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官场小说新境界
时间：2020-05-08 07:58: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不侧重写“场”，侧重写“官”，即场中人物。我更关注的是这一“场”里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情感和思想。
傅小平：到目前为止你的创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还是学界所谓的“新官场小说”系列。无论传统还是当前，写官场的小说并不鲜见，比如晚清、民国以来的谴责小说，比如当下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作家写的反腐小说。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你怎么看待自己在这方面的创作？
杨少衡：我近几年写的中篇小说几乎都以官员为主人公，这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熟悉领域有关。我对晚清《官场现形记》等小说挺喜欢，印象最深的是其嘲讽描绘。你提到的当下几位作家的主要作品我都读过，他们对我确有影响。我觉得他们把一个读者愿意了解的领域展现给读者了，我可以跟他们做同一件事，同时应当也可以写得与他们有所不同。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注目点是人物，这一场合里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情感和思想。这一领域故事可以有多种侧重，你可以侧重于“场”，也可以侧重其“官”，即场中人物。我可能比较倾向于后者，因此曾自称不是写官场，是写官员。我试图把这里边的人物写得真切可感，不流于概念和脸谱化。这与其他作家处理其他领域人物时面对的情况没有太大区别。同样写农民工，你可以写得有如模子倒的，也可以写得自有个性。
傅小平：总体看来，你写多数官场中人，都写出了他们鲜活的个性。在你的新官场小说系列中，学界普遍认为《林老板的枪》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也是你的小说中被谈论得最多的。可否谈谈这部小说写作的缘起及过程。
杨少衡：《林老板的枪》缘于我的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该朋友到县里当书记，到任之初恰逢春节，县里一位农民企业家派人送来红包，包有一万元。该朋友为人严谨，即婉拒，让来人把红包取回。隔日，县里宴请企业界名流，那位企业家在敬酒时表示不满，称书记不给面子，时人已半醉。后忽然不见人，不久有冲锋枪声自院后空地砰砰响起。座中人偷偷告诉他，那企业主颇好武，曾当众从一麻袋里拖出一把冲锋枪。我这位朋友把故事告诉我，我觉得有东西，透过时下基层官员与私营企业主间的关联与互动，可以表现人物，也能感觉权力结构的某种变化，因此写了该小说。
傅小平：看来你小说写得戏剧性，也是因为生活本身就充满戏剧性。《尼古丁》这篇小说也显得比较特别，感觉你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某种困惑。
杨少衡：《尼古丁》写作中的困惑，主要是自己情感取向的矛盾。这小说的两个人物都很執着，一个看住一片红树林，一个看住一个围海项目。我力图尽量设身处地为他们各自着想，表达各自的道理，结果让自己左右为难，难以取舍。最后主人公之一葬身大海，另一个泪流满面。理智上我要红树林，感情上则偏向那位死者。这可能就是你感觉到的作者的困惑。
傅小平：从我最直观的阅读看，你的小说叙述有三个独特的地方，一是叙述视角的把握，在《钓鱼过程》中，你让小说主人公现身说法，类似的小说你大多使用全知视角叙述；二是你善于使用意象，比如枪、比如钓鱼、比如尼古丁等，让人过目难忘；三是你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有自己的人生哲学，这很符合官场中人的特点。你的优长之处在于能抓住其中一两句格言，就让一个人物的形象呼之欲出。不妨可以结合这些特点，谈谈你一般是怎么构思人物？
杨少衡：我写小说时喜欢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讲述者，我要把某个故事某个人物告诉你，我得设法讲得有趣，让你能跟着我走，听下去。我倾向于用这种叙述视角来完成小说，这种角度让我感觉比较自由，这是一种个人习惯和偏好。我也很喜欢读其他视角写作的小说，但是自己一用就觉得不顺手，踩不到点，所以到头来总是还走自己的老路。我觉得一个合适的意象确实有特殊作用，能有助于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也揭示和丰富作品中的人物。我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叫《金粉》，构思时比较混杂，想装入一些东西，把自己印象中的几个人物的相关片段组合在一起，但是总觉得乱，不知道从何入手。后来想起我的家乡一句俗语，叫“粉得擦在脸上”，忽然就觉得有了。我把这句话反向改造了一下，叫“有时候就得把粉擦在屁股上”。为什么这么讲，什么道理？叙述和故事从此展开，感觉很顺手。我体会，有时小说构思的要点是找一个叙述角度，或者一句话，或者一个意向，找到它小说就呼之欲出了。
