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被遗忘的一代大家

他兼通中西，兼通史学、哲学、政治学，人文素养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全面发展。他以探讨政治学理论主流的博士论文在西方一举成名，返国后又以少时的国学典籍功底和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功底，对中国数千年的政治思想史进行了开创性的梳理和总结；即便晚年去国离乡从事中国研究时，也以独特的视角和功底带给美国的中国研究一片新气象……

有那么一个教授，曾经为老川大写了校歌，但现如今川大已没几个人知道他；他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一出版就是剑桥学术名著，轰动西方——那时他才30岁，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至今无人超越。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中，仅有两名政治学学者，其中一位就是他，另一位是钱端升。但如今不要说学界或四川大学，哪怕在政治学界，也少有人晓得他。

曾有人撰文《寂寞钱端升》。但钱端升终究做过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自有相当的知名度。那个少有人知晓的政治学院士，身后才是彻底的寂寞。他，就是萧公权。

萧公权(1897～1981年)，生于南安(今江西大庾县)，原名笃平，字恭甫，自号迹园，笔名君衡。早年就读清华学堂，1920年夏季赴美留学，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先后修习新闻学和哲学，硕士毕业后入康乃尔大学，1926年以论文《政治多元论》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政治系教授职，讲授“政治学概论”、“比较政府”、“法理学”等课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四川大学、光华大学任教，并兼职于国立编译馆。1947年，应顾毓琇校长之邀在国立政治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这一时期，萧的主要著作是《政治多元论》(1927)、《中国政治思想史》(1945)、《宪政与民主》(1947)。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49年萧公权赴台湾讲学，旋即赴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和“中国社会制度”等课程，先后出版《中国乡村》(1960)、《帝制中国的和解》、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1 975)、《翁同龢与戊戌维新》(1983)。1970年代，由著名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Mote)花费10多年功夫翻译的700多页《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英文本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书出未久即被美国学者购买一空。萧公权融会中西方学术，在政治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享有极大的声望和影响。

一书成名

萧公权晚胡适10年到美国，刚去美国时就读密苏里大学，先入新闻学院，后因个人兴趣转入该校哲学系就读。密苏里大学肄业后，老师给他提供了两个选择，一个是带奖学金的哈佛，一个就是胡适离去的康奈尔。萧的最终选择不是哈佛，而是绮色佳小城的康乃尔。这一选择与胡适正相反。胡萧二人，一个是从康乃尔到哥伦比亚，一个是从哥伦比亚到康乃尔。更有意思的是，胡适离去康乃尔和萧公权选择康乃尔居然是同一个原因。胡适说：“我转学哥大的原因之一便是康乃尔哲学系基本上被‘新唯心主义’学派占据了。”然而，萧公权选择康乃尔的两个理由，第一个便是：　“康乃尔的哲学系是当时美国唯心论的重镇。无论个人是否接受唯心论，研究这一派的哲学可以得到精密思想的训练。”

萧公权就读康乃尔时，该校曾请过胡适的尊师杜威来讲学。对此，他印象颇深，在回忆录《问学鉴往录》中说：“一间可容500多人的讲堂完全坐满。来迟一点的只好站着听。名重一时的杜威先生似乎不擅长演讲。他站在讲台上，把讲稿放在桌上，俯首低声，一句紧连一句地读着。我聚精会神，倾耳谛听，勉强了解他所讲的大意。……第二次演讲时，来听的学生不过第一次的半数。到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讲演时，讲堂里的座位三分之二是空着的”。年轻学生萧公权代表康大50多个中国学生，在杜威参加的茶话会上请教他：　“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何在?”杜威言简意赅地回答：“中国文化过度了。”

