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便是在孤独中，一字一字救出自己

时间：2020-04-26 08:04:59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作家毕飞宇在一次访谈中直言散文在他眼里是比较可怕的东西。因为与小说相比，散文离作者尤其近，它使作者全部暴露出来。换句话说，现实主体有被写作主体“泄密”的危险。散文难写，主要在于真话难讲。写作者不仅要有胆魄，更要有睿识；不仅要有睿识，还得有才能和心肠。这样，胆魄之外不至于使人感到鲁莽，睿识之外也不平添傲气。诚然，凡此种种都做到，自不易，却亦不敷。木心曾言，无审美力者亦无情。表面看，此话是面向读者而发，其实也说给写作者听。散文之“真”已非易事，而“以美启真”（李泽厚语）则更难以企及。

然而，阅读刘剑梅教授的散文集《彷徨的娜拉》，尽可忘却上述隐忧。打开书页，便是打开一片自由的空间，一字一字尽是情、思、真、趣，尽是在不断被围困的现实经验中日渐丧失的“现实感”的重现。其实，现实感并未丧失，只怪时代强势地挤兑着个体生命的思考空间，使人们再没耐性彷徨、沉思，于是变得愈发惮于面对，或是选择性地遗忘。塞内加说，我们真正生活过的那段生命仅仅是一小部分，其余的部分不能算是生命，仅仅是时间而已。于是，这本小书更像一场机缘，使人在行色匆匆的日子里停下脚步，随着作者，去思考自己的存在，去寻找将时间提炼成生命的诗意方式。

《彷徨的娜拉》是写在中年的“往事与随想”。形似“彷徨”，实发“不惑”之言。这也是一本女性之书，承袭了作者第一本散文集《狂欢的女神》的精神走向。在一九二七年版的《地粮》再版序言中，纪德坦言：“在临死前能亲见自己始终贯彻一己主张的那些人，我愿有人能把他们的名字例举出来，我将在他们的身旁占一席之地。”十年岁月，“变易”自不必说，从大洋彼岸东渡至香港清水湾，游刃于东西文化、中英语言，徘徊在母亲、妻子、女儿与学者、师者之间；但“变易”却总由“不易”牵着，那便是作者独到的女性主体视角，是对自我、对女性、对文学、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洞见与悲悯。“不易”的正是要在自身克服时代的勇气，而这，却也是彷徨的根由。

“娜拉走后怎样”一句原本出自一九二三年末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题目，鲁迅认为，迫于经济的压力，“娜拉们”很有可能最终回归“安乐窝”，或是“堕落”。刘剑梅追随鲁迅的叩问，而走向更深邃的心理层面，这一问便是十年。《狂欢的女神》中散文诗般的叙述已将那位初为人母，每天都“挣扎于孩子与事业之间战争”的女性知识分子那“碎片化”的日常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正如作者所说：“这些解放了的妇女，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解放的那一刻，自己的肩上突然在家庭的重担之外，又多了一副社会重担，个个成了‘双肩挑’，甚至‘多肩挑’……怀孕、生产时身体的变形与剧痛都还是暂时的，每日反反复复对孩子琐碎的照顾与工作中的焦虑，才真正难以对付。”作者真切地体认到女性学者所经历的生活困境与心灵困境，那是来自四座“大山”的倾轧—养育子女、学术研究、教学工作与行政工作—于是她继续思索道：“经历了这一切，才明白解放也有解放的难题，才想到任何一种漂亮的理念、主义都有两面性。”（《抱着娃娃到香港》）这绝非抱怨，也并非无奈之辞，而是作为女性主体，该如何保持一份清醒与澄明，如何倾诉，如何呐喊。如果说《狂欢的女神》是“呐喊”，那么将第二本散文集视作“彷徨”则并不唐突。韶华十载，初为人母的女性学者已是两位可爱孩子的母亲，双语著作颇丰，且在学界均不同凡响，表面上看，真乃“人生赢家”。然而，个中辛酸滋味，知音者一看便了然。四座大山依旧岿巍，新的矛盾层出不穷，坚强的却是一颗尽责尽善尽慧之心，是打不垮、盗不走的女性内在的韧性与力量。可是，十年后，当作者返还故里，却正撞见了鲁迅当年所目睹的“萧索”之景。那是与外在繁华极不相称的内心贫瘠与空虚。“现在，有一部分职业女性，原本是有工作的，可是尝到了‘双肩挑’的苦头之后，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让自己回归家庭，享受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而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男人，赚了足够的钱，不仅愿意养自己的太太，甚至还要养‘二奶’和‘三奶’。”于是，作者对鲁迅的问题进一步发问，“难道回家就能够解决女性的生存困境吗？”（《娜拉回家后怎样？》）这一问便问到根本。中国二十世纪历经数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到了今天，是否为女性主体带来了内在“质”的变化？观察今时今日的女性心灵景观，这场运动竟演变为女性意识的大倒退。然而，作者并未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横加裁断，生活本身便是困境，只能以大悲悯之眼作冷观与见证，她说道，“这次短暂回京，听到许多‘烟花女子’的故事……我并没有如同一些朋友那样，立即给予道德裁判，只觉得无是无非，无善无恶，不过是一种新的生存状态而已。世界虽大，这些女子找不到别的生存位置，只能靠自己的青春妙龄做些谋生，我们无力相助，还能说什么呢？”但悲悯绝非姑息，作者将这些女子视作“茶花女”的“伪形”，从文学、文化维度进行深刻精彩地剖析。

