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距离、双边外交关系和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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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数据，以不同国家问制度距离和双边外交关系作为切入点，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和双边外交关系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高制度质量的国家中，制度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关系。同时，双边外交关系对于中国向低制度质量国家的投资具有促进作用。此外，两国之间的双边外交关系能够有效地调节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较为亲密的双边外交关系能够弥补两国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研究对于融合制度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以及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制度质量；国际政治关系；跨国投资；走出去

1.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入，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外商直接投资（FDI）也逐渐呈现上升趋势。联合国的世界投资报告表明，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了2.5倍以上，截止到2013年全球FDI已经达到1.45万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在国际投资、技术与知识传播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效地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近些年对外直接投资（OFDI）稳步增长，在2014年已达1029亿美元，使得中国成为净值对外投资主体。因此在中国进人“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新阶段和“一带一路”的新战略背景下，迫切需要对影响对外投资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随着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制度观（Institution-based View）已经与产业观（Industry View）、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共同构成了国际商务战略研究的三个主导方向。制度理论认为，政治、价值观和教育等方面制度的不同，会造成国家之间整体制度环境的迥异。Kostova基于国家与组织的层次提出制度距离（Institutional Distance）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跨国公司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环境差距。国家之间制度环境的差异，即制度距离如何对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已经成为国际商务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比如，鲁明泓对上百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和政府治理的完善能够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积极影响。郭苏文和黄汉民的研究表明，制度距离会负向影响中国的对外投资，其中产权保护距离、贸易自由度距离和财政自由度距离的作用最为明显。同时，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研究表明，国家之间的双边外交关系会通过两国的政治互信增强经济与贸易活动的积极性，并同时降低投资成本。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认为。政治活动是围绕并服务于经济活动的，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不仅是经济利益驱动的行为也是国家政策影响的结果。已有研究认为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尤其是外交关系会有效地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进而减少国家之间的经济与贸易往来成本。比如，Rose以大使馆与领事馆作为国家政治关系的替代变量研究对出口贸易的作用，结果表明随着领事馆或大使馆数量的增加，出口贸易额也跟着增大。张建红和姜建刚¨伽对中国2003-2010年间的高层互访与对外投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友好的双边外交关系能积极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对跨国投资与经营的研究已逐步成为制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然而已有文献同时结合双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试图对跨国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有更全面的了解，还需要通过融合视角对研究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有鉴于此，本研究以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制度距离对投资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并对双边外交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这对于拓展制度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范围，激发新的理论视角融合，以及促进国际投资实践活动都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2.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

2.1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制度观的视角，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会对跨国公司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不同国家开展经营业务时，跨国公司会面临当地制度环境的压力。比如在发展中国家拓展业务时常会遭遇市场信息不健全和政府行政干预的问题，这些情况无疑会增加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同样地，法律体系的差异和产品的营销策略也都会使跨国投资变得更为复杂。具体而言，国家之间制度距离是制度质量水平的差异，因此可以包括中国与高制度质量和低制度质量国家之间的制度质量差异。尽管多数已有研究都认为，制度距离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面影响。但是，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投资目的国的制度质量对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具有非线性的影响，一方面，制度质量达到足够高的情况下，会形成制度示范的效果，因此就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去投资；另一方面，制度质量很低的时候，诸如腐败水平等降低制度质量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会减少投资的等待时间。从而也有可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因此，本文认为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具有区间差异的特征。在一定区间范围内。制度距离会产生抑制作用，过大的制度距离可能会降低这种负面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投资目的地国制度质量较高的条件下，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抑制作用。

H1b投资目的地国制度质量较高的条件下，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u型影响。

H1c投资目的地国制度质量较低的条件下，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抑制作用。

H1d投资目的地国制度质量较低的条件下，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u型影响。

2.2外交关系对中国对外资直接投资的影响

国家之间政治关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贯穿始终。在跨国投资与经营的过程中，如果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出现政治关系紧张，可能会直接增加公司的成本。而且，公司还需要承担其所投入资本有可能难以从东道国平稳退出的风险。外交关系作为国家之间正式政治关系的重要体现，会对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产生直接的影响。现代外交关系不仅关注于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也重视对经济关系的投入。良好的双边外交关系能够给国家的商务活动带来稳定的环境和政策性优惠。中国的外交活动也是以服务经济建设为导向，重视对外经济与贸易关系，从而逐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因此，具有良好外交关系的国家与中国的联系更为紧密，从而会更加吸引中国的对外投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投资目的地国制度质量较高的条件下，外交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