向来留美的中国学生大多以汉学为选题方向做博、硕论文，胡适如此，后来的余英时、黄仁字等人都是如此。蕭公权是少有的不做中国方向、直接进入政治学学科主流理论研究的学者。即便在他身后，众多赴欧美留学的学子，也少有他当年的勇气，更少有他一出手就惊天下的水平。何炳棣先生曾说：“20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立即被誉为国际名著只有两部。一部是萧公权先师康奈尔博士论文《政治多元主义：一项当代政治理论的研究》，另一部就-是陈体强的牛津论文《有关承认的国际法》。”

在做硕士论文时，导师问他是否想写一篇有关中国哲学的文章?萧拒绝了，他希望老师能给他一个西洋哲学的题目，理由是：“(一)我们中国学生到西洋求学应当尽量求得对西洋文化的知识。回国以后去着手研究中国文化并不为迟。　(二)在美国写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或有沟通中西文化的一点作用。然而我是尚在求学的学生，对于中国哲学没有深刻的了解，因而也没有介绍给西方人士的能力。　(三)那时美国一般大学图书馆里收藏有关中国的书籍为数不多，密苏里大学图书馆尤其如此。我如做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必会感到参考资料的缺乏。　(四)一般美国大学教授对中国文化未曾致力研究，似乎未必能够真正指导学生草写论文。”教授同意了他的看法，并建议他对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大学者拉斯基的多元政治理论进行讨论，萧以此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在康奈尔大学做博士论文时使用同一题目，在硕士论文基础上扩展为博士论文，并成书出版。

萧的博士论文1927年在伦敦甫一出版，便佳评如潮。拉斯基本人在《新共和》上撰书评“此书才力与魅力均巨，为政治学界5年来所仅见。”《哲学学报》认为《政治多元论》一书“极具启发性”，值得所有对政治学说有浓厚兴趣者的注意”。《国家》杂志认为该书对政治多元论“作了最具批判力与完整性的研究”。《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谓此书出版之前，坊间尚无一本书，对近代政治思想显明而重要的发展，作如此全面的验证，认为“此书展现严密的思维、有力的论证，以及令人折服的公正”。该书很快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之一，牛津大学“当代巨著”课程将此书列为必读书目。

关于该书的出版，萧公权回忆：“民国十五年(1926)秋天我在上海任教时接到书局来信，决定把我的论文付印，并列为‘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从书’……之一。我当然喜出望外。一篇论文一字不改，由英国一家重要书局出版，这已是难得的机缘，同时收入一套著名的丛书，与80多种名著，如梁启超《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英译本，罗素的《物质的分析》等并列，于我更是无比的殊荣。”彼时，萧公权30岁。　抗战胜利后萧公权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数十年后，身在美国的萧公权对学生说他向来独来独往，不

入门派，之所以能当选院士，与《政治多元论》一书大有关系。

四川、清华时光

萧公权1897年11月29日生于江西省南安县，但是他一生讲话都是四川口音，以至于常常被人误认为四川人。这是何故?原来萧公权6岁时就被伯父带到四川省西部的崇庆州抚养长大，后来去重庆，直到去上海念教会中学，因此他说话一直有川音。伯父非常疼爱他，专门花钱请老师为6岁的他讲授《史鉴节要》、　《地球韵言》、《声律启蒙》、《千家诗》。其后，在学习《论语》、《孟子》、《国语》等的同时，还专门请老师教授他英文和日文。少年时代对萧公权影响较大的是伯父为他请的家庭教师何笃贞。在何5年的悉心教导下，他不仅通读了《十三经》，还精读了《纲鉴易知录》。何虽不主张“保皇”，却颇为尊孔。每天，萧公权与两个堂姊妹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深鞠一躬，再向老师行礼，然后才开始上课。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以后，何师以“革命非叛逆罪”为题，让学生写作时事评论。何笃贞是非常称职的老师，到了萧公权该上新式学堂的水平，他便坚辞萧伯父的聘约，谓之“才学已教不了他”。直到萧公权赴美留学，师生二人还有书信往来，使萧终身难忘。

