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乡土经验的博弈策略

对时代症候的切肤之感，和对时代精神的精准把握，是一位优秀作家的必备素质。老藤就是抱着这种积极的心态笔耕不辍，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力图实现地域观念与当代意识的整合。当他以一位“异乡者”的身份闯入辽西广袤的生存领域，挖掘这片土地上的生活真实，并且诚挚地摹写官场世情与乡土样态时，就已经具有了审视乡土的意识。小说集《熬鹰》将纷繁复杂的城乡图景微缩进作者熟悉的生活场域，于波澜不惊的表述中促成历史、现实与人性的集中爆发，将地域文化提升至传统与现代相互角力的高度。老藤以其深湛的笔力实现文本结构的对冲与融合，达成情感逻辑的自洽和真实表达。更难得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我驳议与超越，努力追求着高于故事本身的、饱含人文关怀的创作高标。

一、“官场·乡土”：对冲与融合

《熬鹰》中篇集以均分的比例关照着官场与乡土两重世界。《官井》 《萨满咒》等五篇小说展现了辽西乡间的神秘往事，而《无雨辽西》 《换届》等六篇小说，则描摹现实官场内外的世俗生活情态。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者有意将“官场——乡土”两种不同主题的文本穿拆铺排，在结构上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也正是作者独特的社会身份和文学涵养，才能够在两种截然相反的主题中自由往来并最终实现协调统一。在诸多探讨文学本质属性的论述中，特伦斯·霍克斯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而又在它们之间感受到的那种关系。”a可见，文本“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能够直接体现作者表达的隐含意图，并为文本平添一份言而未尽的意味。小说集巧妙的谋篇布局，以双线交叉的方式并列向前，形成意义对撞的结构组合。当然，对结构的发现与深挖，最终要直指作品的道德力量和对社会问题的反射与干预，这就使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意义组合中得以呈现。

老藤的官场小说较早地摆脱了揭露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类型化规定动作，着眼于基层小人物们的日常：比如同情“小贼”的派出所民警老王（《杏仁粥》）、为久旱的榆州四处奔走的小丁（《无雨辽西》）……这些典型人物往往没有一个醒目的名字，他们平凡的面孔展现了都市文化语境下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与其说老藤在塑造“官场百态图”，不如说他在酝酿一壶杂糅着城市文明与人间烟火的百味醇酒。所谓的官场只是这些普通人的生存场域，更确切地说，老藤笔下的官场生活，其实是一种发生在特定场域内的、受城市文化逻辑支配的日常存在，对城市人群生存真相的摹写。于是我们看到见识过无数人间疾苦的信访办主任老贾，却因为经济拮据，无法笑对女儿的录取通知书，“老贾在那张软纸上只看了一眼，目光就直了，接着手开始发抖……”b，老贾的愁容是一名父亲面对家庭困境下意识的表达。可靠的生活化细节描写，是读者贴近作品的直接通道。在普遍解构时间、主动间离日常经验与文学创作的生产场域中，老藤诚恳地建构着此在的真实世界。

相对地，作者描写的乡土辽西则带有追忆本能的历史真实，它是存在于感觉和记忆之间的一种关系。中国的“乡土”绝不仅仅是写实主义的，生命、大地、传统和故乡隶属同一修辞系统，它们之间有着极为天然的符码指涉衍生关系，在叙事上更倾向于营造某种神秘而宏大的历史感。比如陈忠实坦诚地重返传统家族的精神血脉，莫言天马行空地构造家族隐秘、狂乱的伦理故事，乡土作家们企图于此在的时间之内建立一个超验的澄明世界，容易模糊历史与现实的界限。虽然作者并非辽西人，但多年的本土生活经历，使他同时拥有体验者、观察者和发现者多重身份。

