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国共北平和谈

[作者简介：余湛邦，男，1914年3月出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自1940年起，一直担任张治中先生机要秘书，曾任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秘书，1974年7月起任国务院参事。]

飞抵北平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于4月1日上午由南京起飞，下午三时到达北平。一下飞机，看到迎接的人不仅寥寥可数，连一个中共代表都没到场。经过介绍，才知道来接的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府秘书长薛子正和一些其他人。我当时觉得很纳闷。原来设想首席代表周恩来会来接，现在连一个代表都没有，心下实在有点狐疑。同时，大家随身的简单行李还要检查，心下颇感不快。代表和工作人员一起被接到六国饭店，又看到“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语。这几件事凑在一起，我的疑团更大了。

从郊区机场进到市区，发现一个引人注意的奇特现象，就是锣鼓声声，秧歌阵阵。出于好奇，到六国饭店一放下行李就跑到街上看个究竟。原来是群众自发地跳秧歌，庆祝解放。三街六巷，到处人流如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各种不同服装的，在大街上尽情地扭动，人人汗流满脸，喜形于色，兴致之高，热情之盛，难以形容。为什么人们如此兴高采烈？这使我联想到大革命时代，当国民革命军每到一地，群众箪食壶浆、争来欢迎的景象。这是解放区的新气象，使我们内心触动很大。

1日晚六时，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六人来六国饭店看望南京和谈代表，并设便宴款待代表团全体人员。饭后双方代表即开始商谈。商谈采取分头、个别对话的方式。周恩来、林伯渠和张治中、邵力子对谈。

与周恩来的争吵

这次交谈，据我事后从张、邵口中所知，谈及三方面的问题。

周恩来一开始就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离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这样突如其来的质问，使张治中蓦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周接着说：“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的所谓下野是假的，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张治中急忙反复解释：“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要去的。既不是蒋叫我去，也不是李宗仁要我去。我所以要去，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是掌握在手上，我们虽然接受以毛主席所提八条作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六个代表中除章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外，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也不好全都去，我是首席代表，只好我去啰。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到很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在回南京后马上发表新闻，对这些人起到威慑的作用。蒋既然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这些人就不敢反对了。”

张的反复解释和补充，没能使周恩来满意。周最后说：“不管你怎样说，只能说明蒋介石还在发纵指示，说明你们不是真要和平，这种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感到反复解释无效，也就动了一点感情，引起双方的争执。以后在另两次不同的场合下，周还一再提出责难。张在解放后写回忆录时还对笔者说，中共对我去溪口反应如此激烈，实非始料所及，这件事对和谈的情绪是实在有影响的。我认为，这段经过反映了周恩来严肃的原则性，中共代表不到机场迎接和六国饭店张贴的标语，是绝非偶然的。

谈到和平问题。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你们听到了，你们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何具体的意见?”张治中答：“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方的———当然这是以八项条件为基础。”周说：“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们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然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让双方讨论。当然，你们也已意识到形势发展得很快，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际上除美帝及其追随者外，也都希望中国出现和平，这是不能再拖延的。”

然后双方谈到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主要是张治中谈了他一贯的看法。而周、林、邵未作表示。张的话大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轴心国失败了，同盟国也感到精疲力竭，各国政府都希望有个比较长期的和平，以便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全世界人民更是厌恶战争，渴望过和平的日子，中国也不例外。和平，是世界大势所趋，对中国人来说，和平统一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次到北平来，就是抱着一片真诚来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不过，国家和平统一之后，最重要的是有正确的外交政策。我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长期以来奉行一条一面倒亲美的错误外交政策。我主张，我们今后要实行美苏并重的外交政策。就是说，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以亲美又亲苏的美苏并重来消除美苏的对立，促进美苏的合作，使中国成为美苏关系的桥梁。这对中国有利，对美苏有利，对世界和平也有利。别的不说，就单从军事观点来说，如果在美苏对立中，中国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对抗苏联，则美国为了支援中国，必须调动大量的海陆空军横渡太平洋到中国大陆，这样，中国就成为美国的负担。反过来说，如果中国联合苏联来对美作战，苏联为了支援中国，也必须出动大量的军队越过遥远的西伯利亚来援助中国，不但是苏联的负担，而且使苏联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所以中国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们应该好好运用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首先要谋取中国的和平统一，国家不和平统一，是谈不到实行这个外交政策的。

会晤毛泽东

从同月2日至7日，双方代表继续个别对话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主席在香山分别会见了国民党的六位代表和秘书长，第一天，张治中；第二天，邵力子与章士钊；第三天，黄绍竑与刘斐；第四天，李蒸与卢郁文。事后张治中曾两次向我谈到他会见毛主席的情形。

毛泽东一见到张治中，就满面笑容地同他握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的热情接待。”

