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与闽籍东南亚华商投资福建的比较分析
时间：2021-02-11 07:56: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台商和闽籍东南亚华商，因改革开放后福建所释放的潜力，纷纷携资金不断涌入，其所带动的资本和物质流动，也逐步向互补互利的双向互动转变。
一、闽台经济往来：以台商投资为主轴
与闽文化一脉相承的台湾，是一个海岛型地区，资源腹地较小，对外依存度高，对外经济交往的程度直接影响它的兴衰。一直以来，闽台两地的经济交流、往来十分普遍。
台商投资福建的历史，早可追溯到清末台湾商人在厦门、泉州、漳州等地的投资。他们利用两地共同的人文习性，相近的区位优势，在沿海城市买地置业，或投资创业。仅厦门一地，据1934年的调查显示，台商设立的主要商行就有20家，涉及有房地产、商业贸易、金融业、电器五金业等。台湾光复后，重新回归祖国怀抱，闽台经济往来更甚。
1949年以后，闽台两地的经济交往几乎全部中断，仅有的交流，也主要是通过香港的间接贸易。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双方贸易往来以沿海民间小额贸易为主，1982年，福建省政府制定了《福建省对台贸易管理试行办法》，并在沿海口岸北至福鼎，南至诏安，先后开放19个台轮停泊点，设立17个对台贸易公司，促进了闽台小额直接贸易的发展。虽成交额较小，但为两地同胞相互了解提供了一个直接的渠道。继之，1980年厦门湖里经济特区批准设立，从而出现了闽台经济合作新局面，闽台两地经济往来就呈现出以台商投资为主轴的新格局。
1987年7月，台湾当局解除外汇管制，允许企业对外投资，为台商投资大陆创造条件。同年11月，台湾当局又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的隔绝状态宣告结束。自此开始，许多台商通过探亲、观光渠道，以零星、分散、隐蔽的方式迂回投资大陆，成为台商第一波投资热潮。他们“以台湾接单、大陆生产、香港转口、海外销售”的模式，利用福建省劳动力低廉、地价便宜、税收优惠等条件，大量转移岛内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产业主要以轻纺、制鞋业为代表，规模小、层次低，产业关联性小，且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福建成立马尾、海沧、杏林、集美4个台商投资区后，台商投资福建又进入一个新阶段，1996年，厦门市重点外资企业工业产值174亿元，其中台资重点企业工业产值86．6亿元，占49％。1996年厦门市产值前10名的企业中，台资企业占4家。截止1997年底，厦门市批准台商投资项目累计1491项，投资总额33．73亿美元。到1999年上半年，“4个台商投资区已批准台商投资企业569个，合同利用台资50亿美元，占全省合同总金额的近40％。”
进入21世纪，台商投资呈现第三波热潮，其特点是，台商企业投资的集体合作性加强，上中下游产业一体化投资加大，且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层次逐步升级，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除厦门外，整个闽南金三角地区都成为台商投资的热点地区，形成区域协作分工的格局。如厦门、泉州一带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的主要吸收地，而漳州因与台湾相近的气候条件，遂成为双方农业和养殖产业合作的基地。甚至在漳州地区，台商投资也形成“沿海搞养殖，平原种蔬菜和培育食用菌，郊区兴办加工企业，山区种果栽竹的区域化布局。”到2011年3月底，已在福建投资的台资企业有3811家，累计投资额98．28亿美元，注册资本55．07亿美元。
纵观台商投资福建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共同的历史、文化，共同的语言，为两地经济交流和合作提供了互惠互利的机会，成为台商活跃在福建沿海的重要动因，也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
二、闽籍东南亚华商对福建的投资与捐助并行
福建人移民海外，不管身在何方，对家乡的关心和支持从未间断过。侨居东南亚的闽籍华人受各种因素影响，经济成就颇高，使他们具备了支持家乡建设的能力，具有强烈爱国爱家传统的华侨自发回到家乡投资或兴办实业，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侨掀起了福建投资办厂的热潮。