辑二与辑三，前者探讨诗意的存在方式，后者反思文学研究现状，其中，《回归文学》一篇，读来发人深省，也令人动容，当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点不再是文学本身，而热衷于以光怪陆离的理论设置一个个“语障”，那么又如何能进入真问题，进行真研究呢？此两部分可谓情思兼怀，诗趣盎然，恰可证明本书虽可谓一本“女性之书”，但“女性”二字指涉的乃是作者视角，而非对读者的选定。辑二是包纳理想人格的“意群”，它为一切现实中的“非功利”“无目的”却又神合内在生命质量的“大目的”辩诬，为一切已经远去，或者正在远去的人性至善至美奏响精神挽歌。这些理想的精神状态可以是稚气未脱的儿子对“原始”的、未经机器改造之自然本性的天然向往，可以是电影《空房间》中那个拒绝做空间奴隶、“大隐隐于朝市”的都市隐形人的隐喻，或者是与喧嚣的文明世界拉开距离的“树上的男爵”的迷人姿态，也可以存在于伊朗电影《小鞋子》中那对相亲相爱的兄妹—阿里和萨拉—天真而洁净的目光中。正如林语堂所言，“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理想的生活该像艺术一样存在。可是“熟悉世故的人们不再回到天真纯朴的境地时，文明就会到处充满困扰，日益退化下去”（《缺乏人生艺术化的时代》）。终归，大多数的理想与现实方枘圆凿，这几乎便是理想的宿命。而理想却因这宿命般的悲剧性而愈发迷人起来。也许，理想的价值正在于它不能被实现，它只是一种能动性。理想在理想的位置上起着作用，释放着“灵晕”，以使内心平静而完整。

如果说《狂欢的女神》尚存青春的困惑，充满对世界的不平之气，到了《彷徨的娜拉》，作者早已“悟”到生活的真相，便是“狂欢只是瞬间，彷徨则是常态”。然而，人生之难，难就难在知命之后仍必须坚定地走，而无从逃遁。于是，在写作的一字一字中，在坐定后的孤独中，作者理解自己，爱自己，也理解了别的孤独的心灵和深藏在其中的人性困境。莫洛亚克曾说：若将幸福分析成基本原子时，亦可见它是由斗争与苦恼形成的，唯此斗争与苦恼永远被希望所挽救而已。重返母语写作，刘剑梅就像回到原岸的奥德修斯，她内心对女性、对文学、对生命、对永恒的虔诚信仰便是浑然天成的希望，她一字一字地书写着女性的生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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