之后，萧公权离开四川去上海念中学，然后考入清华，后又考取奖学金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天津、沈阳、北京等地教书，一度远离四川。但似乎命中注定，四川是他的福地。1937年抗战爆发，适逢中英庚款董事会实施一个充实内地高等教育的计划，萧公权、吴大猷、张洪沅一起接受四川大学的讲座教授聘书，萧公权担任“中英庚款讲座教授”。但由于他们三人的薪水比四川大学的教授高些，在川大校内引发一场争议，导致吴大猷萌生去意，第二年夏天前往西南联大执教，但在四川长大的萧公权并未离开，一直在四川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西洋政治思想”两门课。同一时期，萧公权还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和光华大学兼课，即他后来回忆所说的“漂泊西南，糊口四校”。

次年萧公权一家疏散下乡，在铁门坎农家居住，于日寇的轰炸中，他开始着手写作酝酿已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书稿。1940年，70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书脱稿，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部定大学用书”，交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用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的政治思想进行全面梳理的著作，可视为胡适“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产品之一，与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萧公权在他的第二故乡四川完成了这一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有意思的是，萧公权在密苏里大学哲学系的导师赛宾在教他时尚无名气，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完稿前的1937年，赛宾出版《西洋政治思想史》一书，声名鹊起。一师一徒，一东一西，两本巨著，是国际政治学界的一段佳话。这一时期，长于诗歌的萧公权还为四川大学题写了《国立四川大学校歌》，典雅而大气：星辉井络，地雄巴蜀；山川秀毓，西南美奂。

最近，四川大学政治学系开始在研究生复试阅读书目中加入萧公权的这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也算是他与四川、与四川大学的再次机缘。

在四川时，萧公权曾与钱穆、冯友兰、钱端升、陶孟和等大家在1944年冬天担任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第三期教官，主讲“各国政治思想”。1947年萧公权应国立政治大学校长顾毓琇之约，前往南京任教，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两课程。在就任后，该校教育长竟约同党务人员对他进行一场关于“国父遗教”的口试，这被一生不入官场的一介学者萧公权视为莫大的羞辱。

除了四川，萧公权的一生和清华有不解之缘。倘若说四川于他有养育之恩的话，清华于他则有教育之恩。1918年，22岁的萧公权自上海青年会中学毕业，直接考进清华学校念高等科三年级。1920年自清华学校毕业时，萧公权一举考上公费留美名额。

1932年，已回国在南开大学等校任教数年的萧公权，应清华同窗、已在清华政治系任教的浦薛凤之邀，移讲母校清华大学政治系，直到抗战爆发。在清华，萧公权讲授“当代西洋政治思想”，与张奚若、錢端升、王化成、陈之迈等一代政治学者同事。之后，1933年他开始在清华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并编录《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1400余页，线装6册，作为讲义，他10年后在四川写就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在这个课程的基础之上完成的。1934年他代蒋廷黻编辑《中国社会及政治学评论》，并结识陈寅恪、费正清等人。在清华任教期间，萧公权与吴宓过从甚密，且有歌诗唱和，同时与陈岱孙、俞平伯、闻一多、潘光旦等人比邻而居。当时清华为教授们提供了非常舒适的生活条件，从暖气到热水，一应俱垒。从学问、交往到生活条件，都非常理想。萧公权1926年回国到抗战爆发的这10年，是民国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是清华政治学系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萧公权一生在学术和生活上最为惬意和舒心的时期。

在清华求学期间，他曾向《清华周刊》投稿，参加“五四运动”，还编辑过《民钟》日报。当时的他既反对“打倒孔家店”，也反对“全盘西化”，认为“救国必先读书”。后来，他将年轻时的这些看法贯彻一生。与同时代的许多社会学科的大学者不同，终其一身，萧公权恪守学者本分，只读书、教书，从未进官场半步，甚至连大学的行政职务都不曾担任过。抗战期间，同系的王化成、浦薛凤、陈之迈等人，甚至他的堂兄萧叔玉(清华经济系教授)等都进入政府工作，他却一直未改年轻时的志愿。但他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萧公权在《独立评论》、《新经济》、《观察》等自由主义者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政论文章，后来编为《宪政与民主》，1948年在上海出版。

