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源诗坛对陶渊明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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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金源百年诗坛上,陶渊明以其独特风貌出现在金代诗人视野中。金源自大定而治化休明,至明昌而全盛,本土诗人登上诗坛,开始了对陶渊明其诗其人的解读。
关键词:金源 大定 明昌 陶渊明 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在金源百年诗坛上,陶渊明以其独特风貌出现在金代诗人视野中。金灭北宋,实行“借才异代”,大批宋儒如宇文虚中、蔡松年、高士谈等人出仕新朝,陶渊明经由他们的视野进入金初文坛。入金宋儒使金代文学建构初始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但这些成熟精纯的“宋调”并不能代表金代文学独特的时代风尚。直到大定、明昌年间,即金源鼎盛时期的“国朝文派”才充分体现了金诗特质,即北方文化特有的自然清真,此又与陶渊明“质性自然”的本性殊无二致。文学传统与民族个性都显示出陶渊明在金源诗坛被广泛接受的必然性。
一 大定诗人与陶渊明
与金代初期宋儒执柄诗坛情势相比,大定诗坛的主体构成已然发生变化。元好问在《中州集·蔡小传》中称:“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士、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从这段话可知,金源本土诗人已然登上诗坛。
蔡(?—1174),字正甫,为金初文坛首领蔡松年之子。蔡被推为“国朝文派”之肇始,其诗雄奇朴野、气骨苍劲,充分体现了“国朝文派”的美学特征。当时相当数量的作家如刘迎、刘仲尹、萧贡等都有着与蔡公相近的雄放腾跃的诗风。在此种时代风会和美学倾向之下,诗人们很难深入体会内敛平淡的陶渊明。然而陶渊明的生命经历与诗文创作始终围绕着一个重大课题,即出处行止之间的矛盾,虽然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和深浅程度存在着个体差异,但此中包含的仕与隐、情与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秩序等子命题几乎是不同时代文人宿命般的纠缠,所以即便是在昂扬的时代精神和雄奇的诗风之中,诗坛上仍然回响着另外一种声音。
蔡参加金朝的科举考试、做的是金朝的官,虽身为汉人,对金朝再无其父的疏离感、隔阂感,但是其父被害与其时时如履薄冰的倦游心态不可能不给他带来影响,因此他难免不会有畏途之感,“在家须信贫犹好,梦想人间行路难” (《秋日和张温仲韵》),进而产生归去之叹,“求田已喜成三径,适意真堪寄一觞”(《简王温父昆仲》)。虽然有“三径”之意,但是他并未真正想要撤离官场。《寄通州王》诗云:“长夏少人事,官闲帘户深。枕凉秋入梦,林密翠交阴。适欲非吾事,谋闲遂此身心。绝交吾岂敢,觅酒识知音。”可以看出居官清闲的自得适意才是他真正希望的生活状态,相比之下,“三径”不过是个浪漫雅致的念头罢了,因此他的一部分清静闲适之作,乍读似与陶诗相类,但细细品度,仍见分异,诗中所蕴含的生命体验和感悟与陶诗也有着薄厚之别。
王寂(1127—1193),字元老。是金代诗坛至中期存诗最多的作家。王寂一生奔波于仕途,却又一直强调自己“平生雅志在丘壑”(《题刘器之秀野亭》)、“老夫为政拙,雅志与时乖”(《蔡州》)。因中年仕路受挫,生计艰难,加之深受佛道思想的浸染,而慨言“自苦折腰供吏役”(《送张希召二首》其一)。进而想早日终老长林,这种心态使得他的诗中有着很浓的避退意味,但是他并没有走上陶渊明的弃官归隐之路,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生计逼迫。这种矛盾也曾经同样困扰着陶渊明,《咏贫士》其五就坦言:“贫富常交战”,面对经常空底的米缸和衣衫褴褛的妻儿,陶渊明的内心不是没有矛盾和痛苦,只是他坚定地秉持“忧道不忧贫”,“穷不失义”的儒家教义,所以贫富交战的结果是“道胜无戚颜”。面对陶渊明的胜利,王寂深怀敬意,“寥寥阅魏晋,得一陶靖节。来生腰骨硬,肯向督邮折。后世无问津,风流冷于铁。”(《咏张宫师二疏东归图》),但是他没有追随而去,毋宁说是他无法追随,因为他缺乏在陶渊明那条高贵而又异常艰辛的道路上行走的力量,即独立不迁的弘毅人格,而这恰恰是人生道路选择中最重要的内在驱动。所以王寂只能在精神上向陶渊明致敬,而在现实中却选择了晚年的白居易,作为自己师法的范型。
