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尼,波普尔认识论思想之比较

摘 要：科学的发展使得纯粹认识论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改变，认知科学将传统的认识论研究日益推向技术化的向度。在研究论域上，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与波普尔的进化认识论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容。二者的认识论都是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产物，在哲学研究范式发生转向的背景下，他们的认识论对传统认识论的消解的同时，怀着深切的人文情怀，建构起新的科学认识论；在认识论模式的具体建构和话语表达上，他们的分歧是明显的。默会认识论与进化认识论的思想价值不容忽视，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认识局限。

关键词：波兰尼；波普尔；默会认识论；进化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2-0038-06

作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的典型代表，同哈耶克一道被誉为“朝圣山三巨星”的波兰尼与波普尔在20世纪星光璀璨的科学哲学界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英籍犹太裔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希翼以默会认识论取代自洛克和休谟以来的客观主义认识论，将个人的主观性融入到对知识的理解中。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思想奠定了他作为科学哲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性基点，它辩证地否定了自笛卡尔以来西方近代批判哲学所持有的普遍怀疑原则，批判了实证主义者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立与分裂起来的现象，指出认识是认识主体的真实存在，认识依赖于认识主体的身心获取默会知识的手段和方法，对“个人知识”的默会维度的张扬凸显了认识者的主体性。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是被誉为“开放社会之父”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依赖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力图从进化的维度理解并阐明人类认识结构和能力的起源及发展。其进化认识论是他的全部科学哲学理论的基石。

一、比较的哲学背景：认识论的形而上学预设与范式转向

自从关于知识的哲学诞生的那天起，认知的模式就被具象地异质表征着。苏格拉底明确指出：“正确的意见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区别”[1]。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将形而上学与专门学科做了具体的区分，并对其各自的职能进行了理论定位，规制了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之后”的“第一哲学”地位。哲学的认识就是探究事物的真实性质的认识，它孜孜探寻宇宙的存在奥秘，以“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为理论的根本指归。在古希腊的哲学境域中，知识起源、形式及实质等全部问题都被形而上学化了。沃尔什对形而上学的哲学认定与亚里士多德相近，认为形而上学研究实在的整体问题，是一种最根本的探索，它探索什么存在或什么真实的存在，研究与现象相对立的实在的科学，把世界作为第一原理的理论[2]。形而上学的理论特性在于抽象，它拒绝自然科学的数学性逻辑，追寻存在的最终条件和依据。

哲学自身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从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本体性普遍性知识诉求到追问“如何更好地认识世界”的认识性应然性知识诉求的范式转移，已经昭示了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哲学范式的内在逻辑演变使哲学的思维范式发生了改变，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就是哲学思维的一种理论自觉。柏拉图认为，人的认识是先天具有的，它在理念世界里真实存在，而在现实的感性世界里却被遮蔽了或被遗忘了，因此，要想得到的认识只能靠“回忆”。自笛卡尔开始，科学的发展唤醒了沉睡已久的理性之梦，认识论的转向使哲学的范式发生了改变，宣判了独断的形而上学的终结，规定了单纯地抽象地断言世界本质的知性思维方式的无效性。围绕着“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的思想主旨，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分歧，作为知识的理性与作为感觉的经验发生了分裂，经验论把认识的起源限定于感觉经验，唯理论则宣称理性思维是知识的本源。洛克对天赋观念进行了激烈批判，把感性经验当作知识的唯一源泉，在外部经验与内部经验的关照下，一切知识皆可获得。笛卡尔以普遍怀疑的精神做支撑，认为知识的可靠性来源于心灵的感知，通过心灵思考实体，心灵可通过有效地运用我们眼睛的方式而得到改进[3]。康德试图以经验与先验的认知概念来调和洛克与笛卡尔的争辩，将现象世界与物自体的区分依据限定在可知与不可知的宏大对立中。康德之后的黑格尔与费希特们又都以自己的理论努力试图超越这一对立。认识论的哲学之旅就这样在分裂—弥合—分裂之此起彼伏的争论中从近代走到了现代。