傅小平：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获得写作素材不是多大的问题。但当下确实有很多作家陷入缺乏写作素材的困境中。照一些批评家的说法，就是从前不成问题的“写什么”的问题，现在成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作为一个侧重从日常生活经验切入写作的作家，对此，你有何感触？
杨少衡：我觉得作家生活经验同化的情况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但是似乎不必太介意。这些人不行了，会有另一些人出来。这大概是一种机制、一种自然规则。批评家谈到的“写什么”问题，似乎更多的像是一种警告。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感到每个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前之后都有各自的生活，他们之所以写作与其生活经历有关，同样的生活体验也能有不同的感受和表达。如果说某一些作家表现苍白贫乏，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他们还没有充分领悟自己的生活，不知道其中什么可以表现，怎么表现，没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这方面我有体会。我有二十余年的机关工作经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我所经历的所谓文山会海迎来送往没有什么意义，是一种无法表现的生活。到了一定的时候，忽然明白了，其实这也是财富。我写过一个中篇叫《秘书长》，写一个机关“老秘”在官场规则里游刃有余，这人在会议室里翻开笔记本认真记录，做一副异常虔诚悉心聆听领导重要讲话之状，其实是在本上胡乱涂抹，写他的所谓格言或做对联。以前让我觉得十分乏味的一些机关景象在小说里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所谓“处处有生活”自有其道理，你经历的东西都是你的财富，主要是怎么发现它的价值。
傅小平：曾听过作家毕飞宇的一次讲座。他提到影响自己写作的三个因素：经验、情感、愿望。这个提法以我看有些道理。经验对你来说恐怕不是问题。写作通常需要一个情感上的诱因，在你的写作中是怎么体现的？
杨少衡：写作真是需要情感诱因，有时候一个小说就是因为你被一个什么东西突然打动，然后就有了。前几年，我有一个中篇发在《收获》，叫《猴有一个梦想》，写一个机关中层干部为了谋求前途误杀情妇并分尸抛尸事件。小说取材于我省发生的一个真实案件，但是知道该故事后并没有让我产生写作的冲动，看到案件报道时没太当回事，因为时下报刊里不乏类似东西，浏览时多半只满足于猎奇。后来我参加一次同学聚会，遇到一位当交警官员的老同学，酒席间老同学讲起该分尸抛尸案，绘声绘色，说案犯的心理素质超乎常人，杀人后竟然细致分尸，每一个尸块都用牛皮纸仔细包好，用绳子系上，包装得每一个棱角笔直，系绳也是横平竖直，弄得一大包尸块有如艺术品，然后才开车抛尸。有一农民在高速公路下拾得一包，以为是什么宝贝，匆忙抱回家中。等等。该同学的描绘一下子把我打动了，忽然就很感慨，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意，要探究一下这个人的生活和心灵状况，于是就写了那个小说。我在写作时表达意愿的感觉比较强烈，我把它叫做“想法”，我觉得它是小说的眼，点出来了，小说才能活。如上述那篇小说，我想表达的是人的理想应当有别于猴子的理想，人性不能沦于兽性。
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官员，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很少有谁总是一帆风顺。他们在不顺时讲的话尤其真切，特别让人回味。
傅小平：就我的阅读所及，类似写官场的小说，读到结局大多都能让人感受到正义战胜邪恶的快感。读者藉此在沉重的现实之外，体味着想象性的慰藉。读你的小说却不是这样，给人更多人生无常的痛感。你小说中的主人公似乎都在逼近个人政治生涯巅峰的时候，突然转入人生的低谷，要么功亏一篑，要么意外死亡。这样的情节设计，应该比较贴近你的观察，并且传达出你对人生的某种看法吧。
