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又见海棠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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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60岁的彭光涵站在北新桥王大人胡同1号海棠院里，胸中有股“重新解放”的激动劲儿。
彭光涵耳边响起1977年深秋，原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的一席话：“文革”结束了，小平同志指示我们要尽快恢复侨务机构，先把“庙”建立起来。你留下来帮我建这个“庙”吧!
彭光涵被点将，成了新成立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简称国侨办)的秘书长。他的第一项工作，是从北京市政府手中要回被称为“侨委大院”的北新桥王大人胡同1号院。
1949年10月，刚成立的中侨委就是在这里挂牌成立，住在附近的老百姓遂将这条胡同称作“华侨胡同”。
1952年，时任中侨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彭光涵一家搬入“侨委大院”里的海棠院。
在彭光涵大儿子安哥的记忆里，海棠树的树冠把这占地约有一亩的院子的大部分都遮住了，春天开花时，满院花香。
当年，中侨委的干部大部分是来自马来亚、菲律宾、印尼、泰国等地的归国华侨。安哥记得，有个叔叔打篮球的时候常穿一件黑背心，前胸和背后都印着一只跃起的白猫。回国参加革命前，他曾是泰国黑猫俱乐部的主力队员。
1970年6月，中侨委被撤销，有“海外关系”的侨务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篮球场空了，热闹的“侨委大院”冷清下来。
没变的，是如雪般的海棠花随风飘落，年复一年。
周恩来签署保护侨汇命令
20世纪50年代，令人震惊的消息不断传人海棠飘香的中侨委大院。
在南方侨乡，“华侨有钱，有侨汇的都不是好东西”在不少土改干部中流传。有的土改队把侨眷抓起来，甚至用刑，迫使其写信向华侨求助，汇款赎人。
有的侨眷没有一亩地，但因为有侨汇而被划成地主批斗；不少侨眷担心挨斗，纷纷写信给海外亲人不要寄钱回家，有的接到了侨汇单却要将汇款退回；有位华侨寄回些钱给病故的红军师长哥哥修墓立碑，遭到乡干部的反对，说“资产阶级的钱不能用在烈士身上”。
在泉州，海外华侨寄钱回来，村干部比侨眷知道的还早。汇单前脚到，村干部后脚就进了家门，他们提出种种理由让侨眷出钱“做贡献”，修路、买公债、投资，就连小学校缺几根竹竿、村里搞宣传买纸，也找侨眷。
村干部说，金山客(华侨)在金山(泛指海外侨居地)开铺赚大钱，侨汇是剥削来的，农会要点合情合理，也是对侨眷的改造。
彭光涵记得这样一组数字：1951年9月，广东省的侨汇收入比6月减少了1／3。广东四邑地区的侨眷收到了侨汇单不去领，而是把侨汇冻结在香港，被冻结的侨汇占该地区侨汇总数的40％。
中侨委很快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把侨委的人员召集在一起，非常生气地问：“怎么还在争论华侨寄钱回来，接受侨汇是不是剥削，是不是合法的问题?这是多么幼稚的问题!”他最后决定以自己的名义，发一个保护侨汇的命令，“不是可执行可不执行，而是命令，必须执行。”
1955年2月23日，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下发：华侨接受侨汇合理合法、利国利民，他们对自己的合法收入具有所有权，可用于生活家用，也可用于婚丧嫁娶，是否存款完全自愿。
这张命令在广东、福建侨乡广为张贴，署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邮局成了货运公司
1954年，彭光涵的妻子吴昭调人中侨委，担任侨汇科科长。
吴昭深入侨区调研时发现，尽管有保护侨汇政策，有的地方仍然变着法子向侨眷开刀，晋江一位侨眷要做功德(一种祈福仪式)，乡长的条件是要他买1000万元(旧币)公债。
侨汇下落的趋势并未明显改善，物资供应不足是主要原因。统购统销的经济政策下，侨眷分到的物资配额少得可怜，根本吃不饱饭，侨眷对此反应强烈。
由于物资供应不足，从1955年开始的从境外带回油、粮、食品、布疋的热潮，到1956年又创新高。据福建统计，每季从境外寄回来的布疋达6000包。
