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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窗户:追索启蒙之光

    时间:2020-04-27 07:52:2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这是由南大前身南高师首任校长江谦作词、音乐家李叔同谱曲的南大校歌中一段经典歌词。意指上天开启了教育的恩泽,我们的事业永远无穷无尽;衷心祝愿事业无穷,就像那初生的太阳一样照耀长空。借这段歌词用以总结徐有富先生的学术散文集《南大往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笔者以为再合适不过。

    《南大往事》充分展现了百余年以来一代代南大人献身学术、用理想和信念启蒙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在这部学术散文集里,作者将所述对象大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录的1949年以前曾在国立南京大学(1949年8月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中文系及其前身(主源始自三江师范学堂直至国立中央大学;次源始自汇文书院直至金陵大学;1952年后金大文理并入南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学者,如两江师范学堂时期的监督李瑞清、国立东南大学时期的吴梅、国立中央大学时期的历史系主任朱希祖、柳诒徵以及黄侃等。第二部分,收录的1949年前后曾在国立南京大学(及其前身)中文系任教的先贤前辈,如著名的国学大师胡小石,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竺可桢,著名图书馆学家、文献学家施廷镛以及著名学者孙望等老教授。第三部分收录的主要是自1976年之后曾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程千帆、卞孝萱以及周勋初等著名学者。此外,还有一些曾在南大就读后来成为名家,如金陵大学校友程千帆、沈祖棻,以及国立中央大学校友钱玄等,其人其事也被选入。本文拟从“立志报国与重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以及“强调文献基础与综合研究视野的培养”三个方面予以解读。

    一、立志报国与重视学科建设

    自三江师范学堂草创以来,立志报国就一直被学校置于教育的核心位置。李瑞清等人興办教育之初,便深知人才培养对民族命运乃至国家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曾在《与伍仲文书》一文中写道:“救社会,舍教育外,更无他法。惟一二英杰投身教育,不但不可有福贵思想,即名誉思想亦不可有。当如老牧师,除救世外,无他思想。”① 由此可见,这种教育报国的理念,早已深植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中。比如早年曾就读于金陵大学的图书学家以及目录学家李小缘,他在金陵大学(金大为南大次源)读书时,老师就对他说:“国家的疆土在清晚期百年间丧失大片,这是国耻国辱,你能为国土不再丧失甚至收回或公平合理划界做贡献吗?”李小缘毕业后曾负笈美国,他学成之后并没有留下,而是选择回国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系,并且培养出了钱存训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可见这种爱国教育对当时的学子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不仅如此,当我们品读沈祖棻笔下的《涉江词》② 时,也会被词人笔下的爱国胸襟以及家国情怀深深触动。再比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国立中央大学学子们率先发起的“五二〇反饥饿”等运动,对腐朽的国民政府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震撼和触动,这亦是南大学子爱国壮举的深刻体现。事实上,这种百余年来锻造的南大爱国传统经传承演变,一直延续至今。

    除了树立立志报国意识,南大及其前身历来重视学科建设。早在李瑞清时代,学校不仅注重本土人才的培养,也非常关注对外籍人才的引进,并十分注重学术梯队建设。在学堂创立之初,便首先改变学制,开办优级本科之“公共科”与“分类科”。“公共科”主修人伦道德、群经源流、中国文学、东语、英语、逻辑、算学、体操等通识课程;“分类科”则主要包括理化数学科、农学博物科以及图画手工科等。值得一提的是,学校首创图画手工科,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书画人才,如吕凤子、姜丹书、李健、张大千等著名画家。而这批学生毕业之后,也在全国各地院校开堂授课,培养出潘天寿、丰子恺、李苦禅以及俞剑华等大批书画名家。再如在人才引进以及学科创新方面。1921年9月,陈中凡先生被当时的南大前身国立东南大学聘为国文教授兼系主任,他上任后随即从北大请吴梅先生来东大执教,讲授词曲课程。而吴梅曾长期在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任教,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戏曲人才,也为南大戏剧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再如1976年以后,考虑到当时南大中文系两古专业(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发展所面临的实际困境,时任南大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教授受匡亚明校长委托,亲赴武汉请来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并由此开启南大中文系古代专业新篇章。

    二、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

    重视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新,是作者在《南大往事》中梳理南大中文系学术传统的第二个层面。作者先列举了黄侃先生治学一些轶事。黄侃嗜书如命,其购书即为教学和研究服务。如其所言:“买书备种类供所寻者,上也;於所专讨书多致精本供校勘,亦不得已也。”除此之外,黄侃强调从目录学入手,“搜集正史参考书目略备,遂治全史。行可来,以正史参考书目尚有未备,取去代为补苴”,而其将对原著的品读,视为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基础。其弟子陆宗达后来在回忆文字中写道:“季刚先生指导我研治《说文》,他的办法很独特:首先要点三遍《说文段注》,他说:‘一不要求全点对,二不要求都读懂,三不要求全记住。’头一部规定两个月时间,点完了,他看也不看,也不回答问题,搁在一边,让我再买一部来点。这样经过自己钻研、比较、体会,三遍下来,理解加深了,有些开始不懂的问题也豁然明白了。”③ 这种治学方法,后来也被沿袭下来。此外,黄侃还强调博览与精读相结合,狠抓学生科研每一个环节,并在这个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

