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于伶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于伶（1907-1997），编剧、评论家、电影事业家，原名任锡圭，字禹成，笔名任大加、尤兢，江苏宜兴人。1926年中学毕业后赴苏州第—师范学校求学，参加学生的话剧演出，为其戏剧活动的开始。后进北平大学法学院，参加了“左联”，为剧联领导人之一，并从事戏剧创作和电影评论工作，写出了《腊月二十四》、《夜光杯》、《一袋米》等40多个话剧剧本。抗战期间参与创作话剧《保卫卢沟桥》，独立创作了《血洒晴空——飞将军阎海文》、《满城风雨》、《女儿国》、《大明英烈传》等20余部话剧和广播短剧，其中《夜上海》、《女子公寓》、《花溅泪》在香港、上海摄制成电影。“皖南事变”后，于伶转至香港，为香港播下了话剧的种子。抗战胜利后，于伶回到上海，恢复上海剧艺社，演出了轰动一时的《升官图》等。创作的《无名氏》，由国泰影业公司拍摄成电影，后进入解放区。1949年于伶随解放军渡江南下，参加接管上海的任务，任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文艺处副处长，后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局长，与孟波、郑君里合写电影剧本《聂耳》；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主席、中国戏协上海分会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等职。

万里外的关怀

《花溅泪》1939年首次上演时，于伶写了一篇短文。文章最后有这么一段话：

要是这次演出《花溅泪》能有成就的话，是一群一心地直接间接合作者的心血与精力累积的代价。我自己将以更热情来回敬热情待我者，以更努力来报答努力合作者。为了戏剧，为了爱定了演剧艺术，我愿出生入死地把生命赌在这受难的孤岛戏剧运动里面。

这是于伶在“孤岛”时期心情的真实写照。他曾将这些话写给当时在远方的好友夏衍，也写在《花溅泪》再版的题记中。

当时匆匆写就，他并没有、也无暇去推敲这些话里有什么欠缺。

时隔不久，从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少文那里传来一句话：远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于伶这篇文章，对最后一句话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决心可嘉。但是，“把生命赌在这受难的孤岛戏剧运动里面”这句话，提法不妥，是情绪不健康、政治思想锻炼不足的流露。

刘少文并没有对于伶详细转述周恩来讲这几句话时的背景和前言后语，只是郑重地转达周恩来的期望，希望于伶加强学习和思想锻炼。

于伶紧握住刘少文的手，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

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未作更多思索写下的普通几句话，竟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而且这位领导人远在万里以外的重庆，身负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重任，日理万机，折冲樽俎，眼睛注视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局势，胸中装着亿万人民的命运，案头堆积着千头万绪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将那睿智深邃的眼光，射到敌后“孤岛”一角，抚慰着“孤岛”文化战线上斗士的心田。

于伶当时还没有机会见到这位景仰已久的领导人。他的心情，他自己以为，只能用“感激涕零”四个字，才勉强可以形容。

这是1940年的事。

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仍关注着万里之外一个并非十分出名的文化人；初次见面的彻夜长谈，给予严寒中跋涉者融融的暖意，一个剧本的写作，一件小事的嘱托……寓含着多少的关怀，产生了多少的心灵震撼？

一项未及完成的任务

在于伶60多年的革命通路上，第一次同周恩来的事业开始建立联系，是在1937年春天。

其实，在此之前10年，他就听到过周恩来的名字，而且心仪已久。1933年1月从北平调到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总盟工作后，他从潘汉年、夏衍口中更多地知道了周恩来领导武装斗争、主持锄奸工作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这位担任过中央军委书记的领袖，对于伶来说，似乎熟悉而又陌生，亲近而又遥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政治形势进入新的局面。潘汉年随同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到南京谈判。谈判达成的协议之一，是共产党同意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称号，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个部分，国民党政府则同意发给共产党军队几个旅的武器弹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服装问题。红军主力经过10年苦战，万里长征，军服不齐，衣衫褴褛，到冬春之际还穿破旧单衣。西安的张学良曾给陕北送去一大批棉军衣，让红军换装。红军战士和机关干部领到新军衣后，情绪热烈。在高兴的同时，却又都不愿换下红军军服、取下军帽上的红星。那种泪珠滚滚、难分难舍之情，使不少身经百战、炼就铁石心肠的领导干部也为之动容。