H2b投资目的地国制度质量较低的条件下，外交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

2.3外交关系对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

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实际上是受制度环境、政治关系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较好的制度环境会给企业在产权保护、经营的效率性与稳定性等方面带来保障。同时，外交关系是基于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式制度安排，能够代表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稳固程度。所以，制度距离和外交关系会对跨国经营起到叠加的作用。目前中国已经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并与许多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往来，其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经济国家。已有研究表明，双边外交关系的状态不仅会明显影响两国之间在贸易领域的关系，而且还能够在东道国制度环境风险和对外投资之间充当缓冲的角色。所以，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会降低投资时的壁垒与风险，提高企业在东道国投资的意愿。因而，本文认为当进行对外投资时，外交关系会降低制度距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投资目的地国制度质量较高的条件下，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外交关系能够有效地抑制制度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

H3b投资目的地国制度质量较低的条件下，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外交关系能够有效地抑制制度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推演，本文建立了制度距离，外交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见图1）。

3.研究设计

3.1数据获取

本文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布的公开数据；中国和投资目的地国GDP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公开数据；制度质量和制度距离数据来自于自由之家发布的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根据2015年底的最新报告，数据更新至2013年）；外交关系数据来自于联合国大会决议投票数据；年平均汇率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汇率历史数据。通过对以上数据进行整理，我们生成了178个投资目的地国在2003～2013年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库，共计1958个观测值。其中制度质量高于中国的国家147个，共计1617个观测值，低于或者等于中国的国家31个，共计341个观测值。

3.2变量结构

3.2.1因变量

根据已有的研究，我们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布的2003～2013年间中国对178个投资目的地国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作为研究因变量。

3.2.2解释变量

我们根据已有研究，利用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的经济自由指数衡量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利用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之间经济自由指数差值的绝对值作为解释变量，并且利用以上制度距离变量的平方项考察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投资的u型影响。并且，我们利用经济自由指数将样本划分为两个数据库：经济自由指数高于中国的147个国家，共计1617个观测值作为高制度质量国家样本；经济自由指数低于或者等于中国的31个国家，共计341个观测值作为低制度质量国家样本，分别利用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相同表决比例常用于表现两个国家之间外交关系情况。因此，我们利用中国与投资目的国在联合国大会对提案做出相同投票结果的比例衡量中国与投资目的国之间的双边外交关系，并以此作为解释变量。

我们利用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双边外交关系作为调节变量。本文首先计算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制度距离与中国和投资目的地国双边外交关系的乘积项，然后对这一乘积项进行中心化处理。由此来考察双边外交关系对于制度距离影响对外投资的调节效应。

3.2.3控制变量

同样，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中，通常认为母国GDP水平和投资目的地国GDP水平会对国际投资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使用投资目的地国GDP对数值和中国GDP对数值作为控制变量。另外，很多研究指出，不同的汇率水平会显著地影响国际投资水平，因此我们选取2003～2013年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平均值作为控制变量。而且，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的地理距离也可能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因此，我们利用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地理距离的对数值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我们还使用一个虚拟变量来控制地区特征的影响，也即对投资目的地国所在大洲分别赋值。

由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投资目的地国为高制度质量国家还是低制度质量国家，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0.141，p<0.01；B=-0.072，p<0.05），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之间制度距离越远，相关制度条件差异越大，投资目的地国越难以吸引中国的对外投资。由此可以表明模型回归结果支持假设H1a和假设H1c。