抗战胜利之后，萧公权十分怀念战前在清华度过的美好时光，很想重返清华大学新南院六号的旧居，但不知何故，他的申请没有被接受，终于北归成梦。1949年萧公权应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之约，赴台讲学。9月下旬离台赴美，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问教授，后转为专任教授19年，讲授“中国政治思想”、　“中国社会制度”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及制度资料阅读”等课程，直至退休。

赴美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和费孝通等人，掀起了中国乡村研究的第一波高潮。1949年到1980年代，中国乡村研究在大陆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海外学界却在该领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比如杨庆堃、珀金斯、施坚雅、韩丁、黄宗智、裴宜理和赵文词等。萧公权列身其中，以扎实的政治学素养，对帝制晚期的乡村社会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对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萧公权的这个研究方向吸引了许多后辈，如孔飞力、邓尔麟

等”。施坚雅的名作《中国乡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就从萧著中吸取了大量的灵感与养分。

萧公权初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时，正值美国的中国研究崛起，该校的远东研究即为重镇之一。远东研究所的同事建议他研究难度很大的19世纪中国乡村问题。自1950年年初至1953年夏初止，他翻阅了近千种的中西文书刊。写作《中国乡村》时，每章初稿完成后，他都送交“中国近代史讨论会”同人讨论批评。1960年《中国乡村》出版，好评如潮。萧公权因该书获得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第三届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被誉之为“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精华”。有人认为该书是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社会宗教的《儒教与道教》一书后最为重要的作品。

二战前的汉学家多是传教士家庭出身，研究中国多凭兴趣，比如历史、文学、语文、哲学、艺术等，没有学科的限制。二战后中国研究成为区域研究，但西方主流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少与中国研究沟通。受过严格学科训练的萧公权认为，中国研究必须有学科训练，从别的学科中获得方法与概念上的启发，才能完成中国研究的完整提升。他晚年对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前景不很乐观。他认为西方学者由于语文与文化背景的限制，很难真正了解中国，更何况许多标榜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人，重视方法却更不重视语文的训练，曲解或误解，比比皆是。当时中国大陆正值“文革”，而港台学者的成果质量乏善可陈。“文革”结束后，他发现中国年青一代的文史学者对传统学问非常隔膜。在后人看来，萧公权的不乐观某种意义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即西方汉学研究不可能再出现像萧公权那样兼通中西的学者，就像中国大陆再也不会有陈寅恪与钱钟书那样的人一样。

历史学家汪荣祖1965年秋天到华盛顿大学求学，就住在萧家隔壁的楼上，常常在课后跟着萧公权从校园步行回家，一边走一边聊天，1971年毕业时还特意与萧在萧家门口合影。1981年夏天汪荣祖前往中国大陆，途经西雅图拜访萧公权，没想到这是最后一面。同年秋在大陆接到萧离世的消息。次年春，汪荣祖再过西雅图，看到萧宅门前翠竹依旧，但萧已不在人世，于是在华盛顿湖畔徘徊良久。

