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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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代表作品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八十年前，他带着巨大的心灵与身体创伤回到故乡吴江小城疗养，却无意中树立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一块里程碑，后来他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代宗师，在已完成的吴江七都开弦弓村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享誉世界的著作《江村经济》。2016年10月，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八十周年学术纪念会在吴江举行，海内外社会学、人类学界百余人齐聚一堂，共同纪念这位学界宗师的名山事业和传奇人生。

一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他来到世间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太湖流域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家庭，同时也是一个新思想充盈，非常重视教育的家庭。

费孝通的父母，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先进人物：父亲费璞安，曾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取得了生员资格，早在费孝通出生之前，就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教育专业。母亲杨纫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校，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20世纪初，“教育救国论”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费璞安回国后，倡导新学并付诸行动，在家乡吴江创办新式中等学校。杨纫兰则配合丈夫工作，开办了吴江第一家蒙养院（即幼儿园）。夫妇共襄教育盛举，同开风气，各有天地，成为当年家乡的一段佳话。

父母都重视教育，当儿女的深得其益。在家中，费孝通排行第五。大哥费振东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二哥费青自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留学德国。三哥费霍，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姐姐费达生，毕业于苏州女子蚕业学校，后留学日本专攻缫丝技术。费孝通本人，则从蒙养院开始，小学、中学、大学，直到清华研究院毕业后负笈英伦，取得博士学位，经历了正规教育的全部过程，接受了严格而充分的学术训练。

二

1922年，费孝通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姑父特意为他订阅了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这份杂志为费孝通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他似乎天性里就有文学禀赋，几期读下来，十几岁的费孝通已经不满足于只当读者了。他开始尝试写作，在自幼听来的各种故事中选出比较有意思的，写成稿件，投寄给《少年》杂志。中学毕业前半年，费孝通在《年终》一文中写道：

在这荆棘蔓蔓的人生道上，随处都给你看见许多值得留意的事情，同时启示你了宇宙人生的意义。我这愚蠢的笔，固不能在道上随处记出一些给后面很努力赶来的同类们作一些参考，但是我又不愿这许多值得留意的东西，在未经人注意的时候，随着无声的浪花流星般地熄灭。我自己认为这是我唯一的责任。

以这段文字为出发点，去体察费孝通一生笔耕不辍的初衷，或许是不会失真的。

1928年，费孝通中学毕业，升入东吴大学，就读医预科。在两年医预科的训练中，费孝通虽置身读书声里，社会上的风声雨声仍旧声声入耳。他成为了学生会的秘书，是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1930年，二十岁的费孝通决心弃医从文，由东吴大学转到了燕京大学。谈到当时的想法，他在晚年曾这样回忆：

我对国家的关心又复活了。我不再满足于仅仅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所以我决心不再学医为一个一个人治病，而要学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

在与当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一番长谈后，费孝通发现自己对集体行为和社会现象颇感兴趣，社会学广阔的研究领域也很适合兴趣广泛的他纵横其间，于是，费孝通正式注册成为社会学系的二年级学生。

也许，被费孝通认为“很会说话”的许仕廉教授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引进来的这位学生，日后将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国际影响，最终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代宗师。

三

费孝通攻读社会学的八年间，闪烁着两大亮点：一是自身的矻矻学习，二是老师的谆谆教诲。

燕大三年，费孝通将自己“变成了一条书虫”，心思全部集中在学习每一门课程上，力争考出最好的成绩。同时阅读了大量社会学英文原著，并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学基础。

清华期间，他坚守在研究人类学所需的生物实验室，“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关注是骷髅”，一方面熟悉从单细胞发展到人类的过程，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各种大小动物的解剖，了解生物的演化，由是积累了丰厚的人类学知识。

倫敦两年，费孝通的学习方式主要是四种：一是泡图书馆，二是参加席明纳（seminar）讨论会，三是提高英语口头辩论能力，四是翻译学术专著。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面向师生开架，读者可以不经任何手续自由取阅书架上的图书。于是费孝通便成了图书馆“饥不择食的常客”，“不到闭馆时间，可以终日不离座位”，“这是一种人生难得的享受，正如在知识海洋里游泳，其乐无穷”。

席明纳讨论会的主题是“人类学前沿”，每逢周五举行。会上既有名师的高山流水，亦有学者的海阔天空，更有与会者之间唇枪舌战般的激烈辩论。费孝通每会必到，由是接触了许多“书本上还没有写、课堂上还没有讲、一般的人类学者还谈不到的新鲜课题”。为了提高参加讨论会必须具备的“特殊听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费孝通每天黎明即起，放声朗读《泰晤士报》上刊载的英国国会辩论节略，从中学习“最漂亮、最动人”的语言表达方式。与此同时，费孝通还承担了翻译“代表当时社会人类学前沿水平”的学术专著《文化论》的任务，每周翻译一节，然后寄回国内《天津益世报》发表，令中国学人较早地了解这门科学。