    程千帆先生任教南大后,他在指导研究生方面十分注意传授治学之法。徐有富回忆道:“我们入学后的第三天,他(指程千帆)送给我们每人一摞卡片,专门同我们谈了治学方法问题。为了培养我们获取知识的能力,程千帆先生除校雠学外,还开了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程,他特地向南京师范大学赵国璋教授讨了三本《语文工具书使用法》送给我们。程先生治学是从目录学入手的,所以他也要求我们钻研目录学。校雠学的课程论文就是让我们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写篇心得体会。……程先生培养学生的经验之一就是不断地施加友善的压力,交给他们一些经过努力能够完成的教学与科研任务。”④ 正是程先生这种言传身教,才使得程门弟子自觉将学术视为生命,并在实际教学与科研中不断开拓进取。这也是南大两古专业始终保持着国内领先水平的根本所在。

    散文集里还总结了柳诒徵先生在教学方法上的独特之处。他十分注重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强调要精读原著。其教学方法总结为:“以阅读《二十四史》《九通》《资治通鉴》《历代纪事本末》等书为本,例如教授两汉历史,则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等为基本参考材料,其中则出若干题目,令学生选择其一,就指定参考资料加以阅读,选出基本材料,然后再参考其他材料,加以组织成篇,由柳先生加批注,指出问题所在。虽一字一句,亦不法国,数经修改,择其优者,选入该校出版的《史地学报》,以资鼓励。”⑤ 立足于原著,但不限于原著,还兼顾他家学术优长,这样经过比对兼听则明。正是经过如此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才能够培养出胡焕庸、郑鸖声、赵万里等一大批杰出史学家。

    在《陈中凡与南京大学戏剧专业》一文里,陈先生在指导戏剧史研究生时,首先要求从看戏唱戏入手,并经常带着研究生去观摩各个剧种演出,从传统戏剧到现代戏,进而写出鼓励推陈出新的剧评。在他主持下,还恢复了吴梅戏曲教学的传统。比如从1957年春季开始,南大中文系就给研究生开设了昆曲课。尽管中间也出现过波折,但由于陈老的坚持,“南大中文系的昆曲课没有断掉。中凡师经常教导我们,研究古典戏剧,要弄清历史背景,要吃透文学剧本,还要重视剧场艺术”⑥。正是在这种多元化培养模式下,南大培育了吴新雷、王永健、姚柯夫、董健等一批戏剧史研究的专门人才。

    三、强调文献基础与综合研究视野的培養

    某种程度上,对文献学的把握也被视为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关键。程千帆先生早年曾先后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开过校雠学(也即文献学)课程,后来由于教学改革而被取消。但正如“程先生在《校雠广义叙录》一文中坦言:‘一九七八年,我重新出来工作,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考虑到如果要他们将来能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则校雠学的知识和训练对他们仍然是必要的。’于是又重新开了校雠学。这门课程本来是为他的三名研究生开的,但是系里系外,校内校外不少研究生与中青年教师都来旁听,教室里总是坐的满满的”⑦。从座无虚席可看出程千帆《校雠学》课程受欢迎程度。也正是在程千帆等一批学者的坚持下,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普遍开设了古典文献学课程。程先生还和他的弟子们一起,花了近十年心血合著了140万字的《校雠广义》,该书至今仍被部分院校作为研究生教学必备教材。

    不仅如此,针对“目前学术界分工过细,文、史、哲泾渭分明,各学科内部还分成许多条条块块”⑧ 的现状,如何打破研究中的壁垒,开展综合研究,也是徐有富在书中想要传递的又一重要信息。为此,南大中文系的周勋初先生根据我国文史不分的学术传统,而主张综合研究。在他看来:“无论是文、史、哲方面的新见,抑或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一些实际知识,都可以兼收并蓄,融合渗透。后来我把个人坚持的这一治学特点称之为综合研究。综合研究,锐意进取,这是我的终生追求。……屈原的《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文史探微》《文史知新》《诗仙李白之谜》《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均为综合研究的实例。”⑨ 进而言之,只有具备宽广的学术视野,才不至于在做学问的路上固步自封,才能够将学问真正做到融会贯通。

    周勋初先生坚持综合研究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古代文学以及古典文献学,而且对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中国哲学、中国近代历史的学者,同样深具启发及指导意义。一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之间处于一种互不搭理以及各自为政的境地,如何将二者之间进一步关系理顺,陈寅恪先生早年提出的“诗史互证”学术思想便是一种打通文学与历史之间藩篱的创举。而且就文学研究本身而言,也需要我们对与之相关的历史、人文以及风土民俗等多方面进行一种综合考察。

    四、小结

    总体而言,徐有富先生的《南大往事》通过对南大(及其前身)中文系前辈学者的教学科研活动回顾,从多个层面展现了南大中文系的启蒙精神与悠久的人文学术传统,而这种传统精神的积淀凝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诸多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及身体力行:首先是立足于立志报国基础上对学科建设的高度重视,其次是在培养学生模式方面的多元探索,此外非常注重对具有综合性学术视野的专门人才培养等。阅读《南大往事》,不仅是品评一本具有人文精神积淀的好书,更是一次与先哲对话令人身心愉悦的精神之旅。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启蒙与文学思潮的双向互动”(项目编号:16JJD750019)中期成果;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13ZWA001)中期成果。]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⑧ 徐有富:《南大往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216—221、4—5、123—126、8—9、9页。

    ② 沈祖棻著,陈仿粦编:《涉江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⑨ 周勋初:《周勋初文集·前言》,载《周勋初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袁文卓,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责任编辑 庄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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