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海外汉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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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回顾了近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总结了其研究的基本成果和经验，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比较文学；海外汉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1)01－0028－7

对域外汉学的研究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关心的问题，因为从1905年晚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已无法按照几千年来的传统来表述中国的知识和思想。此时，已经有百年历史的西方汉学家在中国的活动极大地启示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的治学方式转向按照西方的现代学科分类来做自己的学问。例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的《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作为一部重新构拟古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奠基之作，受到赵元任、李方桂等中国现代语言研究的代表人物的高度评价，并由此而使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走出了传统小学研究的路数，开启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之路。又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1909年来到中国，他将其在敦煌发现的部分敦煌写本精品，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等人，中国学术界由此知有敦煌遗书。罗福苌和陆翔分别在《国学季刊》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翻译发表了伯希和编制所获部分敦煌汉文写本的目录(Catalogue de la collection de Pelliot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由此开启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的研究，无论是对日本汉学的研究还是对欧美汉学的研究，都是与近代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建设分不开的，因此，此时的对域外汉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论上。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兴起与整个学术界对传统教条主义学术体系的反思是联系在一起的，对汉学的热情几乎和清末民初时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对域外汉学的介绍是同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和观念的重建联系在一起的。但此时，如果和清末民初时对西方汉学的介绍学习相比，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对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学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自觉地将对汉学的研究纳入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由此，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已经走出了主要在历史学中展开的局面，从而开启了多学科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并开始走出单纯的知识论的范围，用跨文化的视角审视这个发生在中国以外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和文化系统。

比较文学与海外汉学研究紧密相连可以用两个基本事实来证明。其一，乐黛云先生早在1996年和1998年就主编了《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和《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两本书，将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直接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之中；其二，我们可以从当前中国学术界关于海外汉学研究最有影响的学术辑刊的有关文章，看出比较文学与海外汉学研究的内在关系。《国际汉学》是1995年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由已故的中国著名学术大师任继愈主编的当代中国第一份专门介绍域外汉学并对其展开研究的杂志。《国际汉学》第七辑上，已故的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周发祥先生发表了《国外汉学与比较文学》一文，文中提出“国外汉学所固有的比较性质”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可以展开研究的重要领域。《国际汉学》第九辑上，孟华教授发表了《汉学与比较文学》，她在文章中指出：“汉学家的工作(译作、评论、研究文章)为比较学者提供了研究中国文学、文化在异域流播的基本资料。作为翻译者、介绍者或研究者，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接受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汉学史，往往就是一部中国文学、文化在他国的流播史。”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汉学研究的成果代表了一种“他者”的视角。所以，孟华认为，汉学是比较文学天然盟友，“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我踏上比较文学学术之路起，汉学研究就始终伴随我左右，成为我学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张西平在《国际汉学》第十二辑发表的《汉学研究导论》，开始系统关注比较文学方法对汉学研究的价值。严绍盪先生在《国际汉学》第十四辑所发表的《我对国际Sinology的理解和思考》一文，更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全面阐释了汉学研究的立场、方法。严绍盪认为，从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的角度来看，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应该有四个方面：“首先需要掌握中国文化向域外传递的基本轨迹和方式”；“其次，则需要掌握中国文化在传人对象国之后，在对象国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状态——即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容纳、排斥和变异的状态。”“再次，则需要探讨世界各国(对具体的学者来说当然是特定对象国)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中形成的‘中国观念’。”“最后，则需要研究和掌握各国‘Sinology’在其自身发展中形成的各种学术流派，并由此而研究掌握各个国家‘Sinology’的学术谱系。”这四点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学术界展开域外汉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乐黛云先生在《国际汉学》第十六辑发表了《文化自觉与国际汉学新发展的一点思考》一文，作者高屋建瓴，从当前发展的中国形势出发，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知识界一定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树立文化自觉的观念。她认为，“将中国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研究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过去从未遭遇，也全无经验的一个崭新的领域。”乐先生认为，相对于对“西学东渐”的研究，从反方向，即从“东学西传”的角度展开研究，特别是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影响角度的著述还很少，而这个领域正是比较文学得以大展身手的地方。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界自觉地将对海外汉学研究的领域纳入其学术研究的范围，从而在中国比较文学领域开始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的关于域外汉学的研究，成为近30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界把握海外汉学研究大体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从传播史的角度展开，一是从影响史的角度展开。