哲学从问题开始，问题本身倚预设出现。黑格尔说：“开端就是纯有。”[4]哲学就是在对“存在”的阐释中展现出自己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当古希腊先哲们提出世界的本源是水或者火时，他们已经不自觉地预设了世界的本源是存在的。现代分析哲学先驱弗雷格认为，任何一个命题都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即实际存在对象的“指称”、具有客观意义的“涵义”及纯粹个人主观的“意象”。涵义指称理论直接带来认知的语言哲学预设逻辑：“当我们说到‘月亮’时，我们意图并不是谈论月亮意象，我们也不会满足于它的涵义，相反，在这里，我们预先假定了指称存在。”[5]科学的理论预设前提就是那些不证自明的观念自身的存在，而对观念自身的存在以及前提进行探究，就成为科学哲学家们的现实任务。康德哲学就是在“科学认识何以可能”的逻辑起点中得以展开的：“当人们看到一门科学经过长期努力之后得到长足发展而惊叹不已时，有人竟想到应提出象这样一门科学究竟是不是可能以及是怎样可能这样的问题，这本来是不足为奇，因为人类理性非常爱好建设，不只一次地把一座塔建成以后又拆掉，以便察看一下地基情况如何。”[6]

科学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作为精神现象的哲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也在表象物质的变化中悄然表征着改变的印迹。在假定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在场”的前提下，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在古希腊到康德之前的传统哲学那里得到了解决。但认识能力的真实“在场性”并不能保证认识能力的完全彻底性，认识的有效性问题不得不接受理论的“审判”：独立的客体何以被真实完整地认识？主体的思维触角是否可以伸向彼岸的“物自体”王国？康德试图以先天的综合判断来回应这一问题，但二元论的立场和不可知论的断言使得这种理论努力以失败而告终。波兰尼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就是在试图解决这一认识论难题的理论努力中出场的。科学与哲学的联姻历程在古希腊的哲人劳埃德那里就开启了，中国古代诸多科学家也都“形而上学”地成为哲学家，科学的质性探究与哲学的形上思考结合起来，使“科学哲学”的言说成为可能。爱因斯坦断言：“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辨概念和思辨体系；而且任何一种思辨思维，它的概念经常仔细考察之后，都会显露出它们所由产生的经验材料。”[7]波兰尼说：“所有的理解都是默会认识，所有的理解都是通过寓居而实现的。因此，狄尔泰和立普斯所提出的如下思想，即只有通过寓居才能认识人和艺术作品是合理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的错误在于认为寓居不同于自然科学中所运用的观察。差别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观察某颗恒星时的寓居，没有理解人和艺术作品时那么深刻。默会认识论建立了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研究的连续过渡”[8]。波兰尼始终怀揣人文关怀的热情与思索世界的浪漫，晚期的哲学家角色使得他的科学哲学尤为严谨与深邃，默会认知理论的诞生引发了一场认识论领域的变革。

二、相同的认识论立场：消解传统认识论与建构新科学认识论的人文情怀

（一）传统认识论的消解与新的科学认识论的建构

强调知识和命题之间具有内在关联，语言表达可以承载一切知识的存在的传统认识观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在波兰尼看来，科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纯粹的知识，个人的参与及个人的默会能力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致命要害在于它追求的“完全客观性”的知识之虚幻性和荒唐性，在实质上是要“不惜代价地追求从科学中把这些热情的、个人的、人性的理论鉴定清除，或者至少要把他们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到可以忽略的附属地位。”[9]23波兰尼认为，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作为唯一可靠的客观知识，极力排斥形而上学，张扬科学理性主义，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方法论界限消失了，原子运动知识取代了一切知识，所有形上领域的价值和观念都被摧毁殆尽，并最终导致了启蒙运动曾唤起的人类对整个世界意义的追寻信念的丧失。波兰尼批评了这一机械方法的“剥夺”性质，把有思维意识的人简单化约为没有任何知觉的机械机器，因而作为人的科学家就可以不必为科学研究承担社会道德责任。“但是，机械性的方法已经把我们在学术里所追求的事物和这些道德问题分开，使学术的事仅止于‘学术’而已”[10]24，科学成为一种与道德无涉的活动。另一方面，休谟和洛克主导的客观主义方法把科学的研究看作是“可观察事实的集合”，科学就是排除一切主观因素的纯粹客观活动，科学一旦渗入了人的主观意识，其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这种把可证实的经验事实当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排斥人在科学中的参与价值，带来的后果是人性与知识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割裂，人在科学认识中的消隐使得人自身的存在遭到了否定和怀疑。实证主义的错误已导致了科学的蒙昧主义，科学远离了人性，科学成了神话般的存在，“假使拉普拉斯式的期望或是一个类似的对准确科学的理想果然证明自身就是人类知识的全部，那将是迫使我们完全无知。”[10]36客观性、实证性与非个人性的传统认识论从根本上看是不科学的，它是“招致20世纪惨祸”的罪魁，若不对这种“现代荒唐性”的认识论进行变革，科学的危机将会愈加严重。