然后问到张的身体和家人可好。张治中告诉我，那天谈的话很多，他根据“和谈腹案”以及在溪口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谈了一些意见，涉及以下几点：

1.关于战犯问题，张一再说蒋介石已经下台，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并且明确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故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了便于和谈进行，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写入和平协定条文。毛泽东表示可予考虑宽大处理。

2.关于组建联合政府问题，张提到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协议的具体方案，如按此办理，国民政府当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毛泽东表示：“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要两三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应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

3.关于今后建设问题，张表示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末了，毛泽东问张治中对今后建国有何意见。张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关于外交政策上的美苏并重主张。其内容除了上述和周恩来所谈之外，还作了以下补充，大意是：

（1）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的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外交政策，是一个致命的赌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概括地说，就是国共合作，美苏协调。实现国共团结以促进美苏协调，通过美苏协调以促成国共合作。中国在东方处在很好的地位，我们要善于利用这种地位来促进美苏在远东的合作关系，来保证远东和平，促进世界和平。

（2）中国太大了，在未来国家建设中，光靠苏联不够，还得从美英等国去争取援助。光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行。

（3）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像满清时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张治中这种外交上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不愿因中国关系使美苏关系复杂，拖美苏下水；并通过中国的缓冲，使美苏关系缓和，以促进远东和平以至世界和平的主张，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主张。他主张外交上美苏并重，而不是政治上美苏并重。政治上美苏并重是一种中间路线，外交上美苏并重是一种策略，是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这中间是有显著区别的。

李宗仁与毛泽东的电报往来

从4月1日至12日，是双方代表不断对话商谈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三件比较重要的事。

第一件是李宗仁和毛泽东来往电报。李电4月8日发出，经张治中转送毛泽东，主要用意三点：（1）表示谦和的诚意，自称“排除万难，决心谋和”，“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2）关于战犯问题，“宗仁凛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原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为所谓战犯也者，虽有汤劐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一句话，希望取消八项和谈条件中的第一条。（3）针对八项条件的二至八条说：“至立国大计，愿遵先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为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一句话，如果国共合作，遵守孙中山遗教，一切问题都可不提。

毛泽东的复电，主要内容也是三项：（1）强调八项条件，“双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原则以求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这是原则性。（2）是灵活性，“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3）建议“早日成立和平协定”。

从上述电文看，内容针锋相对，距离甚远，但并未关闭谈判大门。

第二件是国民党反动派继续为和平设置障碍。何应钦转来国民党中常会三次会议的要求：“（1）双方军队立即停战，各守原防，静候整编；（2）国民党的外交政策符合独立自主、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不能改变。（3）中共应停止暴力行为，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生命财产。（4）政府之组织及其构成，应以能实行上述要求为条件。”从上述电文看，可以看出反动派昏聩无知，垂死挣扎，李宗仁、何应钦亦无力决定和谈条件。

第三件是张治中到北平后，综合各方情况，认为李宗仁虽别有用心，但确有求和之意，而蒋介石在溪口幕后操纵，则即使和平达成协议，李亦无法采取行动。蒋留在国内，终属和平的最大障碍，因此反复琢磨之后，给蒋去信，详细分析蒋介石出国的利弊，劝他下大决心，早日成行，勿作和谈的障碍。信由屈武带南京托由吴忠信转呈，蒋介石未予置理。

从4月1日至12日，从双方代表商谈中，从各方面的接触中，从无休无止的秧歌队伍中，从报刊传来的国内形势中，我们受到熏陶和启发，思想感情逐渐由触动而走到质的变化。解放区和国统区的鲜明对照，说明了人心的向背，指出了时代的趋向，对新事物和人，由陌生、好奇而感到可爱可亲，是代表团成员的一致变化。

和谈正式会议

到同月12日，双方商谈已基本结束，中共方面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给张治中，并言明即日晚召开双方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张立即召集全体代表、顾问、秘书开会研究。大家的思想感情虽然已有初度变化，但到底未经彻底改造，所以当大家看到听到这个草案后，其第一概念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不但从具体条件看，和南京方面所希望的“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而且从全文的措辞和语气看，充满了“降书”、“罪状”的斥责，南京政府怎么可能接受。

不过，事已至此，国民党方面的全体代表不得不逐条逐款加以研究，提出一些修正意见，准备送给中共代表团。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沉重地压在大家的心头，时间似箭般飞逝，我们怀着沉重、失望和苦闷的复杂心情在晚上九时前到达会场。

这是一栋高大、宽敞、华贵而又幽静的封建遗物———中南海勤政殿。大厅中间横放着一长排条桌，两端是双方首席代表的座位，两旁则分坐双方代表。长桌两端的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座位，布置简朴，但气氛异常严肃。