二 明昌诗坛与陶渊明
在金代诗史上,明昌时期是个值得注目的时期,诗歌发展趋向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在蔡、刘迎等体现的气骨苍劲的诗风外,党怀英、王庭筠、赵等诗人又创造了清寂绝尘的审美境界,同时也在另一维度中接近着陶渊明。
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溪。明昌年间大振诗声。从《全金诗》中所录的六十八首诗来看,党怀英非常仰慕陶渊明的人格理想。他作有《次文孺韵》、《黄菊集句》、《西湖晚菊》等多首赋菊诗。诗人在感慨斯花斯人的同时也寄寓着自己清寂幽独的心曲。“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抒发自己的幽愁暗恨、孤芳高洁的志趣成为一个传统,也是中国士大夫一种普遍化的文化心理。在魏晋之际的陶渊明就是这种文化心理的范型。”陶渊明归隐田园后,松菊成为其诗中常见的意象,“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归去来兮辞》)“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其二)陶渊明在使用菊花意象时注重的是它傲立风霜的英姿和不与群芳争艳的孤高,而且菊花常伴青松意象共同出现,强化了菊花的傲骨,因此对于陶渊明而言,“菊”的意象可以看作是对于自身选择的坚持与肯定。相较之下,党怀英的“无人自芳菲”、“共抱兰菊恨”则显得少了几分硬朗多了几分文人的清寂。党怀英很多诗作中都营造了这种清幽静寂的境界,如其“独卧北轩元不寐,竹间寒雨夜琅然。”(《书因叔北轩壁》)、“举白北轩真一梦,竹间犹记雨浪浪”(《寄贾因叔》)两首诗中都暗用了陶渊明 “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书》)中的“北窗”意象,但经党怀英的重构,陶诗中的怡然自得之乐已经相当淡化,甚至于回忆中更平添了几分忧伤。
章宗年间,在金朝盛世背后潜伏着的各种危机已逐渐显露。《大金国志》总结章宗之世说:“惜其十年以后,极意声色之娱,内外嗷嗷,机事俱废;间出视朝,不过倾暂。……爱王叛于内,边衅开于外,盗贼公行,充斥道路,边疆多事,兵连祸结矣。”加之文字狱煨兴,路铎、周昂、王庭筠等著名文人都因上言或诗句获罪,短短十几年内,政局剧变若此,文人心理产生巨大落差和失望感。在外部世界遭到破坏时,相当一部分文人很自然地遁回到自己的精神天地中寻求新的生命支撑,就如同陶渊明在东晋乱世中回到田园才得获得心的解放甚至新生。所以这一时期,金诗中大量出现了创作主体的静观默思,陶渊明以孤介高洁又怡然自得的形象出现在诗人对自身人格的思考和定位过程中。
三 “成趣园”现象:接受重心的白居易化
《金文最》卷十五录有路铎之父路伯达所作《成趣园记》一文,文中记载,当时献陵有一位姓梁的人“任性旷夷,寄怀暇远,厌之喧,乐林泉之胜,蚤以家事屡委于其子。尝读《晋史·隐逸传》,爱陶渊明之为人,慨然思之,于是背城而东,几一里,膏腴间卖田治园。为闲散计,幅巾杖履,晨往夕还,乃命之曰成趣。”梁氏此举,为当时士大夫所激赏,纷纷作诗美之。《全金诗》卷三十八录党怀英一首,卷七十九录有路铎、张昌祚、李永安、郦掖、崔巍、郭安民、初昌绍、高延年等八首。