在厦门、泉州、漳州的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和工业等领域，都有华侨投资，这一浪潮在1927—1937年间达到高峰。如闽籍东南亚华商黄奕住回国定居厦门后，在当地倾注了较大的精力和财力。“他开设黄日兴银庄，中兴银行厦门分行、中南银行厦门分行、日兴商行厦门分行；他捐资厦门大学、大同中学、英华中学、中山图书馆，并独资承办慈勤女子中学；他修建日兴街，接办电话公司，又创办自来水公司。”1949年以前，华侨在泉州投资折合人民币2212万多元。在漳州，华侨投资有漳厦铁路、码头公司、漳浮汽车公司、华泰电灯公司等。据《泉州市华侨志1996年》不完全统计，从1871年到1949年，华侨在福建投资办工业、农业、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共4055家，累计总投资13950万元(折合人民币)。这些投资对促进二战前的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奠定了福建近代工业企业的发展基础。
抗战期间，由于日本的入侵，华侨投资企业大都倒闭或被侵占，华侨投资也一度陷于中断。抗战胜利后，大批华侨申请回国定居或投资，积极参与祖国建设，因抗战而中断的华侨投资又开始重新勃兴。
新中国成立后，因应福建华侨众多，投资热情高涨的情形，福建省成立了华侨投资公司，以引导和促进华侨投资。据《福建省侨联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1979年)统计：1952年至1965年6月间，华侨投资公司共收股金5700．55万元，其中印尼3613．09万元．占63．38％；星马310．86万元，占5．45％；菲律宾239．59万元，占4．2％，缅甸121．46万元，占2．13％。其中，以晋江专区为最多，有1531．89万元，占总数的26．87％；其次为厦门市，有996．32万元，占17．47％；再次为闽侯专区，有942．82万元，占16．53％。仅1952年，泉州、晋江、惠安、仙游四县(市)集归侨、侨眷游资及华侨汇款4亿元人民币，创办侨资企业达9家。此外，华侨还集资或独资兴办有农场，如云霄常山华侨农场、永春天马山华侨农场、同安竹坝农场等，对闽南一带种植农业发展作出有益贡献。
改革开放后，许多移居东南亚的闽籍华商，受乡情的驱动与祖国大陆投资需求、地方优惠政策的吸引，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积极开展与祖籍地的经济合作，掀起回国投资热潮。
仅在1979年至1990年福建全省共批准“三资”企业3751家，协议外资33．35亿美元；其中由侨务部门促成的有1702家，协议外资金额7．73亿美元，占企业总数的46．6％，占协议金额的49．2％。据2008年侨务课题调研统计，福州市有2000多家侨资企业落户，投资约占福州市利用外资总额的近七成。据统计推算，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累计实
际华侨华人投资达600亿美元。而从福建的侨情来说，更多的华侨分布在闽东南沿海一带，其中以泉州所属县市为最多。所以，改革开放后尤以闽南一带接受华侨投资项目最多。1992年，首届世界安溪同乡联谊会召开后的一年半期间，安溪籍侨胞在当地就建立了50多家工厂，投资总价值达9000万元人民币。随着福建各地吸引侨资政策的推出，华侨投资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与深入。
与投资并行的则是捐赠。虽然华侨回乡投资不免带有获利的动机，但乡情的因素仍然是主要的。侨乡或祖籍地对于海外华人华侨有着说不清的内聚力和吸引力，这可从华人除投资家乡实业外，还在家乡大量兴办公益事业，以及无偿捐献方面略窥一二。据不完全统计，1979—1990年全省共接受海外乡亲办学捐款6亿多元，受益学校2000多所；设教育基金会800多个，已筹集资金上千万元。其中，在1980年至1995年间，侨胞和港澳同胞捐资家乡各项公益事业总金额就达5000多万元人民币。其他还有侨胞捐资或捐建的医院、体育场馆、图书馆、科技馆、电影院等，涉及面广泛。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捐赠福建达174．64亿人民币。可以说，福建尤其是华侨祖籍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是与华侨的投资和捐资紧密相关的。
三、台商与闽籍东南亚华商投资福建的比较
第一，从投资型态来看，华侨素有在居住国和祖籍国、家乡兴办各种公益事业的传统。他们是以“归乡客”心态投资大陆，希望以经济投资、设备资助带动家乡发展，进而获利，表现为一种以扶持和带动为主的投资行为，地域分布十分明显。且华侨投资大陆的企业，自身就已是发展较为成熟和成规模的集团企业，资金雄厚，属开发和拓展市场需要，较少有投机目的，如泰国正大集团，新加坡嘉里集团、融侨集团等。侨乡经济在华侨投资的带动下，成为福建经济发展的“桥头堡”。台商更多是受大陆的政策优惠吸引，纷纷开办工厂、提供相关服务，设立加工出口基地等，利用大陆低廉的劳动力和税收政策的优惠获利，更多地侧重于地域的便捷、政策的优惠、劳力的廉价，将此作为投资的依据。