求学八年，费孝通得到了四位老师的精心培育。第一位是吴文藻先生，第二位是美国社会学家帕克，第三位是俄国体质人类学家史禄国，第四位是英籍波兰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吴文藻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后，在燕大担任社会学教学，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思想、独特的教法令费孝通获益匪浅。尤有甚者，吴文藻还允许费孝通借阅自己的藏书。这样一来，费孝通便有机会将吴老师所有的藏书读得一本不剩。

帕克教授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其教学的特点是引导学生研究活生生的社会实际。帕克教授率领学生深入北京的地摊、戏棚、店铺、贫民窟，甚至当时作为红灯区的八大胡同以及监狱进行社会调查，与流浪艺人、贩夫走卒、囚犯妓女、警官士兵面对面地采访，令费孝通和同学们对从未见识过的社会现象有了初步的理解，并认识到：学习社会学必须接触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

执教于清华的史禄国是俄罗斯杰出的人类学学者，26岁便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对费孝通要求非常严格。一是注重培养其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注重提高其写作能力，三是注重锻炼其手绘能力。他曾告诫费孝通：用绘画写生比用摄像手段更能突出主题。

英籍波兰人马林诺夫斯基，于1908年获得波兰亚盖隆大学博士学位，1916年再度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是英国学术界名副其实的重镇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的培养是多方面的，而最打动人心的是他对费孝通博士论文撰写的指导。费孝通每写完一章，都必须逐句逐段地念给“马老师”听，“马老师”则随时指出论文中“哪一段写得不够，哪一段说得不对头”。不仅如此，他还责令费孝通将论文初稿在席明纳讨论会宣读，让同学们及各地来的学者对其初稿各抒己见，或说三道四，或百般挑剔。坐在一旁的费孝通则老老实实地一一记录，然后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进行修改乃至重写。功夫不负有心人，费孝通不仅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而且其论文被推荐给伦敦Routledge书局公开出版。马林诺夫斯基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这部论文（即《江村经济》）不愧为人类学实地调查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作者态度严肃、超脱，没有偏见，描写生动翔实，论点令人折服，书中的一些说法甚至可以视为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

20世纪70年代末，春天开始重返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费孝通先后回到了未名湖畔、清华园以及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当他在这三所母校的茵茵绿草地里流连忘返的时候，他一定充满了对四位恩师的无穷思念和感激，而且也一定深情地重温了自己在校园里刻苦攻读的峥嵘岁月。

四

1938年10月底，费孝通由欧洲取道越南，辗转回国，他的目的地是云南昆明。当时，昆明聚集着一大批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冯友兰、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杨振声、曾昭抡、钱穆、吴晗、唐兰、冯至等国内大批一流的学者、作家、教授均在其列。那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在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于日军的情况下，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迁所造成的一种特殊文化景观。费孝通到昆明后，见到先他而到的恩师吴文藻。

吴文藻当时已在云南大学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又于1939年促成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研究室。费孝通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名义主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积极开展社会学实地调查。而费孝通个人在云南的实地调查，则在这个研究室成立前就开始了。

1938年11月15日，他到昆明刚有两个星期，就奔赴西距昆明约一百公里的禄丰县，在一个村子里开始了调查。他为这个村子定的学名叫“禄村”。

一个名师门下学成的高徒，一个刚刚返国的留洋博士，就这样迫不及待地一头钻进了战时内地农村。从个人讲，他耻于“空言多于成就”；从社会学队伍讲，他有一种尽快“兑现签出的支票”的责任感；从国家兴亡讲，他觉得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有更严峻的任务，就是建设国家。费孝通知道自己在抗日战场上能出的力不多，但可以用所学知识为战后的国家建设多做准备，这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要认识中国，首先就要认识农民，懂得农民。费孝通表达自己的想法说：

我认定我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这个目标固然具体，但中国之大，历史之久，如何下手呢？我相信科学研究必须有可靠的资料为依据，最可靠的资料是出自自己的观察，所以一开始就着重实地调查。研究社会，就得观察人的生活。到哪里去观察呢？我认为应当从基层入手。在中国就是到由许多家庭组成的农村里去全面观察农民的生活，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必须首先认识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这种看法奠定了我以农民为基本对象和以社会调查为基本方法的研究方向。当然，只看到农民，还是不能全面了解中国社会的，但认识全局只有从局部开始。

美国学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报道当时的研究工作时说：

费孝通是头儿和灵魂，他似乎有把朝气蓬勃的青年吸引到他周围的天才。……他的创造性头脑，热情、好激动的性格，鼓舞和开导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反过来，他们同志友爱的熱情，生气勃勃的讨论，证实了他们对他的信任与爱戴。

虽然条件艰苦，这支费孝通带领下的研究队伍，却是一群乐天派。他们对国家有信心，有责任感；对事业有抱负，有进展；对实地调查情有独钟，敬业乐业。谁也没有叫过苦，喊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有机会为民族做这样的事，甚至是幸运。为此而吃得了苦，耐得住穷，才值得骄傲。这一段不计困苦、追求理想、埋头苦干的研究工作，成为费孝通一生当中十分留恋的一段生活。时隔越久，越觉得可贵和怀念。

