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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1965年马来世界对华外交概述

    时间:2021-01-31 07:57: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马来世界主要指的是位于马来群岛的,以马来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在本文中主要探讨的是1949年——1965年马来亚联合邦(以及其后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三个国家同中国的外交关系的演变。在这三个国家对华外交的影响因素中,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族群关系上的考量都是重要的方面,三个国家在这些方面上的相似和相异之处正是影响他们对华外交变化的不同路径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对华政策;马来西亚成立

    马来世界三国在族群和地缘上十分相似,而在冷战前期在意识形态和历史背景影响上的相异,因此马来世界互相之间的政策呈现除了既合作又冲突的特点,而他们各自的对外政策又表现出来了他们某些共同的考虑角度和出发点,但是在具体外交政策上又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1949-1965马来世界三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概述,从而简要的探讨下影响他们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是从哪些方面进行考虑的,而在这些层面上具体的立场和考量的不同又是怎么影响到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对华政策的。

    1 印度尼西亚对华政策

    1、1949-1965年印尼国内政治变化

    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成立共和国。随后,印尼独立统筹委员会批准了共和国宪法,选举苏加诺和哈达担任总统和副总统。大战结束后,荷兰卷土重来,希望重新建立统治,遭到失败,最终于1949年同意印尼独立,次年,印尼共和国重新建立。

    在1958年以前,印尼的政治比较混乱,由于其频繁更换的内阁左右摇摆,而难以形成一套成熟的决策机制,在其中,各方势力都在其中发挥影响,初期主要是亲西方的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之后苏加诺和PNI-PKI逐渐占了优势。1958年指导民主制正式确立下来以后,苏加诺正式拥有了决策的主导权,而由革命战争和镇压叛乱中崛起的军方和强大群众动员能力的共产党互相敌视且有求于苏加诺,于是在玩弄平衡的同时其决策不免会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同时鉴于军方的威胁过大其更倾向于向共产党靠拢,于是表现出靠近社会主义阵营一方的倾向。

    2、1958年之前的印尼对华政策

    新中国建立初期,印尼便承认了新中国,双方互相承认,但是印尼政府对中国十分冷淡,这主要是由于执政的右派势力对印尼共产党“茉莉芬暴动”心有余悸,对共产党十分反感,同时印尼华人的双重国籍让印尼政府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与忠诚程度表示怀疑。这些问题在1953年温和的韦洛波内阁上台后得到了好转,印尼共产党形象的好转和地位的提升也起到了相关的作用,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印尼向中国表达了善意,同年,双方签订了协议,解决了印尼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这种友好关系随着1956年苏加诺访问北京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1959年排华浪潮

    然而,1959年的排华浪潮再次阻碍了印尼对中国关系的发展,这是由于台湾国民党政权对1958年《共同奋斗宣言》叛乱的支持所导致的,印尼人尤其是军方迅速地将其发展为

    一场打破华人在印尼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的一场排华运动。苏加诺同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没收外侨资本,禁止外侨在村镇地区经营零售业,这些更加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但是苏加诺却很有把握中国不会做太过激烈的反应。事实正是如此,除了接回侨民以外,中国政府只是对印尼政府表示了抗议。

    4、1960年——1965年的印尼对华政策

    1960年开始,苏加诺开始制止排华行为,并批准了1955年签订的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协定,这是中国与印尼关系好转的开始,随后1961年陈毅访问雅加达,3个月后苏加诺访问北京,以及刘少奇1964年访问印尼共同把两国关系推向了新高潮。

    苏加诺在排华浪潮中的对中国态度的估计是正确的,新中国政府虽然表示了反对和批评,但是在此期间保持了克制,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避免民族主义带来的冲突。在排华浪潮过去之后,1960年中国政府积极寻求缓和,并且表现了一种愿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华侨利益的妥协态度,淡化华侨问题,将华商与中国利益区分开来,并且积极地谋求获得苏加诺本人的支持,并且利用物质援助为杠杆拉动印尼。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基于新中国的恶劣的外交局势和中国政府的革命外交路线之上的。这种外交理念同印尼的反帝反殖民的外交政策以及新兴力量运动相互契合,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和印尼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和好转。同时对于印尼来说,1962年的收复西伊里安运动和1965年的印马对抗运动也让印尼急需中国的支持,从而在外交上不断向中国进行示好。