诗人们借成趣园表达了对陶渊明为人及其生活的无限钦慕。献陵梁氏似乎比其他人更为虔诚,因为他已不满足仅仅日常的吟诵冥想,于是乎转化为具体行动:“卖田治园”,而“晨往夕还”却又透露出了更为重要的讯息:“成趣园”之于陶渊明的田园是不过一件赝品,园内“遍其田则树之桑,环所居则之以榆柳,在圃外植之果;在圃之内,艺之以花;花圃之中构之以亭;环亭之左右前后,列之以松、篁、桓、柏、清樾交合,葱蓊郁。坐亭之中,四面景物皆可得而有焉。又作松窗、柏径、藤架、竹桥,以为散策、游历之地。”陶渊明的田园陋居何曾如此“豪华”,白天在成趣园内的“闲散徜徉”又何尝没有几分自欺欺人。从表面上看,虽然同样是远离官场,退回到自己的一方天地,但是对于陶渊明而言,归隐田园是对“质性自然”的坚持、捍卫,是与道丧现实的沉默对抗,这一行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宏毅的人格;金人的退居则抽离了这一刚义凛凛的内核,注入了心安适意的闲趣。陶渊明为他的不肯折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政治理想的失落、世无知已的孤独、物质生活的极端贫穷等等,而金人的退居则是在保证物质生活没有受到根本影响下又获得身心自由、精神滋养。梁氏与其时众多文人并不关注陶渊明归隐的本质以及他在田园中并不平静的内心世界,真正让他们心折的是陶渊明在自然的亲和中超越了现世的苦恼,走向宁静和谐的人生境界。因此,在金人视界中,陶渊明归隐后的心态被简化了,他作为金代士子生活的重要点缀成为一种高雅脱俗的代名词。
从退居与归隐这一同构异质的差别中我们可以寻绎出中国古代以来文人心理嬗变的轨迹。陶渊明归隐后心态颇为复杂,喜悦与失落,自由与孤独,质疑与超越,每每杂糅,陶渊明亦在此中艰难突进。“陶渊明是白居易一生中最喜爱且受其影响最深的诗人之一”,白居易在接受陶的同时也修正了陶渊明一生所奉持的儒家教义,他消解了“穷”、“达”的二元对立,创造了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无往而不适的自我调节机制,其具体的实践方式就是白居易首倡的“中隐”。他放弃了陶渊明排斥官场那种“极端”方式,隐于小官,这样既能避免因担负重大责任而遭致的风险祸患,又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白居易强化了陶渊明在穷境中自足闲适的生活情趣,力争使自己做到身在官场之中,心在江湖之上,保持着精神的独立自由。这样,出处行藏只靠心中意念来区分以后,二者之间的巨大鸿沟便被解构了。再来对照白居易效陶潜《五柳先生传》所作的《醉吟先生传》,“所居有池五六亩,竹数千竿,乔木数十株,台榭舟桥,具体而微,先生安焉。……洛城内外六七十里,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可以看出白居易的居所和“成趣园”颇有几分相似,而陶渊明在其审美人生中的安贫乐道已被置换成世俗与艺术交融的富贵闲人的优游。因此从陶渊明到白居易,可以看作是从追求理想人格到选择人生态度的转变。白居易的生活态度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期封建社会士大夫很少有为了个体人格和理想像陶渊明一样毅然归隐、几十年不再出仕。
总而言之,陶渊明对“大伪”现实的批判在时代的安定中淡化如烟,随之松弛的还有陶渊明在各种冲突下所产生的张力及陶诗中的复杂况味。在诗歌形式上看,涉陶诗歌内涵不仅单纯,而且使用陶诗意象语汇亦比较集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有“北窗”、“菊”、“三径”、“无弦之琴”、“吾爱吾庐”等与怡然自得、情趣高雅等相关的语句。从诗歌风格上看,陶诗的平淡对此一时期于雄健方刚气格之外的清淡闲逸风格影响显豁,相较之下,陶诗的平淡冲和是经过剧烈的感情冲突和心灵折磨后获得的,在平淡中有一种超轶脱俗的高贵气质和阔大的人格气韵;金诗中表现出来的闲静则是诗人物质与精神双重无忧的外化,虽也闲适自得,却未免平庸;境界清幽,却未免气格狭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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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作者简介:张秋爽,女,1976—,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空军航空大学飞行基础训练基地社会科学系人文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