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灵魂经典句子 [用爱为漂泊的灵魂安个家]
时间：2019-01-06 04:30: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演员与观众：“落差”极大的文艺展演 这是一场演员与观众形成强烈反差的文艺表演。 2009年10月31日下午，在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怡景园酒店多功能厅，一场由该度假区国有独资企业海洁环卫服务公司(以下称“海洁”)职工担纲主要角色的文艺演出开始了。
这是借庆祝昆明市第十九届环卫工人节之机，海洁公司自2006年以来连续第四次举办的职工文艺展演。
演员基本都是平常手持扫帚、开清扫车、骑三轮清运车、拿抹布的一线环卫工，而且还是“土得掉渣”的农民工。
观众中，除了海洁公司自己的职工外，余下的全是平常一般只能借助电视、报纸等媒介才看到的“官”。
他们是：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省政府滇池水污染治理督导组组长牛绍尧，省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省建设厅原厅长、省政府滇池水污染治理督导组秘书长程政宁；省总工会副主席王惠萍；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杨丽。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江巴吉才发来了贺信。
文艺演出的节目主持人是云南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刘伟。
杨丽不仅带着市总全部领导来，带着市总文艺表演队来，而且亲自登场，为环卫工人婆娑起舞。年近6旬的杨丽，扮相、身段、舞姿都可圈可点，赢得工人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初次观看演出的一些嘉宾很疑惑，互相咬耳朵：“一个小小的环卫公司怎么请得动这么高级别的领导?海洁有什么背景?”于是，一连串的疑云油然而生。
其实，这些疑惑也是记者从业近20年所遇到的困惑。
海洁表面的成绩是――500号职工，承担着度假区26条道路，约80万平方米的道路清扫清洗保洁，还负责近60万平方米的河道水面的疏通打捞保洁，以及全年8000多吨生活垃圾的清运和辖区内公共单位的清洁卫生工作。
但情况的“异常”显示，海洁的表象后面大有内容。
11月11日起，记者连续多日全天进入海洁探赜寻幽。
马维亚及其“社会主义情结”
要说海洁，“马维亚”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海洁公司的总经理马维亚是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人氏，父亲今年88岁，是老红军，副省级离休干部，1950年初作为陈赓的部下，随陈赓从广西进入解放云南，建国初在省委宣传部工作。他上面有三个姐姐，都在政府机关工作，姐夫都是工人。马维亚1961年出生，1980年19岁时考上云南大学中文系，和著名诗人于坚是同班同学。1984年7月，马维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云南省公安厅工作，当了3年警察后，他调到了省物资局，后辗转几个单位，最后于2003年来到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的国资公司，任国资公司办公室主任。
马维亚是2006年4月被调到海洁的，当时出任副总经理，“实习了3个多月后，组织上正式任命我为总经理。”
到海洁不是马维亚的本意。“是一种无奈。”马维亚承认，“此前，我被调去筹建一个艺术馆，任馆长，艺术馆基本建成后，由于经营的一些价值理念不被认可，我就一溜烟跑回所在的国资公司了。”没多久，管委会又调他到海洁公司，“我当时就想，去干了试试看，过渡一下，不行的话，再找个地方溜了。但是，不好意思马上就溜，因为刚跑过一次。”
“但我做梦都没想到，一待就快4年了，而且不想走了。”马维亚回忆说，“我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进来了。”
刚到海洁，马维亚不能接受的现象有好几个。
一个是，院子内杂草丛生，蚊蝇纷飞，全然没有一个公司的样子。“草里还有蛇，我都不敢走进去。”清扫清运部经理李勇说，“为了节省伙食费，院子里还有菜地，种辣椒，一到收辣椒季节，顿顿吃辣椒。”工人发牢骚说：“痔疮都吃出来了。”
一个是，工人非常自卑，见人不敢正眼看，躲着走，不愿意和人说话。“我们平常只说‘人穷志短’，殊不知，志短人更穷。环卫工人怎么了?为什么要低人一等!”