此外，在高制度质量国家中，制度距离平方项有显著的正向回归系数（B=0.002，p<0.05；B=0.002，p<0.1），由表1可见，中国对高制度质量国家直接投资存在制度距离转折点（35.171），在这一转折点之前制度质量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边际递增，在此点之后这一抑制作用下降，因此，模型结果验证了假设H1b。但是在低制度质量国家中，制度距离平方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B=0.006，p>0.1；B=0.007，p>0.1），模型结果推翻了假设H1d。对于该结果，我们认为与低制度质量国家的样本数量有直接关系。由于比高制度质量国家的数量少很多的缘故，因此可能会出现与我们之前预期不一致的情况。

在高制度质量国家样本的回归中，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之间的双边外交关系对中国向该国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B=2.501，p>0.1）。由此可见，中国与高制度质量投资目的国之间的双边外交关系，并不会直接影响中国对该国的投资水平。回归结果推翻了假设H2a。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认为是与这些国家的投资需求有关系。由于高制度质量的国家通常也都是较为发达的国家，因此，相对而言，这些国家对于投资的需求并不是很迫切。从而，外交关系在其中的作用发挥就可能受到影响。但是对低制度质量国家而言，中国与该国的外交关系对中国在该国的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105，p<0.01），由此可见在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良好的双边外交关系能够促进中国企业和机构在该国的直接投资活动，因此，模型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H2b。

最后，无论投资目的地国属于高制度质量还是低制度质量国家，制度距离和外交关系乘积项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B=0.014，p<0.01；B=0.019，P<0.01）。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之间良好的外交关系能够有效弥补两国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抑制作用。因此，模型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H3a和假设H3b。

5.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数据，分析了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之间制度距离和双边外交关系对中国向各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对中国向该国的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在向高制度质量国家或者向低制度质量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活动中，制度环境的差距都可能会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一定的风险。由于制度差异，中国企业在国内投资市场形成的经验可能在其他制度条件下不再适用，从而增加了中国企业在目的地国家投资的不确定性，并抑制了中国企业对该国直接投资的意愿。

第二，制度质量通常与一个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经济水平成正比，较高的制度条件会创造更好的交易和投资机会。因此，在高制度质量的国家中，随着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制度距离的增加，投资目的地国自身的投资吸引力也同时提升，并逐渐抵消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在转折点之后，制度距离的抑制作用逐渐降低。从而，使得制度距离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u型影响。

第三，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由于拥有较为平等的市场体系和较为公平的法律制度，两国之间双边外交关系的水平差异，并不会使中国企业在投资目的地国受到明显的区别对待。但是，在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尚未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法律制度，如果中国企业在与中国外交关系较差的国家进行投资活动，更有可能受到歧视性的对待。在投资目的地国制度质量较差的条件下，中国与该国家良好的外交关系能够确保中国企业在该国享有公平的待遇，减少中国企业在以上国家所面临的经营不确定性。

第四，无论高制度质量国家还是低制度质量国家，中国与该国家的良好双边外交关系都能够有效地减少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良好的外交关系不仅能有效地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当地政治、经济制度环境，还能帮助中国投资企业适应当地环境，积累不同制度条件下投资和经营的经验。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帮助企业克服经营中因不同制度条件所带来的不利因素。良好的外交关系还可能促使中国与投资目的地国之间制定对企业更为优惠的双边和多边投资、贸易协定，减少不同制度条件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中国政府制定相关公共政策以及中国企业进行跨国投资都有一定启示：

首先，中国政府应努力减少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制度距离。在样本涉及的178个国家中，中国的制度质量低于其中147个国家，仅高于或等于其中31个国家。并且，在制度质量低于中国的国家中，中国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按国别计算平均额最高不超过200亿美元。因此，提高制度质量，缩短与发达国家同时也是更有投资价值国家的制度距离，是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措施。

其次，跨国投资对中国实现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更易受到国家经济政策和国内制度的影响。因此中国政府可以大力发展互利共赢的双边外交关系，制定有针对性的经济外交政策，以促进中国对低制度质量国家的直接投资，并且有力降低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与效果，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

最后，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应充分考察投资目的地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快速掌握和学习在不同制度条件下的投资和经营经验，尽可能降低制度差异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一方面，适时抓住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国家的投资机遇，特别是依靠中国与低制度质量国家的良好外交关系，扩大在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取得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企业也要考虑国家的宏观政策导向，充分利用政府针对特定国家出台的优惠政策获取资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