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视野下五代北宋前期太湖地区的水利灌溉

摘 要：农田水利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保障。五代北宋前期太湖地区的水利灌溉活动与气候变化存在高度相关性，此外，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水利工程负责人对于当地情况的了解程度、地方利益矛盾、水利政策的侧重点、农田水利规划的合理性等都成为这个时段影响太湖地区水利灌溉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北宋；气候；太湖；水利

中图分类号：K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12-0122-05

中国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气候变化对农田水利建设的影响较现代更为显著。如冀朝鼎、葛全胜等人在考察过中国水利的发展历程后都曾指出：古代的水资源利用方式素来与区域降水量的多寡高度相关，①表现在气候干旱期，出于粮食生产中对水的迫切需求，会促进蓄水灌溉活动发展；在气候湿润期，灌溉活动就会减弱。②但葛全胜等人的观点是从全国视角出发，作为古代重要粮食产区的太湖地区情况是否也是如此？目前，学界关于唐宋时期太湖地区农田水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排涝技术、治水体系、水利开发与所有制经济等方面，③对于气候变化与农田水利建设之间的关系未有论及。本文拟从五代宋初期太湖地区水利灌溉设施建设兴衰的原因为切入点，探讨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因素对五代到北宋前期太湖地区水利灌溉设施建设的影响情况。

一、五代宋初太湖地区水利灌溉设施建设的兴衰

五代时期，尽管战乱不断，但南方政权对太湖地区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以及维护工作却异常重视。太湖地区6个州当中，润州和常州属南唐管辖，苏州、湖州、秀州、杭州属吴越管辖。两个政权在统治期间都十分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加强了对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南唐自立国后，就全面地整治陂塘堰闸，“命州县陂塘堙废者，皆修复之”④。在丹阳县，民眾在县令吕延祯带领下“筑塞环岸，疏凿斗门”，修复了“岁旱靡俟雩，河源不患竭”的练湖水利工程。练湖在当地作用极大，在旱时可将湖水注入运河和灌溉周围农田，雨水季节又可吸纳周围48条河流之水，使其免遭水涝灾害。这次修复工程让练湖又重新获得生机，灌溉丹阳、金坛、延陵近万顷良田。⑤在武进县，“为灌溉之利”，对原可灌溉4000多顷农田的孟渎“复修水门”，让它能够继续发挥灌溉作用。⑥

东南方的吴越钱氏政权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得更为出色。吴越政权首先完善了前代留下的塘浦圩田系统⑦，耕地的四周都设置了泾渎，把耕地都做成了棋盘式，“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⑧，形成了“四至泾渎为界岁久，水旱泾渎移易”⑨，“脉络贯通，纵横分布，旱涝有备”⑩的形势。后人赞誉称：“五代钱氏，不废汉唐治水之

法，自今之嘉兴松江，沿海而东，至于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闸，使蓄泄以时。”B11例如，据《吴郡通典》记载：“在苏州卅年”“（钱）元璙遣开江营将梅世忠为都水使，每港莫兵丁，设闸港口，按时启闭，以备旱涝。”B12除了在大江大浦设立堰闸外，在塘浦圩田系统的小区域范围内的高低地之间，也设有堰闸斗门控制，高地上保持与“塘、浜、门、沥”相通，使自成系统。这样在平时“岗身之水，常高于低田，不须车畎，而民田足用”。B13即便是在“大旱之岁，亦可车畎以溉田”“而大水之岁，积水或从此（指塘浦）而流泄耳”B14。可谓水旱兼治，基本收到了“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B15的效果。据元代任仁发的《水利集》记载，吴越政权还把此前分设的营田、治水两个部门合二为一，设置都水营田使，负责统一规划水利工作；组建撩浅军四部，一共七八千人，专门负责农田水利、疏导河道及筑堤工作，并要求“岁浚治之”；同时与乡村岁修制度相配合，“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筑堤防，浚治浦港”B16。可以说，吴越政权在农田水利上的布局是全方位且系统的。