老藤时常乐于以地方志的方式切入，为文本盖一座厚重的穹顶。《官井》一文以题记开篇，用摘录史料的方式对“官井”做简单的梳理，提点用官井水“所制豆腐远近闻名”且“官井有神”两个重要的情节预设。正文又运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展开描写，讲述从七姨太、顾鸣瑚到丛二嫂几代女人与官井的命运纠葛。全知视角是回到叙事源头的方式，它表面上能够与读者面对面进行客观平稳的交流，但往往隐藏着作者内心的真实情绪。老丛连续几天梦见葬身官井中的女子们，“几个人一起把豆腐摞起来，摞成了高高的一块豆腐碑，然后在这豆腐碑上用红笔写她们的名字，每次快要写完的时候，豆腐碑就坍塌了”③。作者借老丛的梦境，祭奠几代无辜却又无名的女人们，未完成的碑文暗示过去被遗忘的无奈之感。而“官井”在历史的线性流变中目睹了这方土地上人们的遭际和苦难，穿透众生在历史与政治间挣扎的生命历程。但是回过头来细读题记，发现官井早在九十年代中叶便被动迁毁弃了，居住此地的人恐怕也已四散，正文的故事只能是作者听说，并且依靠某些想象建立起敘事框架。题记和正文的融合形成了官方纪实与民间传说的复调话语模式，读者被迫在传奇与真实之间穿行辨析，多向度的探索以复杂的方式呈现出混淆的感知，官井便抽象为承载过去与当下双重压力的符号。

官场场域，或者说以其为代表的城市空间，与乡土世界在时间上指向轴线的两端，形成隔空对话的呼应关系。但是当这些零散的碎片化情节安置在时间轴上时，却连贯成较为完成的区域全景。更为重要的是，乡土中的人物带着旧有的痕迹进入到现代社会，就像《萨满咒》里出仕的“我”，《快手沟》中衣锦还乡的占山，他们在可被“故事化”的近处历史中追寻着根状的文化脉络。

二、“神性·现代性”：浪漫原乡的抒情想象

老藤笔下的乡土世界与以官场为代表的城市逻辑形成时空对照体系，实现了新世纪主流文学类型与边缘文学类型的成功对接。官场小说缺乏与土地的天然联系，意在勾勒现代国家的基本国情、社情，是大众窥伺时代的一扇窗口。乡土则奠基于中国悠长而传统的农耕文明，一直处于相对稳定、自在的运行状态。传统文学以“去国怀乡”为母题的作品俯首皆是，可见一种广义的“原乡”情节与抒情范式。 因此，老藤指认辽西的乡土情节，是超越地域局限的精神渴求。

现代意识中的“乡土”始于工业文明社会，它与城市对立出现并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而不断萎缩。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人们的生活逐渐被迅速膨胀的物质欲望填补，撕裂了城乡伦理道德底线，使人倍感焦虑。这种语境就基本确定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叙事模式：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自然之美与工业制造的分裂等，它代表着一个逃离、背叛与寻根、再造的矛盾际会，能够有效地触发作家的想象活力。王德威认为：“‘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及未必与作家‘宜属同乡’的读者）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④老藤的乡土小说大都定位在20世纪中叶，一方面代际的烙印深入作家的心灵，另一方面社会动乱与转型期间乡土中国的“雌性”特质，能够抚慰躁乱的人心，对现今社会也同样具有治愈的疗效。

《萨满咒》以“我”的视角讲述半个多世纪前故乡都柿沟里传奇女萨满兰姑以及围绕在其周围的人事变迁，凸显以兰姑为化身的自然神性和以叶梅为代表的改造理性间的激荡。在土改领导叶梅的感召下，“我”和几个年轻人热忱地参加革命，妄图将家乡拉入如火如荼的改革之中，而這种狂热极容易激发村里年轻人的暴力心理。继枪毙了地主刁世雷后，“我们”又将改造的目标指向了萨满兰姑，狂躁的波浪涤荡在这个曾经偏僻平和的村庄。

然而，激进的声浪在兰姑这里消泯为细小的微波，进而揉进广袤的原始森里中。首先，兰姑身怀母性的慈悲，这与萨满教发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有关，它长久地根植于东北大地的森林河川，周身遍布着雌性的敦厚肌理，维系氏族的繁荣。文中兰姑总是悉心呵护少女白荷，帮她躲避灾祸；接受劳动改造的兰姑也并不愠怒，为几个土改青年打理日常，逐渐软化了“我们”的戾气。她虽然不是母亲，却温暖着人心，使故乡在改天换地的崩塌中保留一方安宁。