会议没有固定的程序，在双方首席代表同意会议可以开始后，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详细的说明，主要是：

首先，明确战争的责任在南京政府。南京政府自执政以来，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肆行反共；尤其自1946年以来，撕毁两党一切协定、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使全国遭受空前灾难，已完全丧失人民信任。国民党部队已为人民解放军所彻底击败，愿以毛主席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因此在双方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中，首先要明确战争的责任。

第二，关于战犯问题。主要战犯必须严惩，但不限任何人，只要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将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第三，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的，因而是非法的，它所产生的伪宪法也是非法的，它所规定的伪法统理应废除。

第四，国民党现在所保有的陆海空军、各军兵种、军事机关、军事学校、工厂、后勤机构，一律加以改编，其拒不服从者，即加以讨伐。为完成此艰巨任务，特组设整编委员会。

第五，改革土地制度。全国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均应进行改革，解放军到达地区，先减租减息，再行分配土地，解放军未到达地区，南京各级政府应保护各地农民组织及活动，不得加以妨碍。

第六，凡国民党政府对外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以及文件档案，一律移交联合政府审查，其中凡对国家不利，尤其出卖国家权利的，分别予以废除、修改或重订。

第七，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应准备交代；解放军一开进，即实行军管，除反动分子之外，对广大公教人员和官兵绝不使流离失所，对进步分子、有用人才，还给予出力机会，对生产机构悉予保存。

周恩来最后说，我们对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寄予极大希望，希望同意和签订这个协定草案，使和平得以实现，问题得以解决，一定为全国人民所永远赞许。

然后，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大意是：

1.关于草案的前文，我们认为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遗教和政策，是战败了。我们愿意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不过对过分刺激的语气希望减缓些。

2.关于战犯问题，中共方面是大大让步了。不过我们希望改为：“凡今后拥护和平者，可以给予宽大待遇，背叛和平者，才应追究。”我们代表团诚意谋和，不想为此使会议陷于僵持。

3.关于废除宪法与法统问题，我们无不同意见，只希望作文字上的修改。

4.关于军队整编，原则同意，但具体方法步骤上希望修改：第一，双方军队各自在各自防区内改编，在联合政府未成立前，不受单方面的指挥。第二，具体的改编办法，应另文详细规定，不必定入协定之内。第三，分两阶段进行，其负责机构，前阶段可名为监督或监察委员会，第二阶段才名为整编委员会。

5.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我们原则上完全同意，这是早应这样做的，现在由你们提出，我们十分惭愧!

6.关于召开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我们没有原则上的异议，但条文中规定南京和各级政府在联合政府成立前，一切须服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样，后者将被看成是太上政府，希望考虑。

7.关于永远根除内战，保证永久和平，建立民主、统一、富强的国家一节，条文中，尤其毛泽东主席和我的谈话中反复强调，我认为非常正确。我今天固然代表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但本人向来是中共的朋友，在中共代表团诸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意提醒各位：国民党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责任落在你们肩上，我谨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民主的目标，建立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

会议延至二十三时十五分休会，双方同意会外继续协商。

4月14日晚上，中共代表团送来《国内和平协定》的修正稿，作为定稿，不书“草案”字样。晚上九时，双方代表团再次在勤政殿继续开会。

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发言，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细的说明，主要表示：

1.我们对南京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凡是对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都尽量采纳，应该妥协的都尽量妥协，写成这个最后定稿。

2.我们作了两个让步：第一，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双方机构采用合作办法，以解决一切过渡时期的问题。第二，军队整编委员会，不冠以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字样，就是说，军事整编，双方合作；政权方面，互相协商，但是解放军渡江和军队改编两点，我们不能让步，否则违反八项条件的精神原则。

3.关于军队的集中整顿与改编，南京代表希望分两阶段进行，由双方各自负责，然后交由整编委员会统一处理。这是原则性问题，国民党打了二十多年的内战，靠的是反动武力，这个武力如不彻底消灭，另行改组，则内战仍无终了之日，这点我们是不能退让的。

4.关于解决军渡江接收地方政权问题，南京政府代表提出暂时行使政权，等到联合政府成立才交出来，这也是个原则问题。军队是政权的先遣代表，北伐时就是在国民革命军中设政务委员会，军队所到，旧政权即予接收，新政权即行成立，这次人民解放革命运动，也不能例外。

5.南京政府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我们已接受了二十多处，主要的如战犯不提名单，“元凶巨恶”、“首要次要”等字样也删去；带刺激性的字眼如“反动分子”、“贪污分子”等字样也删去；关于军队整编，已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去掉，改成“国民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

6.南京政府代表多次提出要求马上就地停战，我们没有同意，只同意协定签字后永无内战，并愿意和谈期间暂不渡江。我们希望南京代表能说服南京政府毅然接受这个协定，并欢迎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生先生、童贯贤先生能到北平来参加签字仪式。