杨少衡：我觉得自己比较倾向于用温和的方式接近生活，笔调也总想轻松一些，似乎没想让笔下人物过得那般沉重。但是你一说起，回想一下，果然不错，笔下有不少人物结局于痛苦。怎么会这样？自我分析一下，这可能因为如前所述，我的重点在人物。任何人脱不了生老病死，再怎么高官显贵，在这一基本点上与他人无异。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官员，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很少有谁总是一帆风顺。有的前揚后抑，有的前抑后扬。他们顺的时候和不顺的时候说的话往往很不一样，不顺时讲得尤其真切，特别让人回味。这种感受可能不自觉地影响了我的写作，所以才会让你有那样的感觉。
傅小平：写所谓官场小说通常会面对一个难题。强化了批判立场，往往会弱化了艺术品质。开掘人的复杂性，过于注重小说的艺术品质，带来的另一个负面效应，是弱化了批判立场。有人对你在艺术品质上的追求做出了肯定，对你弱化批判立场的倾向则表示了担忧，你自己怎么看？
杨少衡：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的作品涉及了不少社会现实内容，其中也有针砭，但是多点到为止，没有着力强化。去年我写过一个中篇叫《祝愿你幸福平安》，里边有个因腐败案终被判刑十年的基层官员。这本是一个反腐题材小说，我绕开了，换一个位置，从该官员的妻子角度去写，写她的一种恐惧，对其丈夫是否真的涉嫌贪污和情色的恐惧。我自己觉得是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表现角度，却有朋友批评，说我弱化了应有的批判立场。我想朋友的看法不无道理，如此选择可能因为我自身的局限。每一个作家都有其局限，与其生活经历学识认知都有关系。我觉得我的局限并不妨碍我在一个范围里尽量发挥，努力写好一点。我感到这个空间依然很大。批判立场强的有好作品，也可能写得很一般，同样，注重另一侧面的也可能写出好作品，也可能写得很一般。不管哪一类，都能争取写得好一点。
傅小平：前些年，学界有过一种说法，说你制造了杨少衡现象。这个所谓现象大概有两层意思。你推出了新官场小说，并理所当然地成了其中的代表作家；另一方面，你置身官场又能跳出官场。在当下流行的“官员写作”中独辟蹊径，写出了“官场小说”的新境界。在这方面你有什么独到的心得体会？
杨少衡：我举自己的一个作品为例：今年初我在《收获》发了一个中篇《俄罗斯套娃》，写一个被边缘化的机关官员参加团组访问俄罗斯之前，因朋友关系卷入一起腐败案件，使他的俄罗斯之行分外痛苦。该小说素材得自两个方面，一是去年6月我参加北京文学杂志社组织的作家团组到俄罗斯去了十余日，感受其风光、现状，也领略了俄罗斯小偷的厉害。第二方面是几年前的一个经历：我的一位朋友被举受贿，另一朋友得知消息，要我设法予以提醒劝导。我把这两件事组合成一个小说。举这个例子想表明我写这类小说的心得，一是正面触及。对官员受贿、暗箱动作、小圈子非组织活动等问题，不可能回避，写这个领域总是得碰。二是把握分寸。这小说不以办案过程为主线，而以人物为主要视点。也不把人物漫画化极端化，从其复杂性方面加以把握。三是表达意愿。小说有一句话叫做：“阳光是个啥？”我从心里盼望阳光普照，我相信很多人与我一样有此诉求。不敢说这是我写作时的独到心得，讲到的都是些老生常谈。
傅小平：你走过了几十年的创作路程，写过各种各样的小说作品。出了新官场小说系列之外，其实还写了不少别的类型的小说，可否说说新官场小说系列之外的杨少衡，可以让读者对你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杨少衡：我在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写“伤痕”，对刚刚结束的“文革”加以记录和表现。那几乎是我们那一辈人共同的起步。后来我在小说中涉及的题材范围比较广，写过农村题材作品、城市青年情感生活类作品，对当下社会状况有比较大的兴趣。例如写过改革、经济建设、阶层沟通、教育问题，代沟等等。新世纪以来，我写的主要是官员，因为觉得相比而言，别的方面我很难写到他人已经达到的高度，这一块我比较有把握，因为其他作家很难有我这样的经历，有我这样经历同时又具创作实力的官员也还不多，所以我写。除了写官员，近年我还有一些知青生活的小说，那一段生活已经过去近四十年，如今回味，别有一种感觉，我写了五、六个这种题材的短篇小说，散发于各种刊物，自己觉得颇具美感，但是很少有人注意。我是在工作之余写小说的，至今大约有三百余万字作品，出了十本书。其中有五本中短篇小说集，三部长篇小说，另有两部在我的作品中属于另类，一是2000年在山东明天出版社出了本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叫《危险的旅途》，约十五万字，写一个初中学生从云南边境到黑龙江的游历历险，我自认为有些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味道。还有一本是长篇报告文学《天河之旗》，写六位援藏干部故事，出版于2004年，约二十万字。我因当年工作关系，与这批援藏干部有特殊机缘，所以写他们，我自认为小说家写报告文学别有特点，尤重人物和细节，比较可读。这当然只是敝帚自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