从传播史的角度展开的研究著作首推严绍盪的《日本中国学史》，这本1991年初版的著作直到今天仍是学者案头必备之书。作者采取原典实证的方法，清晰地梳理了中国文化在日本传播的途径、阶段，日本汉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在其影响下，张西平的《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欧洲早期汉学史》大体走的也是传播史的研究路线。周发祥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中《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王晓路的《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论研究》，钱林森的《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戏剧和小说》、《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诗词》、《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基本上都是从传播的角度，侧重汉学的维度展开研究的。这样一个研究路向，已经被许多青年学者所熟悉，钱婉约的《内藤湖南研究》、刘萍的《津田左右吉研究》、张哲俊的《吉川

幸次郎研究》已经把对日本汉学史的研究深入到个案，从人物研究人手。这种专人、专书的研究，使比较文学对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历史梳理进入到了一个很深的程度，从而为比较文化的展开奠定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史学基础。

从影响史的角度展开研究的首推孟华1992年出版的《伏尔泰与孔子》，这本书篇幅不大，但选题重大，它开辟了在影响研究中注重原始文献、注重思想文化史历史背景的研究，作者较好地显示了其法国比较文学学派训练的特点。1996年出版的卫茂平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8年钱满素的《爱默生与中国》，2000年吴泽霖的《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这些书的出版大大推进了影响史的研究。

对当代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域外汉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本书不能不提，一本是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的《东方学》(1999)，一本是孟华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前者使研究者获得了一种后殖民主义的立场，后者使研究者有了一个超越传播史和影响史的新的研究角度。试图将这两个角度揉为一体的代表学者是周宁，他的系列出版物《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以及专题研究《天朝遥远》，都可以看出他对形象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吸收。秉承后殖民主义的理路，他对国内学术界研究西方汉学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汉学主义”，一种自我的殖民化。他的批评也同样遭到了反批评，张西平认为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在对待包括西方汉学在内的东方学的研究，有着自身的不足。孟华的形象学理论得到了学术界较好的回应，在对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影响研究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例如钱林森主编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姜智芹的《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欧阳昱的《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卫景宜的《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故事》、宋伟杰的《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吴其尧的《庞德与中国文化：兼论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作用》，都是对特定国家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

从1996年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学西渐丛书》，到2006年乐黛云先生主编的《中学西渐丛书》，相隔10年，但研究的视角都聚焦在以汉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这个主题上。同时，这两套书都是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研究从单纯的文学界扩展到整个文化思想界，显示了汉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密切关系和内在的联系，显示了比较文学界对域外汉学研究的关注。

从上个世纪8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将中国文化的研究扩展到全球范围内展开，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学术观念上的重大提升。对域外汉学的研究极大地扩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并已经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由于对域外汉学研究的跨文化属性，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无论在基础建设还是在理论建设上都亟待深入和提高。

从基础建设来说，我们仍需回到乐黛云1996年编辑《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和《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这个思路上来，没有对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历史的基础性研究，没有对域外汉学基础性文献的翻译和整理，如若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展开对汉学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严绍盪提出的原典实证的方法仍是展开汉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如果从传播到日本算起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如果从传播到欧洲算起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不到百年，真正学术性的展开不过30余年。至今，我们仍不能完整拿出中国文化在任何一个国家传播的基本书目，仅此就可以说明一切才刚刚开始。沉下心来，克服中国迅速崛起带来的那种使命感所产生的学术冲动，集中精力做好基础文献的翻译和整理，精心做好国别汉学史的研究，做好专书、专人的研究仍是汉学研究领域一个长期的任务。

