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比较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外各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普遍具有政治性这一规律，并通过比较分析各国在贯彻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路径、方法和模式，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属性 政治社会化 公民教育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6）04-0132-05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学科，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断言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并没有在世界上真正发生。虽然随着“冷战”的结束，肇始于19世纪的传统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衰落，但新的地区性的意识形态正在兴起[1]。而这种地区性的意识形态，消解了东西方世界的割裂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直面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所带来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以及当今的热点民族问题和环境问题等，它主要发挥着“社会凝聚剂”的功能。社会凝聚剂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社会存在着某种统治意识形态，它是由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组成，使人们顺从于当前的社会秩序。当然，“凝聚力”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它所指向的是如何建构社会的凝聚力，表现为社会共同体（包括民族和国家）及其成员在观念、行动方面显示出来的一致性和协同性。

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严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众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首先应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政治意识、阵地意识和责任意识”[2]。通过比较世界其他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我们不难发现：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不管“有实有名”还是“有实无名”，都毫不避讳其政治属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陈立思认为，毫不减弱的“意识形态化”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将来的发展中这一特征仍将保持下去，意识形态的本质决定了它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倾向性[3]。

一、政治性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

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学界对此有过很多的探讨和争论。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问题回答了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社会实践活动究竟为谁服务、服务什么、怎样服务等几个相互关联的大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阶级性、实践性、综合性等属性，但政治性是它的本质属性。很多学者对此有过经典的论述。刘建军教授认为，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特点，失去政治性就不能称其为思想政治教育[4]。王曦教授进一步指出，任何以泛政治化的话语责难学科的说辞都是不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失误恰恰是政治性弱化的结果[5]。金林南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的教育和教育的政治”的命题[6]。邱柏生、董雅华教授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历来就具有阶级性，或称意识形态性、政治性等，这无疑是客观明确的，在这些称谓中都昭明着一种基本特征，即这种实践活动始终代表或反映着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意志与利益。”[7]鉴于这一分析，他们用“代表属性”来指称、解释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

二、欧美亚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属性分析

（一）欧美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属性

在美国，研究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学科称为政治社会化，是从属于政治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政治社会化理论实际上就是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政治社会化学科也就是美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美国的政治社会化，其根本目的就是对公民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疏导，通过宣扬美国主流政治文化、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美国公民逐步获取政治知识和参政能力，从而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指出，任何政治体系的领袖都要维护和弘扬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以便说明和论证国家统治的合法性。这是因为政治权力一旦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就会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影响力——政治权威。这种政治权威不仅比暴力维持的强制可靠和持久，而且还能使统治者用最少的资源实施统治和控制。政治社会化主要通过对政治文化的维持、改变或创造来实现这一功能。可见，政治社会化明显的价值取向性和政治目的性，决定了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本质属性也是政治性[8]。

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非常重视对国民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政治教育，只是称谓不一。英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称为公民教育，其发端于19世纪末，包括宗教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等内容。“二战”以后，由于饱受极权主义之苦，公民教育引入到学校课程以培养公民的独立意识和政治批判能力。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冲击下，英国的青年一代普遍对民主政治生活表现冷漠，这种冷漠被政府认为是对英国民主制度的极大威胁。英国公民教育的指导性文件《科瑞克报告》还援引英国大法官的一段话加以佐证：我们不应该、不必、也不敢自满于英国民主的健康和未来，除非我们已经成为参与民主的公民，否则我们的民主无法得到保障[9]。在英国有识之士的呼吁下，英国政府在2000年把公民科正式列入中小学国家课程体系，以加强对传统价值观的教育，从而推动民主社会的发展。近十年来，英国的公民教育主要致力于培养青少年参与社区和国家政治事务的价值观和能力。由此可见，英国的公民教育始终是为其政治体制和民主制度服务的，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性不言而喻。

法国的公民教育非常重视对学生开展国家认同教育。在国家认同教育中，强调对六种国家标志的教育，即国庆日、国旗、国歌、国家座右铭、弗里几亚帽、玛丽安（共和的象征），这些标志代表法国的共同的国家价值观。人权学习是法国公民教育的重点，他们认为通过掌握民主共和的原则和价值观，通过学习宪法和法律知识，学习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规则，能够使学生受到人权和公民教育。1985年法国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公民教育课，从1989年起初中阶段实施新的公民教育课程，高中阶段的公民教育课则与历史、地理结合，课时安排也相应增加。初中公民教育课要求学生认识“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基础”，即“民主基础的社会准则”，了解法国宪法和政府机构的职责，掌握关于社会机构运行的相关知识。另外，学生还要了解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学会对“舆论的形成和信息渠道进行思考”。高中的公民教育课则重点强调历史的学习，它的课程计划覆盖从法国大革命到现今。通过学习了解法国的历史和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用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话来表示，就是“恢复法国人的信心和希望”。

