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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帝国到数字帝国主义

    时间:2021-01-20 07:52:4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在19年后,我们重新来审视曾经风靡一时的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帝国》,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19年后,《帝国》中的一些论点已经过时,但他们的一些论断仍然在今天起着作用。尽管今天的帝国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也没有抵挡住新民粹主义的兴起,但是哈特和奈格里的分析仍然具有内在价值,尤其是他们提出的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造成的实质从属。数字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不是人的解放,也不是世界范围内的国与国之间的差距的缩小,相反,资本对人的奴役、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和盘剥随着数字技术的推进被强化,导致了数字帝国主义的兴起。数字帝国主义正在成为今天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今天的数字帝国主义正是19年前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的实现。

    关键词:帝国;数字帝国主义;哈特;奈格里

    一本经典著作,总需要隔一段时间之后来反观它,来重新界定它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2000年,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Empire)上市,在西方左翼学术界中引起了一阵喧嚣。一方面,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和冷战的结束,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进入了一个“冬天”。1《帝国》一书的出现,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帝国的寒冬里的一腔热心,让当时的无产阶级和左翼运动重新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另一方面,《帝国》看到了全球化运动带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宣布民族国家的终结,并让位于全球化的治理的时候,《帝国》也代表了从全球化角度来重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可能性。于是,2000年,《帝国》一上市,便立刻洛阳纸贵。来自各个方面的思想家、评论家(如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走“第三条道路”的中左派、左翼改良派、激进左派等)都在第一时间对这本书做出了回应,批评者有之,斥责者有之,审慎对待者有之,狂热的追捧者有之。总而言之,无论是批评还是称赞,对《帝国》的讨论都成为当年西方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盛事。为了回应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评论,哈特和奈格里先后合作撰写了《诸众》(Multitude)、《大同世界》(Commonwealth)、《宣言》(Declaration)和《集会》(Assembly),这也让二位作者跻身于当代最为重要的左翼思想家的行列。

    然而,在出版近20年之后,回头再审视一下这本曾经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或许我们会有着颇为不同的感受。随着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卷土重来,中东和北非地区因为内战和极端主义的迫害,远离故土来到西方的穆斯林难民群体,在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柏林、斯德哥尔摩等欧洲的街头,我们看到了这些群体的身影,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与墨西哥的边界上,也有大量冒着风险来到美国的中美洲地区的移民群体。但是,与之对应的恰恰是西方的外国人恐惧症(xenophobia)和伊斯兰恐惧症(Islamphobia)的兴起,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和欧洲地区的白人至上主义和雅利安人或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民粹主义的兴起,他们主张美国至上或欧洲至上,要求在难民或移民的地区设立边境墙。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似乎并没有在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出现,相反,曾经被他们摒弃了的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我们必须追问: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论错了吗?难道全球化的帝国已经在新民粹主义和难民潮下变成了一堆瓦砾?显然,问题不能这样简单地来回答,我们需要反过来,重新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原著中梳理出他们的思想脉络和逻辑线索,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重新判断,在《帝国》一书里,哪些论断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情景,哪些判断仍然支配着如今的世界秩序。

    一、帝国:超越民族国家的实体?

    在《帝国》一书中,最令人震撼,也最引人入胜的是哈特和奈格里借用了古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的一个概念——帝国。实际上,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概念,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它之所以被称为帝国,恰恰是因为,这个新的政体形式既不是君主的僭政,也不是元老院的贵族制,更不是平民的民主制。这是一种混合政体的形式,正如卡尔·施米特所说:“混合政体的观念源于古希腊城邦理论,对之影响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乌斯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形式被区分成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因为这三种政体都有好的政体和坏的政体的区分,因为三种政体的国家都有可能‘失去节制’,只有将它们正确地混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最好的政体。”1在波利比乌斯的笔下,这个新的政体就是罗马帝国。波利比乌斯看到,随着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击败了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挑战力量迦太基之后,罗马帝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地方性的王国,也不是某种单一力量的政体,而是综合了权力的各种形式的新型政体:

    波利比乌斯的罗马帝国模式更加坚定地以调节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和体制为基础,并得出结论认为,罗马帝国综合了各种不同的治理形式。波利比乌斯认为,综合君主权力、贵族权力、平民权力的混合政体是最完美的权力形式。2

    显然,波利比乌斯笔下的这种新政体,即罗马帝国代表着政治形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帝国时代。波利比乌斯的帝国是一个完美的政治典范,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帝国,非常近似于中国古代意义上的天下体系。也就是说,罗马帝国并不是以某个单一民族或单一的治理方式作为基础的,在总体上,它綜合了各种治理方式的优势,将它凝结为作为普世标准的政体。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学者赵汀阳曾经指出:“‘天下’要表达的正是关于帝国的一种理想或者说完美概念。”1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哈特和奈格里弃用了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概念,而将之回溯到波利比乌斯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的帝国概念了。在哈特和奈格里的论证中,帝国主义的参照对象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我们十分清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针对希法亭和考茨基而提出的,因为考茨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更加要求超越民族国家的对立,让各大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一个帝国主义同盟,共同对世界工人阶级进行剥削。考茨基说:“尽管帝国主义在原则上要求一个国家的资本家进行反对一切国家的资本家的战争,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每一个大国的帝国主义者都认为自己不得不同一个或几个其他大国的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同他们结成联盟,尽管开始时有些摩擦。”2考茨基和希法亭思考的关键在于,他们认为,走向垄断的资本主义,不仅仅会凝聚国内的生产资源和力量,也会在国际上联合,即在几个重要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联合,也就是说,资本的需要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一个“超帝国主义”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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