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国粹 一代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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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是著名学者梁漱溟对马一浮的誉评。近现代的学者书家中，马一浮以其学问博达精粹，人品道浚德渊颇得学界推许。美国学者尊为“中国当代孔子”，谢无量推为“吾友马湛翁崛起横流之中，治六艺之道于百世之下……四海之内一人而已”（《避寇集序》）。于书法艺术，遐瞰高蹈，泊然独立，丰子恺称他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马镜泉、章建明《马一浮先生的生平和书法艺术》载《书谱》总七十五期），足见其时誉之高，俯仰一世。
马一浮，初名福田，字耕余。后更名为浮，取《楞严经》“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来无从”之义，字一浮，号湛翁。取《法华经》“蠲除戏说”之义，别署蠲叟，蠲戏老人。清光绪九年癸未二月二十五花朝日（公元1883年4月2日）生于四川成都御河街，1967年6月2日（农历丁未年四月二十五）卒于杭州，享年85岁。（一说其生于1882年。）去世前有诗曰：“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不崦嵫。”正是其一生情笃于儒释道思想与平生以诗高标自许（尝言：“后人有欲知我者，求之吾诗足矣。”）情结的写照。一生著述宏富，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论语大义》、《孝经大义》、《尔雅台答问》、《法数钩玄》、《蠲戏斋诗全集》等数十种，可谓著作等身者。
马一浮自幼聪颖过人，有神童之誉。八岁学作诗，九岁诵《文选》等典籍。年十五参加绍兴县试即拔头筹。二十岁后留学美、日等国，学习欧洲文学与西方哲学，心锦口绣，博闻强记，尤倾心于《资本论》等经典名著，自谓读此等书“胜服仙药十剂”！对中西文化的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奠定了他壮岁即成为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国学大师”的荣耀地位。他通晓英、日、德、法等七国语言文字，于儒道释淹博该恰，诗文书印超然尘上。马一浮记忆力超群，他曾居杭州外西湖广化寺三年，读完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弘一法师曾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远不及马先生之多。”（见丰子恺《桐庐负暄》）马一浮读书的过人之处在能究事穷理，非仅在博览而已。他曾在《蠲戏斋诗自序》中说：“史者，事之著，玄者，理之微。善于史者未必穷于玄，游于玄者未必博于史。兼之者其圣乎？”（《蠲戏斋诗全集》台北自由出版社，1965年7月出版）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洞悉，使他对中国的书法、篆刻等艺术有着不同凡响的理解方式与独特个性，对自己的书法也颇为自负：“有目不见牛，有口但挂壁。有心不起意，有手堪持笔。虽因翰墨流，亦自胸襟出。事此非徒然，吾今为君述……子谓我为谁？羲之吾精魄。吾久与子处，子乃不予识。子当运其肘，令我立可觌。张芝与钟繇，亦常在子侧。近招崔蔡伦，远及斯籀列。与子为一身，八极任挥斥。动静唯子俱，随子意舒诎。子若气磅礴，吾亦神充溢。”（《蠲戏斋诗编年集·神助篇——为鬻字刻书作》）
近年来，对马一浮书法的评介时见诸报刊，有真知灼见，也有浅薄之论，如说他“重帖抑碑”，真是妄不雌黄。马一浮一生勤于翰墨，至晚年犹临池不辍，倾心于篆、隶、楷诸碑帖，于汉碑着力尤多。他说：“……余好分书，临汉刻几遍。”在《华山碑临本自跋》中说：“……要为分书妙范，在书法中宜为不祧之祖耳。”（可参阅章建明《马一浮先生介绍》，载《书法研究》1988年第2期。）据章建明统计，在马一浮对自己所临古碑帖的八十多条题跋中，汉碑就占了四分之一强。在《石门颂临本自跋》中说：“杨孟文纯以篆势行立，结体似疏宕而实茂密，汉刻中之逸品也。予少好习此，晚而识其神理胜远……”可知其与汉碑有终生不解之缘。