域外汉学或中国学研究的领域也亟待扩展，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研究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放在了东亚和欧美，对这两个地区之外的汉学或中国学研究我们所知甚少。近百年来欧风美雨、以日为师几乎成为知识界的主流，但在中国迅速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时刻，在中国的国家利益遍及全球的时刻，我们已有的知识显然已经不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知识范围的扩展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利益问题，这种知识和视野的扩展也包含着一个大国的知识界应该具有的全球精神视野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情怀；正像在语言研究上如果没有对埃及古文字的研究，没有两河流域线性文字的研究你就很难称得起语言大国一样。如果把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仅仅局限在东亚和欧美，我们就很难说清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和价值，很难在多元文化的视角下展开跨文化的对话与研究，从而真正在多元文化的对话中创造出中国自己的跨文化研究理论，对世界的比较文学研究有所贡献。

从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以域外汉学为中心的研究视域对比较文学原有的理论提出了多重挑战。域外汉学在学术形态上几乎涵盖了中国学术和文化的所有方面，中国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中国的历史、宗教、哲学、科学常常是汉学的重要内容。比较文学所常用的平行研究或影响研究，实际上都无法说明汉学学术形态的复杂性。如何解释作为知识系统的汉学成就?这些仅仅在比较文学的领域都无法说清。这是一种全球化后知识和思想的交融与会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里既有思想的误读，也有知识的传播。域外汉学在不同的地域和国家有不同的形态，在一个国家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如何综合考察汉学的文化形态与特点、其形成的规律与本质，仍是一个未定论的问题，似乎到目前为止尚无一套较为全面的跨文化理论对其做总体的说明。这是其一。

其二，形象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域外汉学的研究无疑是重要的方法，但将其运用到域外汉学的研究中就凸显其理论的不足。在“我”与“他”的对应关系中，汉学对“他者”的“社会集体形象”是如何产生影响的?知识和想象之间的关系、汉学与“关注主体”认知结构的关系等等都有待讨论。“社会集体想象”如果只是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种方式下转换，显然有着不足，它无法很好地说明知识的真实和解释的主观性问题，也无法说明“关注者”和“被关注者”互动的复杂关系。正如我在一篇文章所说的：“形象学和萨义德的‘东方学’对早期欧洲汉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东方学一部分的欧洲汉学如果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帝国主义早期殖民主义扩张的产物，那么它的真实性何在?或者进一步扩大，在历史研究中，如何确立‘历史事实’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果像后现代主义者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的‘历史推论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经营下的一种形式，或者更正确一点，是想象的惨淡经营’，那么历史学还有存在必要吗?”

其三，汉学研究的复杂性还在于中国文化和历史作为“他者”传入了不同的国家，被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解读、说明、研究，成为其“异邦”知识和文化的一部分。但同时，这个在“异邦”所形成的汉学，又返归中国，参与了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建构之中。此时的域外汉学又作为一种异邦的“他者”，呈现在中国文化和学术面前。汉学参与中国近代学术与思想建构的深度是很多人不可想象的，我在文章开头就指出了这一点。这样，域外汉学作为一种异邦的“他者”并不完全外在于“我”，并不是仅仅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乃至中国当代学术的转型，都和我们对汉学的研究与理解密不可分，这个“他者”几乎已经内化到“我”之中。中国当代学术和思想重建的首要之事，就是如何从中国原本的文化传统梳理出自身基本的理路，如何从中国近代思想和学术的转变中梳理出已经“内在于我的汉学概念和思想”，剥离出“外在于我的汉学概念和思想”。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比较文学的范畴。实际上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并不能完全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如孟华所说，汉学只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天然盟友。因为，对汉学的考察与反思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学术和文化重建的重大问题，对其的把握需要在更大的学术范围内加以考察。至今，我们在把握这个研究领域时仍不能从理论上对汉学作一种整体的说明，揭示其复杂的特性。

天地玄，寰宇变。当代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以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力而骤然崛起。面对这种历史的巨变，几乎中外所有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都哑然失语。但中国发展到世界一流大国已经指日可待，汉唐盛世也即将在不久的将来再现于中华大地。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抖搂掉晚清以降的悲情，走出百年殖民后的被殖民心态，在其无与伦比的辉煌历史文化传统之上，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吸取百年来所融合西学的思想和知识传统，重建中国思想和学术的重任已在召唤我们。通过对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和影响的研究，通过对域外汉学的研究，探求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意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显然，无论在学术的基础建设上还是在理论建设上，我们离这个目标还相差很远、很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