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报刊读者来信栏目考察
时间：2021-02-19 08:02: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大众媒介能为民众参与民主政治提供重要渠道和平台，在这方面报刊读者信箱栏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国时期，我国报刊界首次掀起了设立读者来信栏目的高潮，由此使读者信箱栏目扮演了引导民众参与政治的全新角色。
[关键词]读者来信；民主政治；报人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07)04—0073—2
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内容一般来说有两点：一是用法治来规范社会秩序，保护公民自由；二是鼓励公民对政治的普遍参与。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为民众参与政治提供了重要渠道，尤其是报纸通过刊发读者来信，集中地为民众讨论政治事件提供一个公共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中，民众的意见不仅可以公开展现，而且可以传达给政府机构，进而影响他们的决策。早在清末我国报刊上就设立了“读者来信”类栏目，如《苏报》上的“舆论商榷”(后称通信栏)、《国民日报》的“南鸿北雁”、《民立报》的“投函”等。至民国时期报刊界更是掀起了设立读者来信栏目的高潮。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读者来信栏目对推动民主政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即以民国时期的报刊为考察对象，初步探讨读者来信栏目的政治传播功能。
一、提供交流的公共空间，实现报刊与民众的真正结合
在中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政治文化延续了上千年，让民众养成了漠视政治的习惯。在经历早期现代化的多次失败后，立志于改革的士大夫与后来的新型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要救国必先救人，要救人必先启蒙。他们希望对“无知愚民”进行思想改革，以育成具有公共关怀和政治参与意识的现代公民。甲午战争失败之后，部分精英们开始主动地接触下层民众，希望唤醒他们的爱国意识，报刊作为大众传媒具有发行量大、覆盖面广等优势，自然就成为他们启蒙国民的重要场所。陈独秀曾说：“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但要通过报刊使民众养成参与政治，主动表达自己对当今政治的看法的习惯，最有效的途径是报刊与民众真正结合在一起。对于如何实现这种结合，不同时期的报人进行了一番探索。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们认为要把报纸从少数士大夫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就要“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处处为读者着想”。20世纪20年代初的报人强调新闻报道要满足“多数阅者的兴味”，要代表舆论，但他们提出的实现途径大多限于单方面提高民众的阅读水平，报刊与普通民众依然缺乏直接联系。
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报纸企业化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大报刊更加注重面向读者，寻找报业生存的空间。同时民族危机也愈演愈烈，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人们不断发出改革政治、实现民主的呼声。作为社会精英的报人们认识到，要贯彻现代政治理念，就必须要教育民众、引导民众。1930年6月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明确提出了报纸社会化的理想：“公开本报与全国各界，欢迎各项有权威有兴味之论述”。在这种时代文化背景下，以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为开端，报人们日渐注重读者来信栏目的设立，开掘读者来信栏目的民主政治传播功能，在读者来信和编者答复的互动中，知识精英们以平民化的语言培养民众的现代意识，引导民众独立自由地在论坛上发表对国家政治、时局的见解。
下表为20世纪20—40年代我国一些报刊读者来信栏目设置情况。
可以看出，各大报刊均重视读者来信，积极兴办此栏目。重庆《民主报》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在其发刊的第一期发表了茅盾的《祝民主》一文，提出对《民主报》的几个希望。其中就包括“希望它有一个《读者信箱》，社论可以不必天天有，然而《读者信箱》必须每天都开放”。是，读者来信栏目实现了传者与受者以及读者之间的互动，更为关键的是，怀有启蒙思想的报人可以充分利用它与刊物上的其他栏目配合，从而有效地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
报社的评论、各界人士的讨论专刊和读者的来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报纸的立场。通过这种立体的舆论活动，使读者明晰了“本身对国家的关系”，从而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二、鼓励和引导民众关心国家社会、参与政治讨论
20年代中后期以后，报刊上的读者来信不仅在数量上猛增，而且此栏目的内容也日趋偏重社会政治问题，由此呈现出多样化和时代性的特点。在20年代，来信所包含的内容大多为读者个人在求学职业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或困难，向编者寻求解答和帮助。但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来信内容虽然仍包括前者，但开始转向社会评论，40年代以后对国家政治的评论日渐增多。
读者来信栏目内容上的成功转变离不开编者对读者关心国家社会、参与政治讨论鼓励和引导。为了唤起民众注意国事，报纸也运用了不同的方式，大致说来有三：
第一，在信箱栏的具体复信中对读者进行引导。韬奋在所办的刊物中经常使用这种方式。在回答从个人角度提出的问题时，编者常常先跳出来信读者个人的小圈子，对问题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复信也常常引导读者突破“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的心理，从“公”的角度看问题。编者还往往通过分析来信的读者个人所经历的事件，在复信中号召社会制裁力，推动民众关心政治改革。