其次，兰姑是自然神力的化身，沟通着神与人类世界，知晓自然的意愿。比如她竖起高高的索伦杆供奉神鸟，救活了泛猎黄貔子的丁大桩。兰姑将自然界中的生死看得极为通透，她那些近乎神话一般的行为，使其染上一层天生的“高贵和超然”。同样在东北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随处可见萨满文化传统下死亡的神圣与庄严。浸淫着浓郁萨满文化质素的辽西乡土，为老藤想象生命的存在形式提供了丰沛的精神资源。当年为躲避民兵抓捕的兰姑，以沉酒坐瓮的方式归向彼岸世界，为她的死亡渲染上悲壮而浪漫的气氛。结尾处早已出仕的“我”欣慰于自己保住了樟子岭的原始森林，并意外得知兰姑留下了与“我”共同的儿子——“自然之子”。这个孩子早早地脱离母体与父体，剥离了人造的印记，喻示自然神性以生命传递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是兰姑对现代性入侵最坚决的抵抗。

民间传统中的自然属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扩展，已与西方传统关照下的“上帝之子”一起遭受灭顶之灾，“人”的理论旗帜随处可见。“如果从现行制度追溯到文化思维，来查究动摇今日社会根基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精神病状的根本原因，那么人类‘性灵生命’的丧失无疑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⑤老藤的文学想象与创造，无疑是要复活植根于民间传统文化中的“性灵生命”，让人性重染善良、淳朴、自然的光晕。

然而老藤以辽西这一地理空间起始，试图再现那片乡土本来的历史、神话、风俗和人情时，却总能带出文字与真实、回忆与往事、欲望与想象的罅隙。刁立伟没有继承外公顶天立地的豪迈气概，是个只图牟利的村干部；麻栎沟连最后一棵麻栎树都成了村长的棺材……现实中的“故乡”并没有被自然的神性笼罩，那里的人们也并非俱是性灵生命，现代性逐渐土崩瓦解着乡土的淳朴与天然。老藤慎重地抛出“神性”这一剂药引，却又引导人们走向更加清醒的思考：“故乡”是文本中凝结的一种浪漫的抒情符号，只有在不断遥望追忆遗失的故土时，原乡的叙事方式才能够温柔地展开。

三、“侠义·道德”：原乡反思与本土立场

敢于进行自我辩驳，对一种浪漫的抒情方式给予理性的反叛，是作家走向深刻的必备。显然，老藤意识到了这种乌托邦式的原乡追忆不足以弥补现代化进程造成的城乡间隙，凭借想象营造散乱的乡土格局，终究无法抵达当代的更深层面。因此，老藤虽尽力复活以自然力量为基础的东北乡土活力，却又持有怀疑和警惕。《熬鹰》小说集展示着真实的城市生存感知与诗化故乡的断裂和对撞，裸露出底层的粗粝。

乡土孕育出自身叛逆的孩子，这是自有城市以来即出现的“进城”冲动，他们从乡村中走出去，却惊异地发现回归的艰难。《官井》里的谢青瓷回村待业，因自身价值失格选择投井。《无雨辽西》里省救灾办干事小丁经多方斡旋，终于求来家乡抗旱的救灾款，但是这背后赫然矗立着一片对天灾毫无抵抗力的土地。《换届》贯穿着孟庆有治理被造纸厂污染的老哈河之艰难，牵连出赤裸的带血资本累积。老藤将笔触投入到乡土的另一个维度，与“浪漫”截然相反的世俗世界呈现出它残忍的一面。乡土的儿女们无可逃避地陷入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尖峰对决中，他们没有与决策层对话的可能，命运如同浮萍般随着权力意志漂移。为了紧跟城镇化的步伐，他们甚至放纵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蚕食美丽的乡土与悠远的传统。当人们指责这种“自毁”式的环境破坏时，洪山等人对家乡发展的诘问，一样不能让人忽略。黑色是工业化的色彩，尽管它对死亡构成可怕的隐喻，但如果抹掉这并不绚烂的颜色，会裸露出贫困、饥饿、愚昧的苍白。发展、当代与未来三者的牵引与冲突，正是现代社会最为吊诡的特质。老藤从个人、群体、传统与时代四个维度发声，揭示出现代性症结与城乡困境，并初步提出两重解决策略。