但太湖地区的水利灌溉发展并非一直不变。自978年吴越归附宋朝后，太湖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状况急转直下。自从北宋王朝征服太湖地区，水利工程的修护工作改由转运使主管之后，太湖地区农田水利开始废弛。B17此后，原有水利设施或被荒废或被破坏。例如，原本在唐五代时能“溉田千顷”B18被“日夜开浚”的杭州西湖，到了宋初已是“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B19原有的蓄水灌溉功能尽失。太湖地区农田水利最严重的一次破坏发生在端拱二年（989），“转运使乔维岳不究堤岸堰闸之制，与夫沟洫畎浍之利，姑务便于转漕舟楫，一切毁之”B20。堤岸、堰闸、沟渠是塘浦圩田系统的三大命脉，毁坏了就会失去对水网的控制，导致塘浦圩田制的解体。

本来设置堰闸、沟渠是为了在水涝时能防止高地雨水泻入低地，减轻圩区排水负担；旱时可拦蓄雨水，以供灌溉。B21这些设施被毁坏意味着不论是排水还是灌溉工作均再也无法有效开展。原先负责维护水利设施的营田部门则被认为是“闲司冗职，既已罢废”。不但水利设施无法维护，之前积累下的“堤防之法、流（疏）决之理”也随之“无以考据”。B22在民间，“田法隳坏，民不相率以治港浦”B23，原有乡村水利岁修制度荡然无存。百姓因为利益冲突或出于生产便利考虑，“或因决古堤，张捕鱼虾，而渐致破损；或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与众做岸。或因一圩虽完，傍圩无力，而连延隳坏。或因贫富同圩而出力不齐；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堤防尽坏”B24。范仲淹评价这时的农田水利状况是“自皇朝（北宋王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故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废，失东南之大利”B25。可见在北宋初年，五代时期辛苦经营起来的塘浦圩田系统颓势已定。

二、五代宋初太湖地区水利工程建设兴衰原因分析

是什么原因造成太湖地区的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在五代宋初出现如此大的转折？对南唐、吴越政权来说，重视并大力修建水利灌溉工程当然首先是从发展自身经济角度出发。例如钱氏吴越政权，一方面“吴越立国于干戈扰攘之际，方欲富境强兵，必以农为先务”B26。一方面吴越统治者也意识到“百姓借湖水力生，无水即无民”B27的道理。所以在《三吴水利录》中称：“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完，无过于浙右。五代之末，吴越钱王占居东南，专飨此利。经营修治国家之资，实基于此。”B28这也充分说明吴越统治者决心要通过发展农田水利推动农业发展，来巩固执政根基。

统治者的决心固然重要，但农田水利工程费时费工，若非上下齐心难以完成。所以这必然有外界的影响因素在作用。通过现有研究发现，这个影响因素就是气候变化。在公元850—949年，整个江南正处在气候干旱期，是过去1500年以来江南气候最为干旱的时期之一。当时江南的干湿指数最低时为-0.7B29。这里的干湿指数正值代表气候处在湿润时期，负值代表气候处在干旱时期。正负符号后的数值越大，表示湿润或干旱程度越大。受气候影响，太湖地区旱灾灾情严重。如在中和四年（884），“江南大旱”，粮食绝收，出现人吃人的状况。B30贞明五年（919），无锡“时久旱草枯”，河道枯竭，百姓惊呼“此天亡之时也”。B31相反，在这个时段水灾发生次数很少，“唯长兴中（930—933）一遭水耳”B32。严重的旱灾灾情促进了水利灌溉的发展。吴越政权迫于压力和自身考虑在“苏、湖、常、秀数郡”“尽心经理”农田水利。B33努力很快收到了效果。尽管气候状况依旧极度干旱，但农田水利系统足以应付旱灾，农业生产未受到大的影响，后人称颂：“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B34

相反，在北宋初年，朝廷对太湖地区农田水利不重视也与气候有很大关系。在950—989年间，江南气候进入相对湿润期。江南的干湿指数最高时已接近0.25。B35受此影响，期间太湖地区的旱灾数量明显减少，仅在公元953年发生过一次；而水涝灾害也未见显著增多，只在977年、981年、982年发生过。B36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气候状况总体上是水旱调和。农业生产也无从产生对蓄水灌溉或防洪排水的迫切需求。诸如在苏州“昆山之东、常熟之北”一带，当时是“高田常无枯旱之患，而水田亦减数百里流注之势”。当时人们认为即便是“堤防既坏，水乱行于田间，而有所潴容。故苏州得以废其堰，而夷亭亦无所用其闸也”B37。说明人们觉得在这种环境下，农田水利设施无关紧要。所以，那些承担农田水利设施维护工作的百姓态度也很消极。B38