第二，使用民意测验或社会调查等较大规模的活动，鼓励民众参与政治讨论。如1937年11月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将要举行九国公约会议。这次会议到底用什么态度对待日本的侵华，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于是《立报》在10月1日举办了一次民意测验，共出了四道题：(一)我们对九国公约会议的要求是什么?(二)在九国公约会议前我们应采取何项外交步骤?(三)九国公约会议会得到什么结果?(四)九国公约会议如无结果，中日问题重提国联大会讨论时，应否坚决主张援引盟约第十六条，对日共同制裁?这四个题目的后面都有二至五种答案，供读者选择。不难看出，这四个问题从逻辑上环环相扣，顺着这条思路，读者能够更为理性地思考问题，明辨是非。
第三，在栏目一开始，编者就以热情的话鼓励读者关注身在其中的社会政治现状。1946年11月1日，南京《新民报》特辟《读者之家》，在开篇的《家常话》中首先指出在当时社会政治现实公开说话的不易：“说话是人的本能，但在我们这个国度却是一件难事。一开口，不是犯禁，便是得罪了人。‘明哲保身’的方法只有沉默了”。但民众并不可能永远地沉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祖国的前进的道路是何等不平!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痛苦!险恶的社会是何等冷酷!大多数同胞是何等善良而又被愚昧骗诈所笼罩!许许多多苦难的遭遇者，在呻吟中寻找机会要将这些不平与痛苦，冷酷与愚昧说出来”。而《读者之家》正是应读者的这种需要而开辟的一个平台，编者在文末热情地鼓励读者“说出来让大家听听、想想，然后才能寻出自由和幸福，热爱和智
慧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报刊读者来信的角色由传统的指导个人生活转为引导民众参与政治，最初并非均出于报人的自觉，有的是顺应读者的要求。如1928年《大公报》的“公开评论”就是在一名读者的强烈要求在开设的。这名读者认为“政治与人民之关系，实深且厚，昔日本大隈氏有言，‘政治者余之生命也’，故吾人对于政治责任，不可放弃，往者奸人之得以长久专横者，实国民政治思想之缺乏也，可不痛哉”。尤其是“今过渡之善恶如何，可为将来祸福之决定，吾民今不可不有切实之沉思”。所以，这名读者恳请《大公报》，“本爱国之主旨，每星期于报章中任何部分，划出一大幅，作为民众在此过渡时期对于政治及一切问题之意见，统为讨论”。《大公报》很快就采纳了这一建议，在1928年9月30日专设了“公开评论”栏目，以“容纳各界对于国家社会以及地方公共事务之建议批评”。自此，《大公报》开始积极主动地为读者营建政治讨论的公共空间。
三、培养民众辩论的理性与洞察力
民众参与政治的兴趣被激活后，不免想表达出自己的意愿，但“只有理性而具有洞察力的民众的参与才能使民主政治名副其实”。独立理性的表达需要缓慢的学习，报刊承担起培养民众理性和洞察力的责任。如1930年底《生活》周刊明确提出这样的宗旨：“我们希望能借本刊批评讨论各种较重要而有意味的问题所用的方法——含有分析的眼光，研究的态度，组织的能力，创造的思想——为中国国民养成分析，研究，组织，与创造的种种能力；希望他们对于任何问题都能具有分析的眼光，研究的态度，组织的能力，创造的思想，不盲从，不武断，具是非心，有辨别力”。
自30年代以后投信的读者群发生变化，逐渐由社会中层扩大为社会下层，工人、店员、学徒、车夫等等均踊跃投信。这无疑加大了报刊的培养难度，但当时的报人非但不以为难。反而热情地邀请更多的下层民众参与读者来信栏目。如《立报》的“点心”专栏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明是献给“上层社会的人们心目中所称为‘下层民众的’，它将努力于以浅显通俗的文字。写出些有益于他们的思想进步和增进常识的文章”。
为了尽快增强民众辩论的理性与洞察力，当时的报人采用了丰富多样的方法。有些编者在回复某些来信时，不仅详尽回答读者的疑问，还针对问题，积极推荐相关书籍和参考资料，如《生活》周刊中的《怎样理解苏联》一文，编者除回答了读者疑问，还详细列出了国内所出版的关于苏联民主的书籍，以及曾报道过这方面内容的刊物。为了使读者便于建立自己的知识储备，从而能独立分析问题，许多刊物还专门成立了书报代购处。
有些报纸在具体的话题中，循序渐进地培养读者的洞察力，其中包括针对一些读者来信展开对话。一方面在栏目里发表读者亲身感受到不平的事实，一方面发表小言论，深刻点出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或从读者来信中找出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配上一篇七八百字的评论加以发表。如1936年下半年，上海的公共租界当局无视中国领土主权，任意越界筑路以扩大租界地范围。针对这个问题，读者纷纷写信反映，《立报》的“点心”专栏几次予以刊登，同时编辑萨空了发表了好几篇评论文章，点出了为什么中国总是失去主权的深刻原因，号召市民据理力争。
还有些报纸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在最初设立栏目时，就规定了参与规则，以此提高读者来信稿件的质量。
经过编者的努力，许多读者的政治观念及公民意识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这一变化在韬奋所办刊物的“信箱”栏中有突出表现。《大众生活》极力呼吁政府进行民主政治改革，读者在讨论国内政治改革时，亦出现了对民主的询问和讨论。如一读者主动来信对民主政治提出二点意见，即抗日建国各党派彼此消除成见和人民对于国事应有批评之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除此以外，随着战争范围扩大，中国战场成为世界战场的一部分，他们开始真正萌发了了解西方的意识。越来越多的民众除关注本国事务外，还主动询问和讨论欧洲战场的形势，甚至包括西方国家的民主政体。
在编读往来中，对公民进行政治启蒙，启迪了越来越多的青年读者。
总体而言，国民政府时期报刊界首次掀起了设立读者来信栏目的高潮。读者来信栏目不仅在数量上猛增，而且内容上也偏重于社会政治评论，同时来信的读者群扩大到下层民众。这些变化使报刊的读者来信栏目扮演了引导民众参与政治的全新角色。民众的自我意识不断被唤醒，最终由漠视国事到积极参与讨论政治。这种转变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系统，即像当代学者哈贝马斯所言的那样，“原先统治者的力量只不过展现在了民众眼前，而现在民众在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在公开领域进行的批判性的讨论，监控国家权力机关”。但是报刊上读者来信若真正发挥对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不仅需要报人的努力，还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