在昆明，费孝通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经常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激情的讲演，痛斥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主编的《时代评论》鼓吹民主进步思想，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后来，费孝通由云南大学转入西南联大。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各校相继复员。费孝通随校回到北京，继续投身民主运动。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多次同其他教授联合发表声明，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

五

1949年10月1日，费孝通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庆祝游行。在此前半年，有一架国民党的飞机，要从北京接走一些知名人士。费孝通有机会走，但他留了下来。事实上他确实和同事们一起成功地维持了大学教学的正常秩序。当时费孝通是清华大学教务委员会的副教务长，他和许多著名知识分子把共产党人看作振兴中国的力量，由衷地要和他们一起为振兴国家而努力。

1949年就要结束的前几天，费孝通在《我这一年》里写道：

一九四九年在我是一个“学习年”。在这一年中看到了多少一生中没有看见过的事，听到了多少一生中没有听到过的事。不但如是，就是平素常见、常闻的，在这一年中也显示出了以往没有显示过的意义。一个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庄严地在我眼前展开，一切使我低头。

费孝通相信，自己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有更多的机会为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做事情。从1950年开始，费孝通专心于少数民族事务。他说过，自己一生有两篇文章都是从20世纪30年代寫起，一直没有写完。第一篇就是少数民族问题研究与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瑶山遇险使刚起笔的这篇文章被中途打断，抗战和内战使这篇文章的续写迟迟，直到新中国成立，和平时期开始，费孝通始得续写的条件。

这年7月，他参加了中央慰问团第三分团，到贵州去做少数民族工作，主要任务是宣传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让尽量多的少数民族同胞知道，他们的社会地位已发生巨大变化，他们和汉族兄弟姐妹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发展机会。这项工作和费孝通要进行的科学研究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在人民中国初创之时，也是一项很重要也很紧迫的任务。并且，这项工作本身亦可被纳入费孝通的研究范围。

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存有隔阂、误解乃至仇视、暴力等。人民中国的建立使民族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为改善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平等提供了制度保证。但从制度保证到真正成为现实，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其间需要大量具体而艰苦的工作。在这时，费孝通被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说明他可以在国家议程上的重要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六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

从1957年开始，整整二十年间，费孝通“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如今，这样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曾有一段时间，亲人痛惜，路人侧目，甚至自己也开始真诚地否定早年的学术思想，认为学术生命已该埋葬。谁料还有否极泰来这一天，被颠倒了的世界又被颠倒了过来，恢复正常秩序。费孝通与国家民族共命运，如同大梦初醒，回归正常的生活与工作，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

“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二十年前费孝通用来描述学界前辈的话，如今也可以用来说自己了。春来秋往二十年，白了少年头！

1979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费孝通出任会长。同年，重建社会学的任务正式提上议程，并将繁重的组织协调工作落在费孝通肩上，请他转移工作重点，暂放少数民族研究课题，主持重建社会学工作。

刚接续上的研究课题又要放下，费孝通很舍不得，但重建社会学是涉及国家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大事情，自然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事。从五十年前立志攻读社会学，到后来在社会学界开创新风，再到二十七年前中国大陆取消社会学，最后到拨乱反正时期重建社会学，半个世纪中所走过来的路，够曲折坎坷的了。如今有机会实现早年夙愿，又怎能不承担起这个责任？

费孝通拾起他被迫中断二十年的“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点事情”的实践课题，从新的起跑线上出发了，而且是全力冲刺。他用大量时间穿梭于广大农村和城镇，紧紧追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的发展和变化，深入地调查，忠实地记录，冷静地分析，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带着泥土气息、饱含时代精神的行程报告。《故里行》《温州行》《淮阴行》《重访云南三村》《海南行》《侨乡行》《凉山行》《镇长们的苦恼》《沂蒙行》《沧州行》《中原行》《珠江模式的再认识》……

在实地调查工作中，费孝通的一大特点是追踪研究。对一个有代表性的地方，去过一次之后，就盯上它，再二再三地去，看发展，记变化。为此，他初访小岗，重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下沧州，六上瑶山，七访山东，八访甘肃，二十八次访问家乡江苏……这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村实地调查工作的一个长卷。

进行实地调查的过程里，费孝通时常和各地的朋友们谈起自己的感想。他经常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觉得时代变化太快，自己一直想努力赶上，为此尽了全力，但还是时常感到赶不上。当然，他也有能让自己有所安慰的地方。他曾经说：“我在这十五年中继续采取实地观察的方法到各地农村去调查，然后想办法、出主意，帮助各地的农民脱贫致富。我觉得高兴的是，想的办法、出的主意，有些已取得了成效。这也使我对自己所走的学术道路有了信心，使我深深感到生逢盛世的兴会。”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