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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状元春秋》一文的质疑

    时间:2020-11-22 08:02: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书屋》2008年第11期刊出的张志东《状元春秋》一文,讲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创始及状元的产生、各代许多名状元的奋斗史、轶闻趣事及对现代教育的影响等内容,总的看还是不错的。但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其一,实行科举制度的年数和状元总数

    文章说:“至此,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寿终正寝。”又说:“一个泱泱大国,一千三百余年仅得状元七百余人。”这里说中国科举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是错误的。目今所见的书报刊也都如张志东一样说,其实是都错了。这个习惯的错误说法非常顽固,似乎不如此说就不足以表明中国实行科举制度的历史之悠久似的。其实不然,说中国实行了近一千三百年同样是表明了中国科举制度的久远,不是讲实事求是吗?中国科举制度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寿终正寝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实际为一千二百九十八年,尚差两年不到一千三百年,又哪来的“多”呢?应该说近一千三百年适得其度,为何又非夸说成“一千三百多年”呢?

    该作者认为科举史产生了七百多名状元,实际上,对中国历史上到底曾产生过多少状元,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匮乏,现在各书上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但大致都认同《中国状元全传》(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的说法:“一般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的状元孙伏伽始。从孙伏伽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最后的状元刘春霖,共有状元五百九十二人。此外,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大西国以及太平天国都曾开科取士,也选拔了一批状元。其中,大西国可考的状元一人,太平天国可考的状元十三人。以上都是指的文状元。武状元有姓名可考的,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的薛奕迄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张三甲,计一百六十八人。另外,大西国武状元一人,太平天国武状元二人。总计中国历史上可考的文、武状元共七百七十七人。从开科的次数来看,还有相当一批文、武状元的姓名失传”(见《序》)。在此我还想补充一点的是,2002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武状元》考证说:“本书搜集了自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后一千二百来年间出现的有案可稽的一共二百八十一位状元。其中唐三十八人(包括武制科进士),宋七十八人,金一人,明五十二人,清一百零九人。另外加上大西国一位武状元、太平天国的两位武状元。”(见《序:武闱武状元刍议》十四页)此书不仅否定了《中国状元全传》所说的“遗憾的是,唐朝武状元于史无征,无一人留下姓名”的说法,而且考证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武状元是唐高宗永隆元年(680)的员半千,为山东济南人。这样武状元增出一百一十三人。合前边所说的七百七十七人已达八百九十二人,近九百人。此数字可能是已知中国文武状元数的最多最全面的统计了。

    其二,有关唐代状元任宰相的数字

    文中说:“唐代有姓名可考的状元一百五十五人,位居宰辅之职的仅十一人。”有关唐代状元的人数众说纷纭:萧源锦著《状元史话》(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和莫雁诗、黄明编著的《中国状元谱》(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均记为一百四十一人。车吉心等主编的《中国状元全传》考订为一百四十七人。周亚非编著的《中国历代状元录》(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作一百四十五人。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状元大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确定为一百四十二人。仅有王鸿鹏等编著的《中国历代文状元》(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查证为一百五十五人,但所附位居宰辅之职的状元为十三人,并非十一人。上述各书除周亚非的《中国历代状元录》中附录有唐代位居宰辅之职的仅八人外,其他书均无载。看来张志东所依据的唐代状元数是《中国历代文状元》所记,但位居宰辅之职的状元数也应与之一致,不能有违。

    其三,关于“三元”状元的数字

    文中说:“科举经乡试、会试、殿试均为第一的,被称为‘连中三元’。能有如此殊荣的,一千三百余年间仅十八人。”此处很明显指的是文状元中连中三元的状元,但说“十八人”是被夸大了。上述各书所记的三元状元数基本相同,如周亚非《中国历代状元录·历代“三元”表》所载共十三人。他们是唐代的崔元翰、张又新;宋代的孙何、王曾、宋庠、杨寘、冯京、王岩叟;金代孟宗献;元代王宗哲;明代商辂;清代钱棨、陈继昌(七百六十九页)。《中国历代文状元》(五百五十页)增补出明代的黄观,共十四人,这个数字是准确的。

    其四,说崇绮是“填补空白”的满人第一个状元是错误的

    文中说;“清朝统治者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在科甲取士上,曾采用‘旗不点元’策略,即参加汉文考试的八旗子弟不能进入前三名,状元这个头衔一向为汉人所得。但是,满人崇绮却在清朝主政二百六十多年后,第一个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段话所说的史实有误。首先清政府一开始并非“旗不点元”,而是“旗也点元”,满汉分榜,同科两状元。这就是清朝共举行了一百一十二科的考试,却产生了一百一十四名状元的原因。据《中国状元大典·历代科举年表》介绍,清世祖顺治八年辛巳(1651)3月,定八旗开科考试,6月,礼部议定八旗乡会试录取名额及考试内容等。第二年3月,满、汉两榜同期张挂,始有满、汉两状元。到清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正月,又以满人流于文弱,且仕路途径较广,停止其科考。这样满汉分榜只进行了两科就停止了,但却产生了两名满族人状元。满汉分榜始于清顺治九年(1652)壬辰科,此科汉榜状元邹忠倚(1623-1654),江苏无锡人,未几而逝。同科的满榜状元为麻勒吉(?-1689),他才是满人的第一位状元。其为满洲正黄旗人,中状元后授修撰,后升弘文院学士、刑部侍郎、两江总督、代理广西巡抚等。仕途几起几落,当然是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第二次满汉分榜为清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科,汉榜状元为史大成(1621-1682),浙江宁波人。满榜状元为图尔宸(生卒年不详),曾任修撰、甘肃布政使及陕西巡抚等职。他是满汉分榜的第二位状元,此后满汉分榜被停止。直到崇绮成为满汉合榜的第一位满人状元,这当然已是二百一十年后的1865年之事了。这离清朝入关执政才二百二十一年,根本不是“在清主政二百六十多年后”。崇绮的经历也确如张志东所说,下场可悲。他可称为满汉合榜的第一位满人状元,也是唯一的,但不能称其为“填补空白的第一个满人状元”。因为早在崇绮二百多年前已有两位满人状元,对此已无空白可填。