周恩来在戎马倥偬中仍保持高瞻远瞩的眼光。他对潘汉年说：这种感情是极宝贵的，它体现了红军战士和干部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生死不渝的感情。应该将它们记录下来，作为珍贵的革命资料，教育后代。最好的办法，是请上海地下党从电影界选派一位同志带摄影师赶快去陕北，将这些感人场面摄入镜头，再拍些红军生活，甚至还可以补拍些长征的片断场面。

这项任务，落到于伶肩上，他既感到意外，又禁不住万分激动。

周恩来指定要带一位好的摄影师。于伶想来想去，只有周达民合适。周达民是左翼剧联的盟员，政治上可靠，曾先后为蔡楚生拍过好几部影片，摄影技术是第一流的。

于伶去找蔡楚生商量，蔡楚生一听，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达民一定能拍好的。”但是随即又皱了眉头，周达民正在拍《王老五》，脱不开身。最后商定，一等拍完，就立即让周达民随于伶启程。

不料《王老五》尚未停机，抗战的炮声响了。大家都投身抗日高潮中，去陕北拍纪录片的事就搁下来。四五年之后，才由延安摄影团完成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那部纪录片由袁牧之带到莫斯科去制拷贝，以便能送到边区和大后方放映。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拷贝不仅未能制成，连底片也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全部遗失，至今没有下落，看来是永远难以补偿了。

多少年来，每次想起这件事，于伶总会涌起一阵歉疚。那年如果催得紧些，请蔡楚生快点拍完《王老五》，周达民和他就可能在卢沟桥事变之前赶到陕北，及时拍下周恩来所希望拍摄的历史性镜头，完成那件光荣任务。那些场面，可能袁牧之他们几年后也未必再遇到了，真是遗憾!

信任、挚爱、期望

从那时起的五六年间，于伶时常从别的同志的转达中听到周恩来的声音。仿佛这位领导人并不是远在延安，也不是在武汉或重庆，而是同样在这个大城市的某处石库门楼房里，关注着上海文化战线的斗争和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对他们充满信任和挚爱，对他们寄予期望。周恩来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的密切联系，毕生如一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于伶自己的体会感受是最深切的。

“八一三”抗日炮火纷飞中，周恩来要求上海文艺界尽快组织演剧宣传队，走向华北、西北各个战场和华中、西南大后方，播撒抗日救亡的种子，动员各阶层群众投身抗战洪流。这个决策是富有战略眼光的。周恩来估计到战端一起，上海必难久守，迅速从这个全国文化中心向广阔的内地输送文艺人才，既免遭损失，又让他们施展才能，对抗战大业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

艰巨繁重的组织重任，由于伶担负。他在连天炮火中夜以继日地奔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13个演戏宣传队一一落实。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奉党中央之命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需要大批干部。上海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拟定了一个包括各方面干部的名单，上报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这份名单中就列有于伶的名字。周恩来看到刘晓报去的方案，对那一大批他熟悉的名字作了通盘考虑，认为凡是可以继续在外面公开活动的同志，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进根据地，去时容易出来难，到需要出来时，色彩红了，也就难于再公开活动了。他具体建议于伶和王任叔先不必去苏北，更适宜去南洋，到爱国华侨中去办报纸，办剧团，开展爱国进步文化工作。周恩来考虑到“皖南事变”后，如果形势继续恶化，也有可能在抗战的同时又爆发内战，到那时，舆论工具都操纵在反动派手中，天天造谣诬蔑，混淆视听，而海外华侨得不到真实消息，听不到共产党的声音，会失望以至伤心的。他电告香港工委，要他们立即派人去上海转达这个意见。于是，潘汉年奉命秘密赶到上海，同刘晓一起修改方案。于伶也奉命很快去香港，等办好护照即去新加坡。