保守与艺术气质

余英时曾经以萧公权为例，说明即使在“五四”时期，也不是所有大家庭的子女都被名教纲常压迫得非反叛不可。萧公权父母都很早去世，但他的成长反而得力于旧式的大家庭。他出生一月母亲即离世，两位待嫁的姑姑养育他。不久后祖父辞官回乡，负责养育他。6岁的时候祖父过世，大伯父从四川省奔丧回籍，见他父亲当时尚未续娶，便商得其父同意，于丧葬完毕后带他同去川西的崇庆，不惜重金(年薪一百两纹银)专门请教师教他。不久，萧父在32岁的壮年去世。萧的七叔自己有四个儿子，但看待萧公权同他们完全一样，买了玩具或糖果也同样给他一份。长房的二伯父在民国成立以后退居上海过着清淡的生活，民国四年萧公权到上海进学堂，每逢暑假年假都住在他家。萧公权考取清华后，二伯父听说他从上海到北京的路费还没着落，便替他买好火车票，并给了一些零用钱。萧公权从清华毕业回到上海准备赴美时，二伯父明知学校发给每名毕业生500银元的置装费，却另外给他百元，以示奖许。上船的那天，还亲到码头来送。萧公权年轻时投考清华学堂、回国先后去南开、清华教书，都得益于先他在清华就读的堂兄萧叔玉的鼓励与帮助。对养育自己的这个温暖大家庭，萧公权本人晚年回忆说：

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养成的。上面提到的尊长和弟兄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方式之下，直接地或间接地、有意地或无意地，给予我几十年的“家庭教育”，奠定了我向学及为人的基础。“五四运动”的健将曾经对中国旧式家庭极力攻击，不留余地。传统家庭诚然有缺点。但我幸运得很，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其中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父母双亡的我却得着“择善而从”的机会。因此我觉得“新文化”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人类的社会组织本来没有一个是尽善尽美的，或者也没有一个是至丑极恶的。“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

在婚姻观上，大家庭出身的萧公权接近胡适，非常保守。但他不像胡适那样婚姻观念保守、爱情观念纠结。萧公权留美期间也曾与女性朋友来往，但他时刻谨记以对未婚妻负责的态度，不逾矩，不放纵。关于这一点，他在《问学鉴往录》中，一一叙述。1926年他在30岁这一年完成了人生两件大事：5月初博士论文脱稿，6月中旬参加康乃尔大学毕业典礼，获博士学位，7月中旬返国，8月中旬抵沪，11月5日与早已订婚的薛织英女士结婚。这场婚姻延续一生，中间他从不曾分神。

但是，保守的萧公权却充满了艺术气质。1923年他密苏里大学硕士毕业，专门进入西北大学的夏季暑期班，学习音乐理论。留美期间，他还利用课外时间学习了小提琴、钢琴、音乐理论、作曲技巧、水彩画、油画等。他的看法是，只有南宋以后的理学家才教人“正襟危坐”，其實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六艺”当中即包括“乐教”，孔子本人也曾弹琴放歌。有趣的是，萧公权原名萧笃平，去上海念教会中学时因仰慕柳公权而改名萧公权，他也确实和柳公权一样，写得一手好字。

喜好音乐、美术和诗歌的萧公权，艺术气质一生不改。他是受过西方社会科学完整训练的学者，却充满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息，长于古典诗词，在清华和燕京、四川大学教书期间，曾与吴宓、朱自清等诗友多有唱和，结集出版《迹园诗稿》、《画梦词》，后合成一册，名日《小桐阴馆诗词》，收入《萧公权全集》第二卷。

萧公权退休前讲的最后一堂课，也颇显他的艺术家气质。课程内容讲毕，他提到哲学家桑塔耶那在哈佛大学上课时，忽见窗台上的知更乌，回头向学生们说“我与阳春有约”，时年还不满50的桑塔耶那下课后即辞职退隐，专心著书，从心所欲。萧公权说自己不是要学桑塔耶那，但知道一个桑氏不知道的秘密：按照北宋劭雍的说法，任何事物129600年后都会一一重现重演。他与同学们相约于129600年后再见后，便离开教室。

萧公权兼通中西，兼通史学、哲学、政治学，人文素养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全面发展。他以探讨政治学理论主流的博士论文在西方一举成名，返国后又以少时的国学典籍功底和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功底，对中国数千年的政治思想史进行了开创性的梳理和总结，即便晚年去国离乡从事中国研究时，也以独特的视角和功底带给美国的中国研究一片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