    其五,状元宰相在历朝非“八十余人”

    文中说:“状元宰相在历朝中有八十余人,但能影响政局的不多。”这个数字是不确切的。《中国历代状元录》的编著者周亚非据二十四史等正史统计,仅六十六人而非“八十余人”。他们是唐代的郭子仪、齐映、李程、李固言、孔纬、孙偓、崔昭玮、陆扆;五代的王溥;宋代的吕蒙正、陈尧叟、王曾、李迪、张观、蔡齐、宋庠、王尧臣、冯京、许将、何、陈诚之、梁克家、卫泾、邹应龙、曾从龙、郑性之、吴潜、留梦炎、文天祥;辽代的张俭、杨佶、王棠、张孝杰;金代的石琚、徒单镒;明代的胡广、陈循、马愉、曹鼐、商辂、彭时、谢迁、费宏、顾鼎臣、李春芳、申时行、朱国祚、黄士俊、周延儒、钱士升、文震孟、魏藻德;清代的傅以渐、吕宫、徐元文、于敏中、庄有恭、梁国治、王杰、戴衢亨、潘世恩、张之万、翁同龢、孙家鼐、徐郙、陆润庠,共六十六人。当然有些书上此数还可能要多些,但并不准确。把一些宰相但并不是状元的人也扩大进去了,这就没有界限了,比如上边提到的《中国历代文状元》就是如此。该书把都不认同的如张九龄、白敏中等都扩大为状元而成状元宰相,因之人数就膨胀了。而《中国历代状元录》则非常严谨,均有出处,有根有据,非常可靠可信。

    其六,洪钧并非惟一出国的状元使者

    文中说:“洪钧是我国历史上惟一担任过出国使者的状元。”此处所说也大有偏颇,与史实不符。洪钧固然奉命出使过俄国、德国、奥国和荷兰四国,但并不能称之为是惟一的。因为在其后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派遣载沣、端方等五大臣赴欧、美、日考察。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中状元的山东潍县人王寿彭也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实业和教育。王寿彭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感中国再也不能闭关锁国、抱残守缺了。因此,考察归来之后,他写成了《考察录》一书,其中有不少改良教育和实业的建议。

    其七,关于明清状元的数字

    文中说:“明清两代共有状元二百零一名。”这句话也值得商榷。现在有关状元的书据我所知出版了不下四十种,我购藏了三十四种。这么多书上说到明清状元的数字几乎都是一致的,因为这有北京东城区成贤街孔庙内存放的明清进士题名碑为其铁证。即明代举行八十八科(因洪武三十年有春夏两榜)有状元八十九名,清代共举行一百一十二科(因为两科分满汉榜状元)有状元一百一十四名,合之共二百零三名而非二百零一名。惟有似乎此文作者依据较多的《中国历代文状元》一书记明代状元有九十一人,如依此两朝状元之数更多,亦不是二百零一名。二百零三名状元是明清两代的准确数字,当不存在争议。

    其八,安徽休宁在清代未出过十三名状元

    文中说:“安徽休宁是古徽州的一个山区小县,但自宋嘉定到清末的六百多年间,本籍和寄籍的状元共有十九人,仅清代一朝就出状元十三人,成为有名的状元县。”这两个数字都被夸大了。上述提到的有关状元的书籍记载清代状元都是一百一十四人,休宁状元仅二人。即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科状元黄轩及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科状元吴锡龄。一个山区小县,在这么短时间内接连出了两名状元就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但绝没有清朝出十三名状元的荣耀。实际上整个清代安徽一省也只有九个状元,除上述两人外,还有歙县人金榜和洪莹、太湖人赵文楷和李振钧、桐城人龙汝言、天长人戴兰芬及寿县人孙家鼐。另据《中国历代文状元》所记,汪绎、汪应铨及毕沅虽注籍江苏常熟和太仓人,又说他们三人的祖籍都是安徽休宁人,即使把他们三人也算上,整个安徽在清代也才十二人,远不到张志东所说休宁县这一山区小县那惊人的十三位状元之数。他还说休宁自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至清末的六百多年间,共出了十九名状元云云,更是没有边了。查上述引述过的书得知,在这段时间整个安徽省宋代有状元两人,即宁固人、1217年中状元的吴潜,当涂人,1259年中状元的周震炎。元代有1327年左榜状元、颖州人李甫。明代有贵池人黄观、无为人邢宽、宣城人沈懋学,还有祖籍江苏潜山而迁居怀宁的刘若宰,整个安徽省才有七人,而休宁县一个也没有。加上前边所说清代的安徽九名状元,总共才十六人,而比那惊人的仅休宁一县就十九人还少三人,而其中真正的休宁人也就是清代的两人。其实这也不是张志东的独创,因为我曾在《光明日报》(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上见到一篇长文,还是一位研究科举制度的学者撰写的,他文中也有这样几句话,张志东文中的这些话似乎就出自他那篇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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