这种“以物代汇”的现象日益严重，邮局成了货运公司，外贸出口的粮、油、食品、布疋等生活用品，在港澳转个圈又寄了回来。
而侨眷迁去香港的人数与日俱增，以致美、菲的侨汇约1／2滞留在香港。
“以前对待侨眷，像杀鸡取蛋，现在金鸡出走了，釜底抽薪了!”彭光涵和吴昭很着急。
“侨汇券”灵感来自苏联老大哥
1956年下半年，在侨委的一次业务会议上，廖承志非常严肃地说：“现在侨汇下降得很厉害，以前一年有五六个亿，今年上半年才一个亿，真是要命啊!国家外汇真的不够用了，我们要帮助朝鲜、越南、缅甸、柬埔寨，都要钱，要外汇。”
“国家外汇一半来自侨汇等非贸易外汇收入，今年的增汇指标应为100％，我们侨委的责任重啊，全机关的同志都要想办法，特别是侨汇科的同志。”廖承志把目光投向了吴昭。
吴昭提出了发放侨汇券和建立华侨商店的设想。廖承志对“华侨商店”这个新名词产生了兴趣，“第一次听到，以前没听你们说过。”
“1955年三四月间，我突然想起有本书里曾讲到苏联在战时争取外汇的事情。”彭光涵回忆说。吴昭查到：1932年，苏联成立国际商店作为国家收入外汇的一种手段。
夫妻俩很高兴，认为可以借鉴苏联老大哥的办法，开外汇商店，让有外汇的归侨侨眷在商店里买东西，解决“以物代汇”的问题。
“华侨商店”的构想获得了中国银行侨汇处处长叶启明的支持。吴、叶两人联名向中侨委党组提出报告，建议建立争取外汇的新办法。他们给出的方案是：根据统购统销的政策，增加一种新的供应制度，即凭侨汇收入按一定比例发侨汇券，侨眷或者其他收到非贸易性外币汇款的个人或家庭，可以凭银行发的侨汇券向指定的供应单位购买一定数量的统销物资。
二人兴冲冲地给上级打了报告，却被泼了冷水。理由很简单：这是反对统购统销政策!
大帽子下来，新办法搁置。
此时，廖承志问起这事，吴昭觉得有希望了。
很快，由吴昭起草的发行“侨汇券”以争取外汇的方案得到周总理的批示。
1957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为了团结华侨和争取侨汇，国家对有侨汇收入的侨眷和归侨的生活资料应给予照顾，并指示广东福建两省，对于某些统销物资，在一般定量之外，根据侨汇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发给规定限度以外的特别证票，侨眷和归侨可以持侨汇券向指定的供应单位购买，其供应价格应高于统销价格。
1958年，福建、广东率先发行侨汇券，广西、上海、湖南等13个省市区也相继而动。同时，在侨区和大中城市开设华侨商店，或在一般国营商店中设立侨汇物资供应专柜。据统计，当年的侨汇，比上一年增加了40％多。中国银行“无米下炊”的艰难日子少了；外贸部把部分出口商品转为内销，专供侨汇商店，节
省了大量运费和工作量，而从银行取到的外汇总额，比直接对外贸易中得到的外贸总额增加20％；地方商业单位开设了华侨商店，可以取得特供商店的差价为利润。
“特务联合国”
从1958年起，侨委大院里海棠依旧飘香，却再也听不见吴昭的歌声。
那年6月，吴昭提出的“侨汇券”政策被中侨委党委定性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破坏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被开除出党，降级降薪，下放劳动。
7月，彭光涵也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降薪，下放劳动。
8月，海棠树开始挂果，夫妻二人踏上南下的列车，到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劳动改造。
1966年，“文革”开始，“海外关系”如同洪水猛兽。因为有所谓“海外关系”而被定为“里通外国分子”“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归侨、侨眷有3万多人。
侨汇也成了被批斗的口实。作家陆文夫的小说《人之窝》有这样一个情节：
一张大字报指出，国家干部马海西，竟然“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得体无完肤”，和他在台湾的大舅挂上了钩，当上了特务，月月接受从台湾经香港汇来的津贴。
大字报还列出了来自海外的财物清单，足足三大张纸。这本来是一张枯燥无味的清单，可阅读大字报的人却对此最感兴趣，读出了声音，啧啧称奇，国外竟然寄来了那么多好吃的：凤尾鱼，午餐肉，闷牛舌，克宁奶粉，速溶咖啡……特别是那些侨汇券，更使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