其一是召唤以侠义精神为代表的个体品格。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给予游侠较高的评价，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侠身上体现出的个体反抗体制的能力十分可贵。侠义精神在历史上就具有对强权、对庸众的破坏力，它是个人彰显“自我”的精神通道。近代以来，通俗小说里的侠又增添了劫富济贫、兼济天下的逍遥气度，表现了中国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中体制强大而个人软弱的现实，对侠气的追逐是个体自我图强的内驱力使然。

喧嚣的城市表象下隐藏着同质化的单调生存模式与匮乏的精神元素。姜戎、杨志军等作家深感现代文明对人精神空间的挤压，到西北“狼性”、“藏獒性”文化中寻找精神给养。老藤则是到东北民间寻找一种“鹰性”，鹰直冲云霄的豪迈与坚韧，正是对人类自身衰微的弥补。《熬鹰》的主人公金兆天掌握着“熬鹰”的古老技艺，人通过熬自己来驯化桀骜的鹰，慢慢熬去鹰的戾气和锐气，在人与鹰之间建立起兄弟般生死与共的情谊。老范、老皮在政治运动中被下放，从而对人生充满了失落感。金天兆通过教他们熬鹰，使这些失意的人从鹰的身上获得心灵的补偿。同时，金天兆身上所散发出救人于水火的豪侠气质，填补了失序社会中伦理和尊严的缺失。如果说《熬鹰》尚且带有某种传奇色彩，《波澜不惊》则立足日常生活。老贾为女儿学费求告无门，甚至主管助学资金的同事也爱莫能助时，他曾偶然帮助过的宋经理竟然伸出援手。无疑，金天兆、宋经理等人具有高度的人格含量，他们对他人所处的困境感到同情并仗义相助，用人性中的温情治愈群体冷漠。老藤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克服现代人异化趋势与同质化窘境，首先要从人自身的崛起中寻找突破，扩大自我生存的格局。

其二是复归以道德人格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立场。老藤的小说在传统儒家精神文化的关照下，对内讲求以仁德修身的人格修養，对外恪守大济苍生、积极入世的担当准则。不同于个体图强的侠义品格，道德传统主张对个性中“利欲妄损”倾向的纠偏，以达到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对儒家文化的深刻领悟，使作者对理想人物的品格塑造更具规模，透露出作者对理想官场风气的建构思考。作为城市化进程的核心领导层，官场与现代社会具有同构的性质，它是城市文明运行逻辑的集中体现。

《黄昏里的“双规”》中，程海岩、李子和向我们证明了拥有非凡智慧、完善道德的官员，在现实的权力场中所具备的坚守与气魄。客观上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理性时代，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兴起，使人类的物质和享乐要求合法化。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精神格局，对人格的要求从传统中道德人格、超越人格转变为经济人格。文中围绕在双规对象牛欣周围的官员大都遵循着经济逻辑，牛欣的双规将直接触动他们的利益网络。因此这些人软硬兼施，对程海岩施加政治、经济和人情压力，《换届》中的孟庆有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压力和胁迫。有研究者认为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权力”与“人性”的冲突，这其实有失偏颇，文中的人都处在权力的中心，相互制衡只是表层现象，其实质是两种意识形态与生存逻辑的冲撞。经济至上的时代鼓励人不顾一切地追逐利益，甚至可以牺牲道德底线与良知，这种喷薄前进的力量容易释放人类天性中的贪婪，将人裹挟进物欲的汪洋。而以程海岩、孟庆有为代表的传统道德知识分子，则组成一股向岸的持守力量，以维持社会整体的平衡。很明显，老藤将现代中国的希望寄托于道德持守力上，对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予以纠正，用伦理道德引导经济理性的发展。

面对现代中国的焦虑，老藤提出个人与传统相结合的解决策略，其实质是一种本土化的精神转向。尽管在感性层面上，他依旧留恋着浪漫宁静的乡土世界，渴望自然灵性的乌托邦之境。但是在理性层面上，他深刻而清楚地意识到，传承本土文化，重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元素，才是乡土之外真正的救赎力量。

【注释】

a[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②老藤：《熬鹰·波澜不惊》，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年版，第290页。

③老藤：《熬鹰·官井》，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页。

④[美]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5页。

⑤张懿红：《缅怀与徜徉 跨世纪乡土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