护照没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军几乎席卷东南亚，去南洋的路程断了。香港很快沦陷。于伶随一批爱国人士和文化人脱险来到东江游击区。周恩来根据形势变化，对他们的去向重新考虑。他指示于伶、柏李夫妇和章泯先到桂林暂住，以后待机取道上海进苏北根据地，参加鲁迅艺术学院分院工作。

香港沦陷以后，由于后方经香港到上海的交通也断绝了，一时又去不了苏北。同时，周恩来看到作为战时后方中心的重庆，需要有一个大型话剧团经常演出，以推动戏剧运动。办剧社，于伶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于是，夏衍一个电报，于伶立即赶到重庆报到。

最擅于知人善任的周恩来，从抗战前期的六七年间，正是从于伶的工作和创作中，逐渐认识他、了解他，及时为他安排最需要又最恰当的岗位。尽管一直到于伶来到重庆以后，他们才第一次见面。

曾家岩彻夜长谈

1943年元旦，是于伶近几年来最兴奋的一天。不仅由于这是他离开“孤岛”又辗转香港、桂林的几年离乱后到战时首都度过的第一个新年，更因为这一天他见到了久已敬仰的周恩来。

他随徐冰、夏衍从城里去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那里的新年联欢晚会。那天人很多，大家在艰苦险峻的环境中忙了一年，到联欢会上就暂时摆脱了苦恼郁闷，都显得轻松愉悦。有的合唱，有的扭秧歌，有的跳舞，吃土糖块、花生和延安带来的大红枣，楼上楼下都热热闹闹。

周恩来和邓颖超坐在同志们中间，跟大家有说有笑，就像大家庭中的一个普通的成员，一位慈祥和蔼的家长。

周恩来像老朋友似地跟于伶握手，轻轻摇了两下，说：“我们晚上找个时间谈谈，好吗？”

联欢晚会结束后，周恩来要于伶同车回市区，到了曾家岩“周公馆”，已近深夜。

周恩来请于伶在会客室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于伶同志，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可是我读过你不少剧本。”

于伶脸红了，嗫嚅地说：“那都是不成熟的急就章，剧团等着排演……”

周恩来微微摆摆手：“你们在‘孤岛’坚持演出进步话剧，不容易。三年前我曾经托一位同志带口信，对你的一篇文章提了些意见。”

“是的，”于伶急忙回答：“刘少文同志很快就转告给我了，您批评得很对……”

“谈不上什么批评。”周恩来又摆摆手：“对自己的同志，我就要求得严格些，你不会介意吧?”

“哪里哪里，”于伶又感激又惶恐：“我一直在白区工作，政治修养方面很幼稚……”

周恩来换了个话题，解脱于伶的窘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你读过了吗?《新华日报》上全文发表了。”

“读过了，在桂林读过一遍。”

“读一遍是不够的。这个讲话非常重要。”

“是的，我一定再认真读读。”

于是周恩来详细阐述这个讲话对中国文艺工作者、对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创作和学习方面的重大意义，也介绍了他自己的学习体会。尤其关于知识分子改造思想、转变立场那一段，周恩来结合自己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来讲述思想立场的转变过程，娓娓道来，如话家常。那些话，对于伶来说都很新鲜，闻所未闻，而又讲得那么透彻，那么亲切，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点点滴滴全洒落在心田深处。

周恩来又详细询问了“孤岛”几年来的戏剧运动和文艺运动状况，关注许多留在上海的作家、教授、戏剧家、电影演员的遭遇。他问得那么细致，那么具体，于伶一边回答，一边暗自惊叹：周公对上海文艺界竟如此熟悉，有不少人和事，连他这个在上海住了多少年，而且天天在文艺圈中打滚的人都差点忘记，交不出答案了。

夜正长，话题又回到于伶近几年写的剧作上。他没有想到，周恩来竟能如数家珍地一一评说那些作品的成功与缺陷。话虽不多，却一针见血，又说得委婉体贴，很能体会“孤岛”作者的甘辛。

周恩来说：“你在《女子公寓》里写到一位进步女性要离开上海，到一个‘老远老远、很苦很冷的地方’去，大约就是指陕北了。那样写法很好。”

