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时间：2020-08-23 07:56: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傅斯年为传统史学寻找新材料、新方法和保护本国历史文化，组织成立了诸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等机构，推动考古工作的进行，培养考古学人才，并形成了关于考古学实践和研究的理论认识，在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发展中功不可没。
关键词：傅斯年;考古学;发展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出身于山东聊城傅氏家族。他思想进步走在时代前列。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傅斯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开明的思想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为他日后引导考古学在中国发展提供了精神来源。1920年初傅斯年赴英、德留学。归国之后，他开始组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下文简称史语所），并亲任所长[1]，倡导在史语所成立考古组，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发展紧密联系。本文查阅相关文献，旨在试述傅斯年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独特作用。
1 注重考古学的原因
1.1 为传统史学寻找新材料
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人，傅斯年利用考古学寻找新材料，解决老问题，谋求新出路，是他注重并支持考古学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傅斯年曾对历史研究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他说：“……動手动脚的干，我是说发掘和旅行……”[2]，这种自觉为历史学解决问题的意识，推动了他积极支持考古工作。此外，20世纪初“古史辩派”兴起，史学界在中国古史研究中产生了分歧。傅斯年对此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夏商古史是历史兴亡后的产物，依靠这种残留的古史来研究问题不仅不能得到历史的真面目，还会陷入泥潭，不可自拔[3]。传统文献材料确实不能完全解决古史研究的争端，国外兴起的考古学让傅斯年看到了利用地下实物回答历史问题的希望。
1.2 外国势力掠夺中国文化资源的刺激
20世纪前期，帝国主义国家借科学研究之名，疯狂劫掠中国文物。对此，傅斯年非常痛心。他在史语所成立时表达了“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4]的愤慨。为了保护中国文物，保留中国文化研究话语权，傅斯年找到了考古学这个具有实践意义的科学方法。
1.3 传统金石学的缺陷
中国学者以青铜器、碑刻等古器物作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历史悠久。随着时代的发展，金石学无法满足现代学术精细化的研究。金石学通常是研究单个物品，缺乏出土环境，无法建立完整的文化序列，其研究的“古董”甚至有可能系伪制，无力回答诸多历史疑惑。鉴于此，傅斯年为开辟中国古物研究新路，大力推动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
2 推动考古学发展的具体做法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对考古工作做了计划：“首先，考古工作应以安阳为中心，逐次发掘燕赵故地;其次，以洛阳为起点，向西到中亚各地开展工作，并且要在重要的地方设立工作站。”工作规划明确之后，史语所的考古工作逐渐展开。
2.1 助力安阳殷墟发掘工作
甲骨文的发现与确认，使傅斯年看到了殷墟的重要地位。在他的提议和倡导下，史语所考古组第一次发掘工作决定在殷墟开展。
当时的中国政局动荡，考古工作缺乏保障，尤其是经费短缺。为保证发掘顺利进行，傅斯年不厌其烦地向中央研究院和民国政府解释原因、申请经费，使殷墟发掘团免除后顾之忧，得以更好地开展工作。为给殷墟发掘团提供适宜的工作环境，傅斯年多次出面调和各方矛盾。1929年底，政治形势较紧张，殷墟工作被迫停止，河南方面拒绝李济、董作宾等人将文物带离河南，并在未受专业考古训练的情况下，派人到殷墟“寻求宝贝”。为解决冲突，傅斯年奔波于北京、南京、开封三地向多方解释说明。除此之外，傅斯年还当众演讲，让大家提出疑问，当场解答，这件事最终圆满解决[5]。后来，傅斯年多次亲自到殷墟发掘现场，以求协调各方、顺利发掘。
在傅斯年的保障下，史语所考古组共进行了13次殷墟发掘工作，取得了诸如西北岗王陵区、小屯宗庙区、后岗三叠层等一系列考古成果。这些工作为研究殷墟提供了大量资料，打开了商王朝尘封的大门，催生了中国本土考古学的出现，使得国际学者对中国文化刮目相看。
2.2 推动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
傅斯年在与吴金鼎通信中得知在山东发现了早于殷墟的龙山文化。为探求这两种古文化的关系，傅斯年积极联系山东方面，拟共同发掘。双方通过协商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傅斯年多次和山东地方交流，为该机构的成立筹措经费、调配人员，甚至当有关部门欲“借”山东古迹研究会的房舍另做他用时，傅斯年更是向山东方面发信要求妥善解决[6]，最终促成了城子崖遗址的发掘。