    2 菲律宾的对华政策(1949-1965)

    1、菲律宾的国内政治和影响外交决策的主要因素

    1946年7月4日,美国同意菲律宾独立,菲律宾第三共和国建立,采取的是模仿美国的三权分立政体。作为一个前西班牙殖民地,是东南亚唯一一个天主教国家,同时其外交政策上几乎完全追随美国,因此亲美和反共成为了菲律宾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除了外交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外,其对华的外交政策决定还包括其地缘政治方面和族群方面,作为一个东南亚的海洋国家,菲律宾也希望发展在东南亚的地位,因此对于东南亚的地区合作也很热衷,至于族群问题也是影响到它对华关系的重要因素:华人虽然只占菲律宾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但是在菲律宾的经济方面却占据着主导地位,由此导致了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华人控制的商业进行排挤的行为。

    2、菲律宾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整个1949-1965时期,菲律宾对中国大陆的主要政策就是“隔离”,这既是由于其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表现,也是对共产主义势力的恐惧。菲律宾国内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一直威胁到菲律宾政府,而且中国大陆与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力量之间的紧密联系让菲律宾觉得自己处于一种被包围的形势中,这两方面共同导致了菲律宾对中国大陆的敌视,而新中国的革命外交理论更加重了这种敌视。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菲律宾更是没有与中国大陆打交道的任何打算了,在联合国上也支持台湾代表中国席位并谴责新中国的“抗美援朝”行动。

    3 马来西亚(以及马来亚联合邦)对华政策(1957-1965)

    1、马来西亚的成立与马来西亚的国内政治

    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形成了联盟并且和英国共同制定一部宪法草案,承认所有民族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实际上这个协议意谓着马来亚将由马来人治理,华人和印度人经济地位受到保护。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和华人在新加坡取得胜利并渗透进来,也为了利用新加坡经济资源发展马来亚,东古开始考虑马来西亚的成立问题,同时为了抵消新加坡华人的人数优势,决定将沙巴和沙捞越也合并进来来平衡种族比例。于是在1963年9月成立马来西亚。随后由于担心华人的人数优势以及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的威胁,于1965年8月将新加坡踢出马来西亚。同时,随着马来西亚的成立,印尼将其视作为英国新殖民主义的扩张,发动了印马对抗,这极大地影响了马来西亚与邻国间的外交关系以及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

    马来西亚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沿用英国的体制,政府主要由国会最大党或者政治联盟的领袖所产生的总理所领导。而从马来亚联合邦时期到马来西亚成立以后,主要的政策制定便是由巫统领袖东古所主导,同时其与马华公会以及印度人国大党的合作也使其能够协调马来的主要矛盾,英国在马来西亚的传统地位仍在,极大地影响到了马来西亚的政治选择,国内的华人因素是其考虑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

    2、马来西亚(以及马来亚联合邦)的主要对华政策

    从马来亚联合邦时期直到马来西亚成立以后,马来西亚(以及马来亚联合邦)的主要对华政策就是不承认,既不承认中国大陆,也不承认中国台湾国民党政权,同样的这种不承认是马来西亚的中立主义的表现,它为马来西亚的外交带来了灵活性,但是它与英国结盟的措施以及马来西亚成立的反共产主义的目的使中国对其不是特别友善。同时直到1961年,马来亚联合邦一直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虽然之后有所松动,但是而在这之前的西藏问题和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吉隆坡都是持着一种反对中国的态度。随着1963年印马对抗开始以及中国政府明确的表示支持北加里曼丹和马来西亚,新加坡人名寻求民族自决,反对“新殖民主义”,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抗“马来西亚联邦的政治立场”。因此基于这种安全考虑,马来西亚采取了亲西方疏远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4 影响1949-1965马来世界国家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简析