与波兰尼的认识论立场相同，波普尔审视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理性逻辑支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知识理论，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有力的反驳，以一种全新的“客观知识”理论取代传统理论，将理性主义、逻辑主义、归纳主义和证实主义高高飘扬的旗帜直接撕毁。波普尔运用证伪主义原则，以自己对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的“猜想与反驳”来同构达尔文原初进化论意义上的“进化与选择”。一系列的假说和猜想构成了“世界3”或人类社会当今存有的一切理论体系，它们都是类型各异的猜想，科学理论从根本上就是一种假说。据此波普尔认定逻辑实证主义的可靠知识观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迟早会遭致反驳和否定，在这一立场上，任何“绝对可靠的理论”[11]23都是一种虚妄的梦想。在不得不选择一种理论的时候，一种合理可取的做法就是自觉去选择那些在时间的长河中接受检验能力最强的理论。这就是人的认识进化的启示，也是对客观知识的必然回应。波普尔认为：“从笛卡尔以来，关于人类知识的理论基本上是主观主义的，知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特殊可靠的人类信仰。”[12]15因此，这种认识论是一种传统的常识认识论，传统认识论的局限忽视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波普尔决心用自己的客观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进化认识论来颠覆和取代传统的常识认识论，指出：与批判精神相悖的是教条的态度，它是我们实现科学认识的大敌，不盲从的批判和探索是科学认识活动的基础和精髓。科学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批判是任何理智发展的主要动力。打破人类僵化的思维、沉闷的理性、保守的传统、狂妄自大的权威以及不可证实的科学，是波普尔批判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人生信条。

（二）建构新科学认识论的人文情怀

波兰尼通过批判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观的错误，证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一样是充满人性因素的科学，科学知识离不开人，人的热情、信念与价值就是科学的本质属性，科学是人化的科学，是一种“个人知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错误之处在于远离了人性的根基去研究科学，脱离了以人性为根基的科学信念、科学直观与科学创造是非人的科学，“科学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而得到运用。正是通过科学家的技能运用，科学家才形成科学知识。因此，我们通过研究技能的结构可以了解科学家的个人参与的本质。”[13]49个人的兴趣、热情、信心、技巧及价值判断等人文因素是科学价值自身的体现与反映。“知识的取得，甚至于‘科学的知识’的取得，一步步都需要个人的意会的估计和评价。”[10]34因此，传统的认识观将科学与人文分裂对立起来的做法是虚妄的，是需要彻底变革的错误认识观。立足于“科学是人的科学”的基本价值判断，波兰尼将其最重要的论著命名为《个人知识》：“我要表明种种科学热情绝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副产品，它们是具有逻辑功能的，它们给科学贡献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9]204

与波兰尼一样，怀着深切的人文情怀，波普尔明确将科学的最终价值归属指向人，提出属人的问题是科学增长的起源。人在科学知识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得到高度重视。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科学认识是允许犯错的，“我的著作是想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因此，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只有不去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错误，才是不可原谅的。但即使犯了可以避免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12]1这种对人可犯错的认可是对人性特点的正确把握。在此基础上，波普尔强调，科学知识增长的最终价值是为了获得人的精神的自由成长，理性批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人的批判精神之于理性导向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人文主义关心的是人类精神的成长，那么，人文主义的传统不是批判的和合乎理性的传统，又会是什么呢？”[14]548“世界3”就是一个内含科学理论、科学方法与科学理念的世界，其之所以能够与“世界1”之间建起联系，是因为“世界2”的中介联系的存在，“世界3”之客观知识的增长依赖于人的精神和意识的作用，人的趋于自我完善的本性使得他穿梭在“世界1”和“世界3”之间，人的追求完善的精神使得他赋予整个世界以意义。

三、相异的认识论模式：默会认识论与进化认识论之争

波兰尼与波普尔都共同向传统的权威认识观挑战，但各自举起的认识论旗帜是不同的。波兰尼认识论的精神内核是“个人知识”维度上的默会能力，科学家的个人介入与参与是保证理论科学的重要机制；波普尔则提出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客观性知识是其进化论认识论的思想基础。