二战以后，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清除“纳粹思想”和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为使命，以建立国家的政治认同为目标，为政党取得政治合法性进行辩护。1955年，德国的教育制度委员会在《关于政治教育和社会化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明确了一门学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我们就能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结构中加以传授”[10]。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来源有两个：一是政治社会化理论。该理论是在吸纳与创新美国政治社会化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它既强调公民学习和社会传播政治文化，又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籍此构建德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资源体系，目的是塑造青少年健全的政治人格，并使之与德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发展相适应。第二个理论是公民教育理论。该理论最早是由德国教育家乔治·凯兴斯泰纳提出的，他认为公民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有用的国家公民”。“有用的国家公民”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对国家的政治任务有相当的理解，其次要具有从事某种职业的技能，最后才是具有国家所要求的道德品质。他认为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国家意识的培养和性格陶冶。德国把凯兴斯泰提出的国家意识教育纳入到公民教育中。德国学校通过公民课、故土课、社会学、历史等科目对学生进行国家意识的教育，使学生了解国家的任务，激发学生的公民责任感及对国家的热爱。

俄罗斯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名有实”，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和做法，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特点。列宁在马克思提出的“宣传工作”“鼓动工作”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政治教育的概念，并全面阐述了“灌输理论”。在他的影响下，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采取的是以灌输为主的教育手段和方法。在激进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中，俄罗斯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是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激进民主革命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民主概念意识形态化、理想化、概念化、片面化，认为反共、瓦解苏联即意味着民主，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即意味着民主，表现出了强烈的“去政治化”和“自由化”倾向。这就造成了俄罗斯的公民教育在兴起初期，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一味照搬西方的模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西方一些政治和人权组织的左右。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彻底从“西方的民主梦”中醒来，重提俄罗斯的大国国家意识和民族复兴，这些背景迫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变革。俄罗斯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由国家行政部门主导，1999年俄罗斯成立了国家公民教育中心，专门负责协调和管理全国的公民教育实施情况。公民教育实施纲要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意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法治教育、族际教育、道德教育等，灌输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价值观和民主意识，目标是培养合格公民以解决俄罗斯的两大社会问题：贫穷与犯罪。

（二）亚洲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属性分析

亚洲很多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东方专制主义文化的特点，代表国家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虽然这些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名称不一，但是都普遍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并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集体主义教育为指导，包含民族主义教育、团体教育和集团主义教育、国际意识教育等内容，并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个性等思想为补充，致力于培养东西合璧的、适应日本社会发展的人才。日本构建了覆盖全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学校、社区、家庭相互配合，相互补充，默契度很高。通过考察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从战后改革时期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再到如今的成熟化社会时期，日本政府都极其重视国家意识的培养和集体主义教育。教育目标也因国家的阶段性发展要求而相应调整，从战后改革时期提出培养“有为的民主社会人”，到高速增长时期培养“国家公民”，再到成熟化社会时期提出的“驰骋世界的有主体性的日本人”，无不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出发点，集中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政治服务功能[11]。

韩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日本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首先，二者的共性在于政府主导、民族主义色彩鲜明；其次，他们都立足于东方儒家文化的传统，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以集体主义教育为主，包括儒家伦理教育、国民精神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兼顾个性教育。可以说，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的东方现代国家，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了“汉江奇迹”和国民素质的快速提高，与它的国民精神教育密不可分[12]。韩国国民精神教育的宗旨是“协助所有的人完善其个人品德，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取得参加建设国家及促进全人类繁荣活动的公民资格”。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韩国是典型的东方中央集权体制国家，体现在这一时期的韩国人普遍怀疑和抵制对西方的民主宪政理念。韩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主题选择了国民精神教育，是历史所趋。它塑造和凝聚全体国民的“大韩国民精神”，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和民主富强作出贡献。韩国的“国民精神教育”本质上是要帮助国民走出几百年被殖民的命运和国民心态，确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些都说明它具有浓厚的政治性。进入国家发展转型期后，韩国公民的主体意识和个人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在这一背景之下，韩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始强调创新精神的培养，并提出培养“民主社会的世界公民”的目标，以适应多元化、国际化的未来公民社会。