最后我们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订，但无论签订或不签订，到本月20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立即渡江。

周恩来首席代表最后的宣布，有如天空中的一声霹雳，使国民党的代表们感到万分震惊!但是情绪又很快安定下来，意识到这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原无足怪，心情马上转变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中国问题将由此得到解决，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沉重灾难将由此得到解脱；惧的是个人今后怎么办？命运难于捉摸。

沉痛的话

接着，张治中首席代表发言。他谈的不是对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而是抒发自己的思想感受。有如下一些沉痛的话：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告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亦有历史作评判。

“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变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

“近几年，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太狭隘一点，胸襟和态度都狭隘，应该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

“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实在远大得很，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华民族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我们极愿把眼光放远些，胸襟放宽些，来迎接这个时代，共同担当伟大的新的历史使命。”

最后，张治中还说：

“打个比方，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不必太认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能担当重大责任，表示敬重、高兴，而且要格外帮助他，使他做好。

这不但站在兄弟的立场应该如此，就是基于人类之爱、同志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我们同一民族里，兄弟手足里，出来很好的兄弟，有能耐、有魄力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邻家看得起我们，这是一家子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

周首席代表对于张治中这段话，马上加以纠正说：

“刚才文白先生对于兄弟的比方，如果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仍可以一道合作。但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两年又九个月的蒋介石朝廷，小到四大家族和一切死硬派，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当年孙中山先生对清朝那拉氏的斗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

全体代表会谈至此结束。南京政府代表团回到住处，连夜开会充分讨论，一致认为中共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从全文看，虽然条件高些，但如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党一派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则惟有毅然接受。最后大家推黄绍竑代表、屈武顾问把协定带回南京去，说服南京政府接受。

黄、屈于4月16日由北平飞返南京，即往见李宗仁，白崇禧在座。他们听了黄、屈的汇报，看了《国内和平协定》全文，李宗仁表示犹豫，白崇禧则极力反对，顾祝同火速把协定送溪口呈蒋介石。蒋看后拍案大骂，说出了两句不伦不类的热昏话：“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国民党中常会随即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李宗仁、何应钦则立即给南京代表团来电，表示协定不能接受，请建议中共签订暂时停战协定。

留居北平

到4月21日凌晨，忽听街上一片“号外，号外”之声，原来毛主席、朱总司令已下达命令，指挥百万大军于21日凌晨先后于铜陵、江阴数处渡过长江，所谓长江天堑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大军踏在脚下！

是晚深夜十二时，接李宗仁、何应钦来电：“兄等此行劳苦，事虽不成，俯仰无愧。迎返代表团专机何时飞平请电告。”延至22日，张治中命我草拟电稿：“请于23日派机来平，预定24日回去。”并正式通知中共代表团。

究竟是回南京还是留北平，21、22两日就成为大家纷纷商议的话题。从态度上说，大家基本上都愿意留在北平，投向人民怀抱。只有张治中反复强调：“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中共代表知道了，周恩来、李立三、林伯渠一起来劝驾，恳切挽留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部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和谈则是很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对于中共代表的恳切真情，大家都认为有理，都很受感动，只有张治中还是反复强调他的“复命”的理由。周恩来至此，恳切地对张治中说：“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按：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词意恳挚、温和而又坚决，使张十分感动。林伯渠和李立三也说：“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代表并不撤退，保持未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到了23日，南京方面果然派了一架专机飞平，由于中共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得力，竟然把张治中的夫人、女儿都接来了，张也就不好意思再说“复命”的话了。事后证明，周恩来的话是完全对的。重庆解放前，蒋介石指使特务把杨虎城全家杀了，连秘书全家也不放过。逃台以后，为了找失败的替罪羊，把追随他多年的原浙江主席陈仪、原武汉市市长徐会之、原参谋次长吴石等人都杀掉了。张治中、邵力子本来是蒋的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的工具，蒋逃离大陆，和的一手失去作用，根据“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规律，张、邵等人的使用价值已经消失，而作为替罪羊则很合适。所以张、邵回去，必将成为阶下囚，其下场不是杨虎城，就是张学良，而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了宋绮园了。至于周恩来说即使全面的和平不能获致，局部的和平还是可能的，不久，果然先后出现了新疆起义、绥远起义、湖南起义、四川起义、云南起义，虽然方式方法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根据《国内和平协定》的精神原则，这个国共双方代表一致同意的协定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北平和谈至此结束，一生奔走为和平的张治中将军，至此终结了他毕生的和谈历史，掀开了他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工作的灿烂的历史新篇。我跟随张治中将军亲历的国共和谈也到此结束。

（选自《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余湛邦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