（一）批判传统认识观的话语指向之争

在对传统认识观的批判上，波兰尼与波普尔的话语指向是不同的。波普尔强调自己的进化认识论是批判理性主义的，理性虽然优于经验，但理性又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对待理性。证伪主义就是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波兰尼则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的话语表达不以为然，“批判性的事业掀起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了我们的科学、哲学和艺术，它已经臻于成熟，并且到了最后的极限。因此，我们开始生活在一个新的知性自由时期，我要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后批判时代。”[14]109他们在批判理性的同时却忽视了人的另一种能力，“这里存在着一种断裂，批判的心灵否弃了两种认识能力中的一种，试图完全依赖于剩下的那一种。”[11]117对那些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只能靠心灵去领会的知识进行逻辑层面的认识与分析是不可能的，这种批判的结果掩盖了人们认知层面的不能言说的部分，使人们的认识能力被人为地割裂开来。

（二）认识有无主体之争

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认识主体的客观存在，默会即是认识主体的默会，认识主体的在场性是默会认识存在的根本保证。在波兰尼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强调了默会知识的个人参与维度。认识主体的默会能力、寄托、信念都直接决定了科学认识能否顺利完全。没有了认识主体，也就不可能有默会的存在了。在长期的对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型的探索中，波普尔汲取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营养及思维模式，并将这一思维模式引入到知识生产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进化知识论架构，被称为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而“客观意义上的知识是没有认识者的知识，它是没有认识主体的知识”[11]7；“它由我们的理论、推测、猜想的逻辑内容构成。”[11]123客观知识中的客观是一种内容宏大的客观，它不仅指向自然世界的客观，更多地包揽了人们在追求科学知识的途中所获取的各种符号化的知识成果。而主观知识者则狭隘地持有着“书只有在被人理解才能在实际上成为一本书，否则它只不过是沾上墨迹的纸张而已”[11]270的知识信念。

（三）个人知识的默会维度与客观知识的进化维度之争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是波普尔认识论的主要支援背景，人类知识同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规律一样，知识是其自身长期进化的产物。“知识的成长是借助于猜想和反驳，从老问题到新问题的发展。”[11]73同生物进化一样，人类知识的增长及认识活动的拓展，都遵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理论在过去成功的事实不能作为将来成功的任何保证……一个过去曾被反驳的理论可能仍然是有用的。”[11]73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有被证伪的可能，都有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的可能。科学理论的获取路径依赖于客观知识被证伪的过程中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进化。波兰尼却认为，人类认知的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逻辑层面，还应深入到个体认知活动的不可言说的默会层面，知识的默会维度才可能对人类知识的基础和本质做出恰当的解释。

（四）科学认识的评判标准之争

在判断一种认识是否科学的标准问题上，波普尔提出了可证伪性原则。一种命题、理论或学说如果能够在经验层面被证伪，那么它就是对科学的正确认识，如果在逻辑上不能被证伪就是非科学的认识。越精确的理论一定是越越来越经得起证伪的理论。波兰尼则对这一原则提出了抗议，认为科学是能够通达真理的，这种客观主义的假设是一种冒着较大理论风险的主观猜测，因而是不科学的。默会认知理论说明，“真理只是某种被人相信时才能得到考虑的东西。”[13]305科学认识不是被证伪的结果，是认识主体的信念支撑起来的不懈努力的结果。所有的科学知识，归根到底都要依靠形而上学的追问，“那些相信科学的人，必得承认他们是将一种解释置于他们的证据之上，对这种解释，他们必须自行负责进行明确的测定。一旦把科学接受为一种整体，一旦同意科学的任何特定的陈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要依赖他们自己的个人确信。”[15]信念是知识的源泉，科学就是人们对其所寄托的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一切激起和造成发现的热情也同样隐含着一个信念，即相信这些热情宣布其价值的某种知识有存在的可能性。”[13]172-173

（五）科学发现有无方法论之争

波兰尼认为科学的发现就是关于存在的选择，科学发现是没有固定的程式和方法的。“科学命题的发现和论证其是否正确并没有严格的规则。”[16]波普尔则强调科学发现是有方法的，其根本方法就是试错法，即不断地尝试和清除错误的方法。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科学的方法论，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是一种猜测，人们在科学发现过程中以猜测的方法接近真理进而发现真理。“我们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是如何正确而为猜测作辩护，相反，我们将试图运用所有逻辑的、数学的以及技术的武器来证明我们的预期是错误的，以此来推翻这些猜测。这样做的目的是提出未经证明和未经辩护的新预期来取代那些猜测。正如培根所戏称的，这种新预期是一些‘轻率的、不成熟的偏见’。”[17]科学的试错法是人们进行学习的根本方法。波兰尼却坚持认为个人知识在科学发现过程中的作用，否认科学发现过程中逻辑因素的存在。因为事先预定了科学的合法性存在，科学就不该被我们所规定，我们只能试着去描述科学。科学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了它自身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因而用方法论去解释科学的发现是没有说服力的。