第二，从投资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华侨投资福建始自19世纪末，20—30年代尤甚，从而奠定了福建近代工业企业的基础。因其投资带动和改善了福建侨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延续了侨乡文化传统，成为福建近现代化的推动力，也为新时期“侨资”再次涌入福建起到了历史铺垫。改革开放后，华商投资福建对改革开放后福建“县域经济”的起飞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成为福建外向型经济的缔造者。台商则因两岸政治形势影响，来福建投资的时间较晚，但其投资适逢福建经济的开放与纵深发展时期，因而，台商在福建的业绩更加突出，并成为福建经济从粗放式、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助推器，适应了福建经济的纵向深入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从投资的产业特征来看，台商投资是因应岛内产业转移，以实现岛内产业升级之需要。台湾岛内受限于市场和人力、人才结构，以及为了摆脱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瓶颈，必须扩大对外交流合作，进行资源优化配置。而具有地缘优势，语言和文化同源性及人脉关系的福建，成为首选。台商逐步由分散到集中，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再转向技术密集型的电子、光电等科技产业。台商投资受到台湾当局两岸政策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行业、地域分布的集中性，呈螺旋上升趋势。台商在福建的投资中，“福、厦、漳、泉、莆五地市吸收台资金额占全省吸收台资总额90％以上”，并且产业结构逐步升级，企业逐步集团化。海外华商则怀着文化寻根、建设家乡的心理，受文化、感情驱动成份更多。虽同样受内地优惠政策吸引，但受限于居住国社会经济水平以及侨商从事的产业结构特点，其投资福建的产业主要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农业开发、食品加工、服装加工、水产加工及木材加工等。
第四，从投资的管理模式来看，华侨因其投资行为有改变家乡，光宗耀祖的心理动机，囿于闽南人宗族观念影响，以及东南亚华人家族管理传统，侨资企业始终摆脱不了家族管理模式，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郭氏家族控制的丰隆集团、印尼林绍良家族控制的三林集团等，在他们投资大陆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多有亲族渊源，虽对企业的财产和财务安全有所保护，但管理权和所有权重叠，效率低下，降低了企业的盈利水平，影响和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壮大。随着大陆许多中小企业的崛起，在激烈的竞争中，华侨投资的中小企业逐渐萎缩，在侨乡经济中的主导角色渐失。而台商投资大陆，一开始他们就是聘请台湾本土的职业经理人来大陆参与管理，其企业管理制度以理性和科学方式运作。虽然也有朋友及乡亲关系掺杂其中，但基本杜绝了家族中人干涉或参与企业管理，避免了企业运转中的非理性因素，运作更为顺畅，较之侨商企业，其成本控制严密，经营的效益和效率更高。很多在大陆创业或兴办的台资企业取得了成功，如灿坤、宏基、好又多、统一等。近几年随着企业不断壮大，大陆经理人的逐步成熟，出于成本考虑，在大陆的台资企业人员本土化管理也在逐步推行。
第五，从投资的发展趋势来看，台资企业在大陆普遍盈利，促使台商更多地增资大陆，产业升级和多元化经营步伐加快。再者，许多台商的企业扩展壮大后，因产业和事业中心都在大陆，逐渐地将家庭也安置在大陆，产生投资性移民，在东莞、厦门、昆山、上海等地都有很多台商置业或定居，使他们也具有了“本地化”的优势。而侨商因种种原因，其企业的发展逐步落后于台资企业，对福建产业的升级和结构调整贡献有所降低。再者，东南亚华人直接投资大陆长期受所在国民族主义者的批评和质疑。为避此情形，他们不得不转道香港投资大陆。且海外华商屡受所在国排华风潮的打击，为求生存，早已经抛弃了“落叶归根”的意识，这些都间接影响了他们企业在大陆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台商与闽籍东南亚华商在投资中存在着一些差异，也导致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规模，但他们身上根植的中华文化和民族感情，仍是最根本的共同点。总而言之，台商与侨商的投资，对福建的社会经济进步，都起到重要作用，都得益于他们先发性投资。同时，借助台商与侨商的经贸、社会网络，也推动了福建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作者单位：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责任编辑：张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