“在‘孤岛’那样的环境，只能那样含含糊糊地写……”

“我知道我知道。”周恩来打断他的话：“其实，观众一听就明白。”

“是的，每次演出的时候，一到这地方，观众就鼓掌。”

“观众是可爱的。”说着，周恩来望着窗外漆黑而阴冷的夜空，沉默半晌，似乎他的心已经飞越万里关山，飞到他熟悉的、战斗过的上海去了。

山城的冬夜是寒冷的，于伶却感到融融的暖意。一夜长谈，如坐春风。周恩来对于伶既有鼓励，也有批评；既有引导，又有期望。于伶怎么也不曾料到，在他刚刚来到重庆的第二天，在生平第一次见到周公的时候，就获得如此器重。

“没有生活积累怎么写”

从此，于伶成为曾家岩“周公馆”的常客。他的公开身份，是同司徒慧敏、宋之的、金山、章泯一起领导新成立的中国艺术剧社；党内职务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这双重身份，都使他有更多的机会直接聆听周恩来的声音。

“周公馆”是日夜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的。从正门进出，逃不过鹰犬的眼睛。于伶去时，就从长江边的小路穿过小巷，由后门进入“周公馆”，有时一个人去，有时同司徒慧敏两个人去，处险不惊，习以为常。如果碰到文委的徐冰、夏衍、张颖在，同周公、邓大姐一起吃顿饭，那就更有回到家的亲切气氛了。

1943年初夏的一天，于伶接到通知：周公要回延安参加中央的会议，行前约一些戏剧界朋友到天官府郭老住处聚一聚。

每年一到初夏，重庆特有的雾季就快结束。雾季是戏剧界活跃的季节，它虽然给人们带来因潮湿郁闷造成的不适，却也带来安全感。雾季过去，敌人的轰炸就该开始了。频繁不断的空袭，使话剧团正常的演出受到影响。

周恩来正式约大家来商量下一个雾季各个剧团准备演出的剧目。

那天，人到得很齐全。可能是听说周公要回延安，虽然明知是短期的，也都怀着依依惜别的情绪。根据于伶后来追忆，除了主人郭沫若，到会的有夏衍、冯乃超、阳翰笙、徐冰、孙师毅、应云卫、史东山、陈白尘、陈鲤庭、章泯、司徒慧敏、宋之的、张骏祥、金山、张颖，以及他自己。

周恩来先回顾了“皖南事变”前，反动派封闭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三家进步书店在各地开设的上百家分店；“皖南事变”后，一两年内，又禁了270多种戏剧和小说。是郭老的扛鼎之作《屈原》，由冲破压力而崛起的中华剧艺社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轰动了山城和大后方，给重庆的戏剧界带来新的生机。

周恩来那炯炯的目光向大家扫视一眼，接着说：“下一个雾季中，大家准备演出哪些剧目呢?我想知道以后，安心去延安，让延安的同志也高兴高兴。”

到会的人就七嘴八舌地报告了已有的新剧目和正在创作中的题材、剧名和构想，周恩来仔细地边听边思考，也随时插话，提些问题，发表点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且一再声明说是“仅供参考”。

于伶讲了自己在桂林逗留期间就酝酿的一个新戏，是《夜上海》的续篇，剧名《杏花春雨江南》。他介绍了详细构思和分场结构，征求周恩来和在场朋友的意见，看值不值得写？可不可以这样写？

周恩来又向他问了几个具体的问题，就笑着说：“你若是仍旧处在孤岛上海，你当然不可能这样写它；你若是在延安和根据地，你也不会这样写它。但是今天你是在重庆，据我看，你也只能如此着笔，只能这样来处理这个题材了。”

于伶静静地听着，仔细咀嚼周公这几句言简意赅的话，却听得周恩来的声调转为高亢激越：“你剧本里引用的诗：‘遗民泪烬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是宋朝爱国诗人陆游的诗。今天的现实，是沦陷区人民盼望国军反攻，泪眼欲穿。可是，救民众于水火的呼声，是谁充耳不闻，一心制造磨擦！？你应该写，要写好它!”