四、进化认识论与默会认识论的思想价值及其限度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界有影响力的科学认识论，波兰尼的默会认识与波普尔的进化认识都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人类认知理论的积极探索和有效表征，其思想所蕴含的价值意义与理论启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站在反叛传统认识的立场上，推崇人文主义科学观，为我们昭示了科学研究的温情内涵，颠覆了科学界一度盛行的科学至上的神话，摧毁了客观主义者们为科学设置的种种栅栏，使科学以饱满的符合人性需要的形象丰富我们的知性生活，有助于我们培养和理解完整的科学精神。

波普尔的进化认识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他对传统的“纯粹认识论”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与反驳，对传统“主客体二分”的模式进行了消解，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认识论的人性抽象预设进行了批判，证伪了其理论的错误性，这种敢于挑战权威、突破传统及积极创新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更重要的是，它使人们的真理观发生了变化，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认识是一个进化的动态过程，知识增长的基础是证伪，知识增长的前提是它的可否证性。它启示人们，在科学的王国里，真理是短暂的，今日的真理是通达明日真理的一个“暂时性存在”。进化认识论抓住了传统认识论的一些缺陷，如对人类认识能力的发生学研究的忽视和缺乏，漠视人与动物在不同进化阶段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波普尔把一切科学知识的来源与发展限定在与生物进化同质的进化途径上，理论的偏激性与片面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进化认识论完全肯定演绎而否定归纳，认为一切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因而遭到了拉卡托斯的批判：“科学决不是试错法、一系列的猜测与反驳。”[18]

相比之下，波兰尼“默之所在，不言自会”的默会认识论的革命性影响是巨大的。波兰尼对实证主义科学观对科学研究带来的危害体会颇深，对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方法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断言科学的知识是个人的，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是消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隔阂的主要途径，目的是为了论证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都离不开人的参与，自然科学也是充满人性的科学，以促进人们对科学观的革命性变革。默会认知理论对人类认识默会维度的开掘和强调，从认知的微观角度揭示出人类的默会能力，无疑开辟了认识的新的理论空间，扩展了认识论研究的新的理论境界，描绘了科学发现过程的新的认识途径和图景，为陷入认知困境的实证主义认识论指明了摆脱困境的通道。

更重要的是，波兰尼所斥责的这种泯灭人性的科学观在今日的中国也非常盛行，其现实价值在中国的体现尤为明显。波兰尼满怀激情地猛烈抨击当今科学研究的非人性化与泯灭人性，怀揣同时代其他的科学哲学家少有的热情与浪漫，指责在科学的全部环节中剔除作为科学主体的人自身的行为，波兰尼为科学沦落成一种纯粹的毫无激情和人文向度的机械化信息处理过程而深深叹惋和痛惜：“我们对真理的信念至此而沦为没有理论基础”。因此，在当代中国，对波兰尼充满人性底蕴的科学认识论进行深思，倾听他哲学思想中涌动的整合科学与人性的理性冲动，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的必要性。它启迪我们，科学的发现与研究决不仅仅是纯粹逻辑层面的推演，科学与个人的知识、品格、兴趣、信念与寄托是无法分割的。人学思想的价值高于实证理性的价值，个人的信仰引领着科学的方向，个人的求知热情规制着科学的永无穷尽。在这一角度上，有人称他是一位人本主义者，是人道主义的神启哲学。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思想新趋向，即把人性与科学重新结合在一起的科学人本主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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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任浩明

Comparison of Polanyi and Popper’s Theory of Knowledge

YU Dahuai CHENG Guangli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8)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hat makes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ory of knowledge has been changed, and cognitive science makes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theory of knowledge be in technicalization. In the research field, Polanyi’s theory of tacit knowledge and Popper’s theory of evolutionary knowledge have their own features and rich contents, which are the products of physics revolu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They created the new theory of knowledge with humanity feelings, while, they have distinct disputes on the specific structure and expressions of theory of knowledge mode. Even though these two theories have their values, the limitation exists as well.

Key Words: Polanyi, Popper, theory of tacit knowledge, theory of evolutionary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