    之所以将马来世界三国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是因为三个国家在地缘上都属于马来群岛,并且都是以广义上的马来族群为主要民族的国家,因此三国有着相似的地缘安全和族群关系上的考虑,而且有过加强联系建立区域合作组织的考虑。虽然三国在地缘和族群上的泛马来主义是影响他们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对于具体的基于地缘安全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国家利益的追求上,各个国家的考量又各有不同。马来世界国家在族群关系,地缘安全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上的考虑深刻地影响到了三国的外交政策,其中也包括了1949年至1965年之间马来世界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影响马来世界国家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中,三国关于族群关系方面的考虑大致差不多。主要考虑的是各国的主体民族与华人之间的关系,独立后的三国都采取过排华的行动,这自然严重影响到了马来世界国家与新中国的关系。除了排华事件,“双重国籍问题”以及马来世界国家政府将各国的共产党活动同华人联系在一起也导致了马来世界国家认为中国想要借助华人扩展势力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新中国抱有警惕之心。这一特点在菲律宾关于华侨逾期未归问题,马来西亚成立过程和“新马分离”过程中对于华人的防范和限制政治权力上,以及印度尼西亚1959年严重的排华浪潮上都深刻的表现了出来。

    在地缘方面,马来世界国家都是群岛国,而且都位于马来群岛,这导致了泛马来主义的兴起和群岛国所存在的中央对地方统治力不足问题,有容易遭受动乱和敌对势力渗透的威胁。这种安全上的考虑放在对华外交上的话就表现在对于中国扩张在东南亚势力的恐惧,这种恐惧感也是使得马来世界国家进行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缘由。但是对华政策中的地缘安全方面的考虑也因各国的具体状况不同而有所不同,其中菲律宾对于中国在地缘安全方面的疑惧最为严重。而对于马来西亚和印尼来说,地缘安全方面的疑惧对两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中倒不占据那么主要的地位。反而两国之间因为马来西亚成立引发的对抗运动有着很浓的地缘安全方面的考虑,而印尼甚至有引进中国作为帮助其在东南亚稳固地缘安全,反对殖民主义的政策。

    如果从族群关系和地缘安全上马来世界国家面临的相似问题来看,似乎马来世界国家应该采取相似的对华态度,然而在1949年到1965年马来世界国家的对华政策却迥然不同。这其中充分表现了在冷战初期受背后大国影响下形成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地位。菲律宾对新中国相当敌视,但是与台湾却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有着密切的联系。马来西亚的对华政策主要内容就是不承认新中国也不承认台湾,这一较为冷淡的外交态度似乎想表达自己在海峡两岸之间的中立性,这和受到英国影响的政治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同样地,印尼的苏加诺政府从1959年排华浪潮中走出,进入了中国和印尼的蜜月期,也正是印尼政府意识形态上左转的结果,也是苏加诺反帝反殖民和新兴力量运动同中国革命外交路线在理念上的契合所带来的结果。

    影响马来世界国家对华外交政策的因素有很多,不同方面的因素又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最为明显的表现在于将华人华侨同本国共产党运动以及新中国的支持联系在一起。在1949年至1965年冷战前期决定马来世界各国对华政策立场的主导性因素是受背后大国影响下形成的意识形态因素,而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的表现则各有不同,菲律宾最担心的是新中国对菲律宾地缘安全上的安全威胁会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入侵,因此极力联合周围势力遏制中国的影响力。而马来西亚担心的是新中国通过以华人为主体的当地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渗透,因此对新中国态度冷淡,专注于遏制国内的华人势力和共产党的发展。对于印尼来说与中国的蜜月是为了获得中国对于收回西伊里安和对抗马来西亚的支持,这正是中国和印尼两国在反帝反殖民上实现第三世界的独立团结这意识形态上目标的一致。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影响马来世界国家对华政策的因素日益复杂化,意识形态对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也没有这么大了,但是通过对隐藏在意识形态背后的族群关系和地缘安全的考察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当今中国实力和国家地位上升,文化影响力扩大,同时又和马来世界国家有着南海问题上的争端,了解马来世界国家对于中国对其地缘安全上的影响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于中国和本国的华人华侨之间关系的态度,对于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合作和争端,是非常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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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周陶沫,《华侨问题的政治漩涡:解析1959年—1962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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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指的是中国政府一度承认国籍确认中的血统原则,这样马来世界的华人华侨就有两个国籍,这让属地国政府怀疑华人华侨的忠诚对象以及中国政府的外交企图。最后以中国政府同印尼签订条约,放弃双重国籍政策,让华人华侨自由选择国籍告终。

    [10]指的是因为中国大陆政权更迭而使得在菲律宾的华侨不能按时回国,菲律宾政府选择将华侨强制遣送出境,最后以台湾接收了部分华侨而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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