而侨汇券可购买计划以外的油米以及各种高档的商品，可以按平价买到茅台酒和中华牌的香烟，更使人眼红。
写大字报的人心里也明白，此种生活上的差距最易挑起仇恨。
有的地方任意揪斗侨眷、归侨；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把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干部、职工开除、下放。侨眷、归侨同国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国外汇来的赡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甚至有人公开说：“有的地方归侨多，是‘特务联合国’。”
华侨商店和海关、银行共同办公
1973年3月，彭光涵拿着廖承志的“荐书”到广东，重建侨务机关。即便是中央侨务机关尚来恢复，走在花树蓊郁、空气温湿的广州，他还是觉得“天快亮了”。
彭光涵在侨乡开展了香港买单(预付款)、内地提货业务。华侨或国外务工人员回国探亲，可以在香港中国旅行社付款，过关以后到中国旅行社设在广东各县市的分社提货。所购电视机、自行车、照相机等商品一律免税。
当时国产的手摇式计算机是相当高级的计算工具，只有科研机构等少数单位可以见到。有华侨从香港带回一批轻巧方便的计算器，彭光涵动员他送给了各县公社。“公社干部把计算器当宝贝，用来算工分，噼里啪啦按几下就行，省了不少拨算盘的时间。”
回国探亲的华侨还可以免税带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音机。夜幕降临的时候，侨眷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老百姓齐聚观看。
侨乡的沉闷空气，终于被撕开了缝隙。
1977年国庆期间，小平同志在接见华侨、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时讲到：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
“海外关系”终得正名。1978年1月，彭光涵和吴昭重返王大人胡同1号，只是此时的吴昭已因突发脑溢血而全身瘫痪，完全失语。
中侨办新起的“庙”急招“菩萨”。方禊被相中，从国内贸易部调入中侨办，任侨汇处处长。
此前，中央明确指出，侨汇是归侨、侨眷的合法收入，国家应予保护和鼓励。并要求各地适当解决侨汇收入地区的物资供应。
1978年3月，国家恢复了侨汇留成(指按比例留给地方使用的外汇额度)和侨汇供应物资(指凭侨汇票证供应的物资)，以吸引侨汇。
对于赡家侨汇，由省、地(市州)、县商业、粮食部门参与分成，在中央确定30％的留成比例中，三级各留三分之一；建筑侨汇则由三级计委、建委、城建部门参与分成，在中央确定的40％留成比例中，三级各留三分之一。
方禊说，提高侨汇留成，就是为了调动各级政府吸引侨汇的热情和积极性。
1979年，中国华侨侨汇服务公司广东公司(又称广东侨汇公司)成立。这家“进口商品免税店”算得上是当年广州最高档的地方。根据当时的政策，华侨商店只允许台湾同胞、华侨、外籍华人、出国人员持用外汇买东西，而且必须与护照同时使用。
当时的侨汇商店接收美元、港币、马来西亚元、台币等。那时，海关、银行和商店共同办公。对持有外币来购物的华侨，海关要先验明正身；下午打烊前，商店会把从华侨手中收到的外币拎上楼给银行。
这样的免税“华侨商店”在中国各地开花。北京西单商场的二层，也有一家这样的“华侨商店”，中国银行在那里设有外汇兑换点。
“侨务工作不是中侨办一家的事。”方禊记得，当年每次开侨务会议都很热闹，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海关、建设部、商业部、财政部都会参加。
在为中国最初的改革于开放提供了重要外汇支持之后，20世纪80年代侨汇券和华侨商店逐渐淡出历史瓣台。1987年，北京停用侨汇券。
方楔认为这是自然而然，“国家对外汇的需求不再那么紧张，物资管制也不复存在，侨汇券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
最早赋予侨汇券生命的吴昭，则在1978年12月等到了恢复政治名誉的决定。
初看到“决定”时，她反应平淡，似乎不太相信这是真的。直到廖承志那熟悉的笔迹映入眼帘，她木讷的面孔才露出一丝笑容，之后放声痛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