2.3 提携和培养考古学人才
梁启超先生敏锐地提出考古学在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于是他鼓励次子梁思永赴美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在傅斯年的任用下，梁思永回国后赶赴殷墟，亲历中国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发现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推动了中国古史的探索。
1928年，李济与傅斯年初次谋面，傅斯年便聘请李济为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史语所优越的工作环境使李济的才学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其考古学思想也随考古实践的增长而完善、成熟，最终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夏鼐与考古结缘也离不开傅斯年的引领。夏鼐留学英国攻读考古学之始，其学习方向较偏重中国历史文化，他并不明确这样学习的意义，因而向他在清华大学的导师之一傅斯年写信请教，傅斯年积极地为他解疑。在傅斯年看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势必与外国考古学和文化产生联系，因此他鼓励夏鼐多学习外国文化，尤其是远东地区的民族文化[7]。傅斯年对夏鼐的指导展现了他对中国考古学的深思熟虑，也帮助夏鼐找到了前进方向，助其在考古道路上越行越远，终成一代大家。
3 关于考古学理论的建设
傅斯年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建设也敢为人先，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和理解。
3.1 探索考古学实践理论
20世纪初，“古史辨”派在史学界掀起了古史重建或古史证明的热潮。傅斯年倡导大家利用西方新兴的考古學，到田野里寻找新史据。并适时地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这一口号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改变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曾提出将传世文献与地下实物结合起来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傅斯年的建议则为这种方法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来源。“动手动脚找东西”所蕴含的实践理念，亦是现代中国考古学重视田野操作能力传统形成的源头之一。
3.2 思考考古学研究方法
傅斯年认为考古发掘对象的研究是“整个的问题”，即在考古学研究中，学者仅考虑局部的做法是狭隘的，更要注重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考查。
在殷墟发掘的实际工作中，传统的史学家则只留意甲骨文的发现，比如罗振玉曾亲自来到安阳，经过一番调查，他认为殷墟“宝藏几空”[8]。傅斯年不仅看重甲骨文和青铜器的发现，还强调“殷墟为一整个问题”，无字器物也应受到重视，甚至器物在地下的埋藏、出土情况也十分重要。在傅斯年看来，殷墟发掘并不纯粹是为了挖宝，更重要的是利用殷墟发掘解决商代的历史、文化问题。
傅斯年认为考古器物研究要放到大的时代环境，并与同类器物相比较，这样才会得出此物在当时的实际意义。如果眼光过于局限，很容易考虑偏差而导致研究出现偏差。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下，是极具创新性和预见性的，极大影响了考古学后来的发展。
4 结语
傅斯年面对外国文化入侵和古史争端，在中国倡导发展考古学，并组织成立以史语所考古组为主体的中国自主考古团队。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先后以国家名义进行了安阳殷墟遗址、山东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形成。为中华文明的溯源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中国史学争得了国际地位。正如邓广铭对傅斯年的评价：“中国没有个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9]
参考文献
[1]沈颂金.傅斯年与中国考古学[J].山东社会科学，2000（3）.
[2]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M].合肥：黄山书社，1994.
[3]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5]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6]张书学，李勇慧.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J].近代史资料，1997（91）.
[7]夏鼐，王世民.夏鼐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予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J].清华大学学报，2002（6）.
[8]甘孺.永丰乡人行年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9]邓广铭.邓广铭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