满座肃然。于伶也沉入无言的激愤中。周公的话，岂只是对一个剧本的意见，竟是领导者的战斗号令了!

史东山打破了沉默：“周公，这个戏，我已经向夏衍讨了差使，我来导演，金山主演，请您批谁。”

周公笑着点头，连声说好。

这一下，空气转为轻松了。郭沫若说：“《杏花春雨江南》，这个剧名好，美，有诗意。”

于伶刚想解释这是一副现成的对句，孙师毅却抢先说了：

“我向各位宣布一个情报：于伶还有个打算，再写一个戏，剧名是同《杏花春雨江南》对着的，叫《骏马秋风塞北》，是根据沙汀的《记贺龙》，写贺龙将军的。”

“老于雄心壮志不小。”有人高声称赞。

周恩来却严肃地摇摇头：

“光有雄心壮志还不成。”他转脸向于伶：“你没有战斗生活的积累，怎么写呢?沙汀的书，只是记下贺老总的几点印象。写书还可以，写剧本，不仅要能深刻理解和熟悉全面的贺老总，还必须深刻理解和熟悉他上下左右的人与事才行。这方面，在座的宋之的倒可以写报告文学，写写我们的几位老总，他到过我们抗战的前线。”

最后这句话，大家都明白。1939年，正是周恩来倡议，重庆一批作家组成一个访问团，到中条山、太行山一带八路军抗日前线访问。宋之的也参加了，写了《长产风景线》，这是最早一篇反映华北敌后农民抗战生活的报告文学。看来，宋之的这篇报告义学和《记钟毅将军》、《记伤兵》那些散文，以及抗战前夕写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都记在周恩来心里了。

没有生活积累，没有深刻理解和熟悉要写的人和事，就不要动笔。于伶一直牢牢地记住周恩来这个教诲，他毅然放弃了《骏马秋风塞北》的写作计划。几个月后，他就同夏衍、宋之的一起合作写《戏剧春秋》。

风云变幻中的叮嘱

20世纪40年代是非凡的10年，大动荡的10年，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人民力量与反人民力量的较量，大是与大非的抉择，都在这10年中见了分晓。

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肩负历史重担，仆仆风尘，呕心沥血。由延安到重庆，由重庆到南京、上海，又从南京回延安，没有安定的时候。他要率领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谈判；他要同民主党派上层人士频繁接触，争取他们的支持；他要关注战场形势，随时揭露蒋介石政府制造磨擦、制造分裂以至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他要通盘考虑大后方和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斗争……在形势瞬息万变、头绪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他还抽空过问进步的文艺运动、话剧运动。他始终没有忽略文艺工作者这一支有特殊战斗功能的队伍。

抗战后期在重庆，只要有新戏上演，只要他在重庆，总要抽空去观看演出，而且直率地表示他的意见。于伶总是亲自为周恩来看戏作妥善的、安全的安排。

抗战刚胜利，国共和谈正在进行，周恩来要于伶尽快束装东下，到上海恢复上海剧艺社，占领话剧舞台，给沦陷区观众带去清新的空气。

国民党政府破坏了抗战胜利后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的局面。1946年秋，上海马思南路的“周公馆”准备撤退了。周恩来亲自找留在上海的同志讨论应变措施，他特别关照于伶要花气力去做团结旧艺人的工作。他自己还去看了越剧《凄凉辽宫月》的演出，对这个为上海老百姓所喜爱、却很少同新文艺工作者接触的地方剧种，寄予无限希望。于伶按周恩来指示，安排了几位同志进入越剧界，帮助袁雪芬和她的伙伴们从事越剧的改革。

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于伶从香港北上，又接到周恩来的命令，同夏衍、潘汉年等战友一道，从北京南下，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跟随陈毅、粟裕率领的大军进入上海。临行时，周恩来再三关照他们进上海后，要亲自登门拜访梅兰芳、周信芳、巴金、沈尹默等一批文化界著名人士，千万不能只是发个通知叫人家来开会。从这一件小事里，于伶体会到周恩来的壮阔襟怀和细致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