新加坡作为一个新兴移民国家，独立以后急需建立国民的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观。1991年，新加坡政府专门成立负责意识形态的机构，在国民中实施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推行不同民族信仰的人们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观教育。共同价值观教育可以概括为：国家为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植，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所有学校、文化团体和大众传媒等一切机构和部门都围绕这五大价值观展开[13]。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新加坡确立了其东方文化的本质属性，提出了“技术上依赖西方，精神上固守东方”的口号[14]。新加坡反对“全盘西化”，同时对传统的儒家文化也采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做法，创新改造成具有时代特色和新加坡特点的新儒家文化。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重视法纪、德法兼施的特点。新加坡是一个高度法治的国家，它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以详尽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文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客观上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三、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属性的比较

（一）由国家组织和为了国家的教育

目前我国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基本达成一致。它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其研究对象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和对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15]。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

通过比较分析其他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属性，我们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普遍存在，其教育形式和内容包括政治社会化、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等。名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都由政府主导和实施，都服务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维护国家或统治阶级的利益。现代西方国家的公民教育理论认为，公民教育的实质是一种由国家组织管理并为了国家而进行的教育，其根本目的是使社会个体成为其所在国家需要的合格成员，培养参政议政的素质和能力。有学者认为，西方公民教育既非道德教育也非国民教育，而主要是指公民参政素质和能力培养的政治教育[16]。这种解释比较符合西方公民教育的本义，其鲜明的政治性本质更接近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东方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表现得更为明显。不管是日本的“主体性公民教育”，还是韩国的“国民精神教育”，或者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教育”，都由国家主导或政府实施，它们坚持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导向，目标是为了培养国民意识和对国家政治体制的忠诚，并丝毫不避讳其为国家利益和政治稳定服务的目的。

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目标和内容随着国家的需要而变迁。近十年来，公民教育逐渐将视角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如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公民教育、环境保护、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和平对话等。现代西方公民教育理论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公民教育实践的发展。西方国家由“关于公民资格的教育”（education about citizenship），过渡到“为了公民资格的教育”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为了公民资格的教育”重新审视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对公民身份的定义，转而重视公民德性的培养。与传统自由主义公民教育主张个体权利优先不同，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公民教育都转向了尊重社会权利，培养公民德性，主张公民必须具备最起码的基本德性：容忍、公开讨论和理性对话、不同价值主张者之间的相互尊敬，以维护民主机制的运作。而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日、韩、新等国家，在坚持本土化、固守和汲取东方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代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实践，吸收西方国家重视个体权利、尊重个性德性发展的客观规律等优点。日韩新三国都把培养“东西合璧、面向未来”的公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由此可见，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取向不同，但是维护社会稳定、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强化主导政治文化的目的是一致的。

（二）育人和化解社会矛盾相统一的教育

如前所述，随着地区性意识形态的兴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观念的学科”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的实现过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一定的理念、方法、途径和模式实现的过程。“对于葛兰西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不只是简单地通过强制来实现的，而是细微地通过霸权来实现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慢慢地普及化为一般公民的常识。权力不只是粗暴的法律或有形的强制，而是对语言、道德、文化和常识的控制”[17]。曼海姆也认为意识形态的主要作用是特定社会的秩序。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个既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普及化和同化的过程。美国的政治社会化理论正是抓住意识形态的这一本质特征，美国政府和政党通过一系列活动来推行政治文化，塑造政治权威，潜移默化地整合社会资源，以实现政治稳定的目的。而西方公民教育则是指向公民身份的教育，各国积极采取多种途径培养公民具有忠诚于国家的意识，同时获得有效参与社会生活必备的知识、态度和技能，发展其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荣誉感，使之成为良好的公民。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总体上更为“柔性”，它们巧妙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更为综合地掺杂在政治社会化、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宗教教育等学科中，从而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另外，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由主义传统也决定它们普遍重视个人身份和权利核心、捍卫消极的公民身份等特点，这种人本主义的教育传统使得西方国家非常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近年来，在社群主义和多元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也适时地对教育理念做出了调整，提出了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并重的教育理念。东方国家则正好相反，由过去的偏重集体利益逐渐开始重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两种方向的调整其实也是殊途同归，即在全球化和多元价值并存的当今世界，国家内部的不同阶层、族群之间，国际社会的不同国家、组织之间矛盾重重，利益格局复杂多变，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加快变革，发挥其不可替代的育人功能和调和社会矛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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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