当然，除了气候变化這个因素外，造成北宋初年太湖农田水利出现颓势还有其他原因：

一是在北宋王朝刚刚统御太湖地区时，南唐、吴越政权留下的农田水利系统相对完备，仍能够发挥一定作用。

二是地方上在维护农田水利设施与开荒种田方面的利益矛盾无法调和。原本维护农田水利设施是为了保障农业生产，但在当时因“塘浦久不浚治，故肥泥增涨”，当地“人户不顾久远之利，请射围田”，意图占有更多的耕地，而“官中利于租税”不免要考虑此间利害关系。B39

三是在北宋初年施行的是以漕粮、纲运为中心的水利方针B40。政策重心已经从农田水利转向运河水利，因而各地相继出现“因田户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B41的状况。例如常州的五堰在南唐时还被精心维护，因为它不仅可以用于灌溉还可以抵御洪水，但是到了宋初，因宣州、歙州商人要通过水运将木材运入两浙，“以五堰为艰阻，因相为之谋，罔给官中，以废去五堰”。随后官府还在附近的固城湖上设置专职官员来征收漕运通行税。B42这样一来，官方对民间的自发破坏行为放任不问，更加重了堤防堰闸被破坏的程度。北宋苏州水利专家郏亶在介绍10世纪后期农田水利设施被破坏的状况时说：“堽身之东，其田尚有丘亩、经界、沟洫之迹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堽门坏，不能蓄水，而为旱田耳。堽门之坏，岂非五代之季，民各从其行舟之便而废之耶？”B43一句反问道出了宋初漕运与农田水利设施被毁之间的干系。

四是在北宋初年，朝廷的农业恢复政策以及对水利设施的投资并非集中在太湖地区。B44尽管在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曾分别在建隆三年（962）和乾德二年（964）两次下达劝农诏令，劝导百姓要“务广耕耘”。B45单从劝农令频繁颁布也看出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重视程度。而且在开宝七年（974）宋太祖还专门告诫下属臣僚说：“江南之事”“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烦急击也。”B46说明宋廷还是比较注意维持太湖地区的农业经济。但是毕竟北宋的统治中心在北方，因此朝廷的主要农业政策都集中在恢复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上，对水利设施的投资也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尤其是黄河和汴河上，所以无法兼顾其他地区也是可理解的。B47

五是北宋初年的统治阶层多出身华北地区，以他们的经历，是不可能充分理解水田地区的水利体系与华北地区水利体系的不同，更不会理解太湖地区的水利灌溉需要有体系的、详细的管理体系和庞大的组织经费。B48

三、北宋前期气候干旱对太湖地区水利灌溉设施建设的影响

在宋初人们对水利灌溉不重视的不良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大约在990—1029年，江南气候状态已由湿润转为干旱，尽管干湿指数最低时接近-0.5，说明干旱程度远不如850—949年干湿指数为-0.7时的严重。B49但由于此时农田水利设施的功能多已失效，无法通过灌溉来缓解旱灾灾情，以至于当旱灾入侵时对农业生产造成了致命打击。如在咸平元年（998），“江浙、淮南、荆湖四十六军州”广大地区均发生旱灾B50，粮食作物受旱歉收甚至绝收，朝廷不得已于次年“发廪振饥”B51。大中祥符五年（1012）五月，“江淮、两浙路”仅是“稍旱”，便“即水田不登”。王安石解释造成当时旱灾灾情的罪魁祸首“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B52。可谓是一语破的。