马一浮崇尚篆、隶、北碑，论书习指出古、拙、奇、雅。他在《祀三公山神碑临本自跋》中说：“祀三公山碑多有篆势，结体奇崛，与三阙为近，能得其古拙亦可喜也。壬午（1942）春分后一日。”《三公山神碑阴临本自跋》：“三公山碑阴残字，古拙可喜，视桓灵以后诸刻迥不侔也。”《尹宙碑临本自跋》：“此碑笔势和柔，能以韵胜，盖亦多以篆法为之。”《韩仁铭临本自跋》：“此碑结体安雅，有似石经……”《秦权临本自跋》：“秦权以此刻（指元年制诏）最为近古……”《谯敏碑临本自跋》：“汉刻存者，多在桓灵之际，分书至此极盛矣！此碑结体奇丽，笔势则纯为篆法，额亦拙而弥巧。壬午端阳后一日书。”《庚公德政颂写本自跋》：“少温篆……唯忆《庚公》最温润，《怡亭》最巨动……以己意变之，差为近古，亦非时人所好也。甲申（1944）五月。”（《蠲戏斋题跋》载《书谱》总七十五期。）以上指出数例，即可窥马一浮书学思想的根基所在。马一浮于书法一艺走的是碑帖并重的路子，并无门户之见。他在《定武兰亭临本自跋》中说：“用退笔临定武兰亭，以拙重为胜。”《杂帖临本自跋》：“皇象帖亦仅存此，结体古拙，非唐人所能到。”“宣示专谨，戎路奇逸，各臻其极，难为踵武。”在《惠安西表析里阁颂临本自跋》中说：“……包慎伯强分方圆二，余意未肯之，今玩兹二刻，实开钟繇、梁鹄之渐，则包说亦未可尽非……”于帖学，马一浮推重二王体系，同时指出学帖若取法不当，识见不高，易入流俗之弊。他在《兰亭序临本自跋》中说：“定武本佳处，在笔势厚重，率更得之。学右军书易流于轻隽则近俗，此换骨丹也。”《云麾将军临本自跋》：“壬午（1942）季夏，逭暑临此一过，觉右军风格至此一变，松雪得力处在此，其流为俗书，亦在此碑。板照四裔，殆时人好者多耳。”马一浮喜好右军之书，当与他钦慕王羲之的人格有关。他说：“右军正直有识鉴，风度高远，他不附桓温。自山川间，与物无竞，其书法自然遒丽，不失其正。其后颜鲁公以忠义大节，极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苏东坡以雄文大笔，极古今之变，以楷用隶，都从书法反映了人品。”《兰亭集诗写本自跋》：“兰亭一序，不独书法妙绝千古，观诸题咏，亦大畅玄风，哀乐相生，古今同致。右军于此，深悟无常而不堕，断见甚有般若气分……自来意味玄言，无不寄之山水，如逸少、林公、渊明、康乐，故当把手共行，知此意者，可与言诗，可与论书法矣！”马一浮身为硕儒，博通古今，学贯中西，而不废书品同人品之论乃其大智慧大圆觉所在，非今日于“书品非同人品”之皮毛之论者。
马一浮工篆、隶、楷、行、草诸体，其中尤以行书为人们习见。他于书法最重篆书用笔，主张取法高古：“篆法虽善变化，其近俗者不可为训。”（《碧落碑帖临本自跋》）其篆书得益于金文、籀文与秦篆，用笔劲健雅捷，结体从容端隽。隶书心仪汉隶，尤喜《石门颂》。曾说：“予少好习此，差得其气，晚而识其神理胜远，如香象渡河，羚羊挂角，偶复涉笔，未尝不叹其难，及此未易为不知者道耳。”然其隶书明显有曹魏隶书的体势，这大约与他临习过《曹真残碑》而深悟“笔势最易辨，有晋宋之风”（《曹真残碑临本自跋》）而其性情禀赋又与曹魏隶书的审美偏好相合，故其隶书多隽逸灵动之态。马一浮诸体多取纵势，这大约与他崇尚篆书有关，其楷书结体亦取纵势，斜画紧结折肩耸起取自北碑，字形有欧字峻拔内敛之致，用笔圆劲挺括。行草书与楷书异体而同一机杼，回旋跌宕，潇洒自如有章草韵味。人们习惯引用他自述学书的一段话：“人谓余书脱胎寐叟，此或有之，无讳之必要，然说者实不知寐叟之来踪去迹，自更无从知余书未到寐叟，甚或与之截然相反处。”的确，若从行草来看，除了时风之外，缤纷离披处得见沈曾植对马一浮的影响，但就沈曾植书脉出入包世臣，而马一浮却源于篆隶源头，由此，或可体味其“更无从知余书未到寐叟，甚或与之截然相反处”之寓意。沙孟海在谈到马一浮的书法时说：“马先生的书法，凝练高雅，不名一体。篆书直接取法李斯。隶八分直接取法汉碑，不参入魏晋以后笔法。其行书植根于钟王诸帖，兼用唐贤骨法。独心契近人沈乙庵先生的草法，偶然参用其翻转挑磔笔意。”我们观赏马先生遗墨，再检读他《蠲戏斋题跋》，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代“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超卓，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马一浮遗墨序》，华夏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马一浮无论诗文书印，皆讲究博史穷理，实事求是，强调：“说理须是无一句无来历，作诗须是无一字无来历，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方能入雅。大抵多识古法，取精用弘，自具变化，非定依傍古人，自然与古人合辙，当其得意亦在笔墨之外，非资神悟亦难语此”。以马一浮绝世聪明之人，作如此“老实”之语，使人感悟良久，正是聪明人做老实事则必能成大事业之奥秘所在，聪明人做聪明事则易入聪明误，这也是马一浮的治学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