惚，觉得自己正走在成都杜甫草堂，心里沉甸甸揣着他那些漂泊的诗句，每一步，不像走在土地上，而是走在诗行间，走着，“我”就渐渐融入了“他”或“他们”。“经典”就这样加入我，成了我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柏林，是一只微微凹陷的手掌，始终张开着，承接一代代陨落下来的流亡者。我们落进其中，就给自己的孤独找到了一个强大的起源，它衍生为一种血缘，汩汩浇灌了今天。
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学术问题：谁最先选用屈原大作中的“流亡”一词，去翻译英语中的“Exile”？真堪称绝译啊！这不是新词，却远胜新词，它既形象更文化，不仅译出了原文中的“出走”之意，更因为汉字歧义，叠加出了原文没有的多重可能：“流”（流离，流浪）与“亡”（亡命，死亡）的组合，是指“流向死亡”？或“流即死亡”？甚至“从死亡开始流动”？随你想吧！这位能从《离骚》中“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或《哀郢》中“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或《惜往日》中“宁溘死以流亡兮，恐祸殃之再有”）拈起“流亡”一词，一举牵出整个三千年中文诗歌传统，并打通古今中外诗人之根本命运者，不被赞为大天才，还能是什么？！
柏林DAAD，正是诸多流亡命运和创作能量汇集之处。我住在Mommsenstrasse 9号，和我们一墙之隔那个单元，就曾是俄国伟大的电影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作为DAAD学者时的住所。他上世纪70年代离开俄国时，已经拍摄了《安德烈·鲁勃廖夫》《镜》《潜行者》等伟大作品，尤其是他离开俄国前最后一部杰作《潜行者》，塔可夫斯基自己说：“潜行者需要找到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里，还能够信仰某些事的人。”这寻找，如我所说，简直是一种“从不可能的开始”。他得面对一种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并不相信能找到，另一方面又疯狂地不放弃寻找的努力。绝望和生命，在对抗中互相刺激、共生共存。塔可夫斯基的国际漂流，正是这个思想的绝佳体现。他出国后一共拍出两部电影，两部都是人生和艺术的巅峰之作。1991年，我在巴黎第一次看他的《乡愁》，深为电影最后那个漫长的镜头所震撼，音乐反复休止，又一次次重新开始。男主角秉烛穿过干涸的水池，途中蜡烛一次次熄灭，他也一次次回到出发处，执拗地重启这西西弗斯之旅。哪个流亡者，不是每天醒来，都感到自己是从今天的水池边开始跋涉的？同年，在柏林艺术影院Asenal，我看了他患癌症后的绝笔之作《牺牲》（我觉得翻译成《祭品》更好），那可以看作塔可夫斯基留给世界的艺术遗嘱。那个结尾，一位对世界倍感绝望的老疯子，一把火烧了那座老房子，倒在泥水中朝着灼烧的死亡哈哈大笑。他笑谁？笑什么？笑自己是祭品？或笑不值得祭祀的世界？又或许，他也看到了下一步：“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这个我离开中国前写下的句子，在柏林，和塔可夫斯基的心发出了共鸣。
也别忘记德国本身的流亡者们吧：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除了迫害犹太人，更焚书毁画，打压有独立思考力的自由知识分子，那造成了一大批德国流亡者，著名的如作家托马斯·曼、孚希特万格、诗人戏剧家布莱希特、钢琴家施纳贝尔等。当年托马斯·曼流亡美国，入境时回答海关人员的那句名言“我在哪儿，德国文化就在哪儿”，多么荡气回肠！言外之意，对一个艺术家，其实不存在“流亡”这个概念。你在每件作品中抛弃旧我，就像抛弃安乐而守旧的家园，又创造新我，就像闯入一片旷野，这精神之旅中，谁不是流亡者？或者说，精神创造者，必须进行自觉而主动的流亡！正是这批专业水平超群、思想原则清晰的知识精英，在“二战”后德国重建中，成为新德国文化的中坚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