由于环境压力，农业生产对蓄水灌溉的需求愈发迫切，蓄水灌溉工程开始复兴。淳化元年（990），朝廷虽诏令废除润州的京口、吕城（今丹阳东）、常州的望亭、奔牛（今武进西）等堰渠B53，但同时“又按淳化诏废堰，拟复插也”B54。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废堰工程，但是这和此前乔维岳的单纯废堰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在堤堰关键河段设置插闸可以“大水之年，足以潴蓄湖瀼之水，使不与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垾冲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决斗门水濑，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沟洫有车畎之利”B55。这样一来，人们便可借助插闸控制水量实现灌溉和排水的目的，说明宋人对农业水资源管理已趋向理性。

除了在常州、润州废堰设闸外，太湖地区其他区域的农田水利设施在此期间也得到了修治。例如在景德四年（1007），“岁久湮塞”的杭州西湖得到浚治，并增置了斗门以便控制水量。B56天禧元年（1017），升州（今南京）知府丁谓请求将升州城北后湖（今玄武湖）“迹旧制，复治岸畔，疏为塘陂以蓄水，使负郭无旱岁”，这一请求当即得到皇帝批准。B57天禧二年江淮发运副使张纶在昆山、常熟大规模实施包括水利灌溉设施在内的水网疏导工程，后又在乾兴元年（1023）和天圣元年（1023）加以修护。B58同样在乾兴元年（1023），江阴军疏浚了湮废的利港，开横河六十里，来灌田数十顷。B59后人称之为“诸浦之兴，始于天禧（1017—1021）”B60。但从时间上来看，农田水利的复兴与气候转变之间的同步度更高。

尽管在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复工作上做出很大努力，但与五代时期相比还是存在很大差距。一是相比于吴越政权，这一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活动缺乏统一的规划。由于治水与治田相分割，宋廷一直都没有真正贯彻执行过水旱兼治的水利方针。B61故而虽暂时取得了“数年大稔”的成效，但只能是“亦止一时一方之利”B62。二是在此期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组织。首先，钱氏所设立的水利营田管理制度是直至亡国都没有改变。B63这一制度不单“立法甚备”B64，而且是施行严格，“使名卿重臣，专董其事，富豪上户簧言不能乱其法，财货不能动其心”B65。例如对围垦河湖滩地的行为，要求是可围则围，不可围则不许乱围滥围，以免影响农田水利。由于在北宋前期缺乏这种完善且严格的管理制度，造成民间百姓仍可以趁着水利失修，开挖古堤，张捕鱼虾，肆意圈围水利工程周边田地。其次，吴越政权有一支因地制宜、治水治田相结合的专业队伍——撩浅军。但在北宋前期却一直缺乏这样的组织。自从营田部门在北宋初年被废除后，到乔维岳毁去堤堰后的第十三个年头即1012年，才始置开江营兵，但设置的目的仍是为了维护航运。后来虽也设置了苏州开江四指挥等负责对河道、水利设施撩浅养护，但人员不多，时置时废，而且常被任意调动，实际作用不大。B66所以在北宋前期，朝廷虽然派遣官吏来督导改善太湖地区农田水利状况，但一直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通过分析来看，导致上述差距和整治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有很多，气候变化造成的压力较五代时期小这是其一，水利政策仍偏重于漕运和北方这是其二。除此之外仍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朝廷派去解决问题的官吏大部分出身外地，对太湖地区水系、地形缺乏了解，也很难在工程施工中与当地行政组织进行密切协作。例如郏亶就评价官吏们是“远来之人，不识三吴，地势高下，与夫水原来历及前人营田之利，皆失旧闻。受命而来，耻于空还，不过遽采愚农道路之言，以目前之见，为长久之策”B67。而地方官员由于利益问题总希望规避责任，导致有些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仅仅是为了应付上级，效果可想而知。其次，依然是由于利益矛盾导致地方阻力很大。一方面承担劳动任务的百姓的态度消极；一方面地方豪强“不知利便，惟恐开凿己田”B68，因此反对强烈。他们或者是“岁诉水轻重，失其平”，或者是“据上游，水不得泄，民不敢”。B69社会各阶层的不积极或反对，导致一些水利灌溉工程因为缺乏充分的准备和精密的计划而半途而废。例如当时有人提议“辄去五卸堰，走运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阴之民田，为百姓所讼，即罢”，提议人也因此被治罪。B70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与冀朝鼎、葛全胜等人对全国的分析情况基本相同，气候变化确实与五代北宋前期太湖地区的水利灌溉活动存在高度相关性，这体现了气候在其间的影响作用。但除了气候之外，是否具备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组织，负责督办农田水利工程的人员是否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以及当地利益矛盾、水利政策资金投入和侧重点等都会成为影响水利灌溉工程修建的要素。尤其是相比于五代时期，北宋前期人们一直未能像吴越政权那样，从整体出发，合理规划农田水利，最终尝到了“稍旱即水田不登”的苦果，这种状况发人深思。

注释

①葛全胜：《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28页。

②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9页。

③王建革：《10—14世纪吴淞江地区的河道、圩田与治水体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何勇强：《论唐宋时期圩田的三种形态——以太湖流域的圩田为中心》，《浙江学刊》2003年第2期；周生春：《试论宋代江南水利田的开发和地主所有制的特点》，《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谢湜：《11世纪太湖地区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孙景超：《潮汐灌溉與江南的水利生态（10—15世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辑；沈世培：《南宋江南圩田开发中政府公共职能探析》，《中国农史》2017年第2期。

④马令撰：《南唐书》卷三，《嗣主书》，中华书局，1985年，第16页。

⑤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七一，《练湖碑铭》《复练塘奏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041—4042页。

⑥孙仁增修、朱昱纂：《成化重修毗陵志》卷十九，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1020页。

⑦B21郑肇经：《太湖水利技术史》，农业出版社，1987年，第86、84页。

⑧B13B14B15B23B24B37B41B43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九，《水利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68、271、270、270、269、269、267、270、265页。

⑨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状志传记》，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84页。

⑩钱文瀚撰：《捍海塘志》，光绪九年刊本。

B11钱泳撰，孟斐点校：《履园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4页。

B12吴任臣撰：《十国春秋》卷一百十五，《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1744页。

B16B19B33B60B65B68B70汪家伦校注：《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第61、19、61、37、61、12、12页。

B17B36B54江苏省水利厅水利史研究小组：《太湖水利史（讨论稿）》，江苏省水利厅，1964年，第57、4—5、57页。

B18脱脱等撰：《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六》《东南诸水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2382页。

B20B22B32B34B55B67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九，《水利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81、281、281、281、283、281页。

B25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34页。

B26诸葛计、银玉珍：《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1页。

B27钱文：《钱氏家乘》卷五，《年表》，上海书店，1996年，第113页。

B28归有光撰：《三吴水利录》卷三，《周文英书》，中华书局，1985年，第39页。

B29B35B49Jingyun Zheng， Wei-Chyung Wang， Quansheng Ge， et al. Precipitation Variability and Extreme Events in 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Past 1500 Years. Atmo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2006， No.3. 郑景云、王维强、葛全胜等：《过去1500年中国东部降水变率和极端事件》，《大气和海洋科学》2006年第3期。

B30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三十五，《五行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897页。

B31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中华书局，1956年，第8846页。

B38B42归有光撰：《三吴水利录》卷二，《单锷书》，中华书局，1985年，第28、33页。

B39B44B47B48俞垣濬：《北宋前期太湖流域的水利及其特性》，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7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8、77、78、78页。

B40B61B63B66繆启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28、29、22、29页。

B45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二，《政事三十五》《田农》，中华书局，1962年，第658页。

B4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起太祖开宝七年正月尽是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85年，第137页。

B50脱脱等撰：《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1440页。

B51脱脱等撰：《宋史》卷六，《真宗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页。

B52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89页。

B53徐帆辑：《宋会要辑稿》卷六千六百七十一，《食货八》，中华书局，1957年，第4952页。

B56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四，《王济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066页。

B57脱脱等撰：《宋史》卷九十六，《河渠六》《东南诸水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2380页。

B58张德夫修，皇甫汸纂：《隆庆长洲县志》卷二，《水利》，上海书店，1990年，第46—47页。

B59虞云国：《两宋历史文化丛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6页。

B62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八十四，《代平江府回裕斋马相公催泄水书》，乾隆三十二年新安汪氏刊本。

B64吴任臣撰：《十国春秋》卷七十八，《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0页。

B69孙仁增修、朱昱纂：《成化重修毗陵志》卷十一，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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