大学毕业来到海洁的董又齐告诉记者，他刚找对象的时候，最怕姑娘问在哪里工作，“只要她问，我就含糊其词地告诉她，在度假区工作。”这种经历，工会主席刘海波刚从部队下来时也有过。
工人一下班像躲避瘟疫似的迅速脱下黄马褂，塞进自行车上的塑料袋里，换上自己的衣服再出公司大门，“他们觉得那身工作服挺丢人的。”
再一个是，工人工资极其低。“当时昆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月薪470元，而我们工人的人均月工资400都不到。”今年49岁的清洁工杨水芝告诉记者，那时她一个月就400元，“300元给在读大学的小儿子，余下的100元给远在西昌卫星中心当兵的大儿子。”
马维亚决定先增加工人的工资。
管委会领导十分理解支持马维亚的举动，管委会主任助理李诚告诉记者，“海洁所吸纳的职工，基本都是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管委会党政领导一直关心他们的收入，只要有条件，就给他们增加工资。”
环卫保洁是基本无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即使有盈利，也是微利，而马维亚遇到的最大问题还在于，公司当时386位工人披星戴月，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挣来的血汗钱，大部分作为利润上缴了，上缴给公司之外的另外两个股东，因为公司自2002年8月19日成立后，一直是股份制公司。
“我刚来公司的2006年本应上缴sO万元，领导考虑我刚到，照顾我，减为40万元，”但马维亚看到自己的工人如此可怜后，决定采取另类手段，连40万也不给――他要赖账了，赖账在昆明土话里叫“跳墙”。“我一看工人的工资还达不到当时的最低工资标准，于是我决定‘跳墙’了。我给度假区管委会写了个理由充分的报告，建议用当年利润把工人工资至少涨到当时昆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未有批复，也没回音，于是我根据省政府当时的一个公文处理规定，呈文一个礼拜不批复，即可视为同意的规定，在报告上报两个礼拜后就给工人加工资了，人均涨了107元。”加工资后，公司账上利润只剩8000元，“两个股东一看，也不好意思来要了。”
工人欢呼雀跃。
记者在海洁公司采访的几天里，马维亚给人的最大感觉是，他的“社会主义情结”相当深厚，也相当纠结，他总是不经意地说一句话：“小时候，我们很穷，可是很快乐，为什么现在这种快乐没有了?”这句话记者听到不下4次。
“我主张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走向，不是说要回到吃大锅饭、无效率的老路去，”马维亚说，“我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才应该是我们今天一切改革的核心价值，没有公平公正，这个社会是要动乱的。”
他回忆他刚参加工作当警察到基层参与调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 经历，“当时的综合治理就是强调打击，我其实也不懂，直到我来海洁后，我才逐渐明白，其实我今天就是在做综合治理的工作。我们现在有500位工人，你想，工人增加工资了，有尊严又自信，安居乐业了，500位工人稳定了，500个家庭就稳定了，难道不是为社会和谐做贡献?什么是综合治理?制造稳定和谐就是综合治理。”
“用爱为漂泊的灵魂安个家”
云南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邱瑜是马维亚的大学同学，年长马维亚8岁，他很疼爱他这个学弟：“马维亚这小子鬼点子多，脑子好使。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宅心仁厚，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
2008年10月8目下午6点在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滇池路上，一幕别开生面的结婚场景出现了――只见两辆洒水车披红挂绿在前面开道，用洁白的水柱形成拱门，护卫一辆小轿车缓缓前行，小轿车上有一对新人甜蜜地依偎着，后面是一串11辆由职工私家车组成的迎亲车队。
第二天，几乎昆明的都市报都报道了这个打时兴汽车迎亲以来最为别致的迎亲仪式。
“这是我创意的。”马维亚告诉记者，“我的鬼点子就用在这方面，因地制宜，用洒水车迎亲，既别致，还会引起社会关注海洁，关心我们的工人。”
这对新人是海洁公司的农民工沈永林和他的妻子谢晓梅，小俩口都在海洁工作。沈永林是来自云南曲靖市沾益县的农民工，谢晓梅则来自贵州山区，两人因海洁而相识相爱，该结婚了，才发现没有庇身之所。微薄的工资收入，使他们买不起房子，甚至也承担不起租房的租金，没有住房，结婚几乎不可能。
海洁洒水、洗地用的水都是中水，即经过处理的达标污水，沈永林是污水处理站的技术员兼公司值班员，要求24小时在公司，沈永林工作的特殊性也使得给他解决个栖身之所很迫切。
和沈永林一起着急的还有马维亚。
有一天马维亚的目光不经意投向了公司院子里的污水处理池――“在那个水池水泥盖上加盖两间房，不就既解决了小沈的值班问题，又解决了他的住房问题了吗?”马维亚把自己的想法和公司其他领导商量，经过支部会和办公会，大家觉得可行，再向管委会报告并取得同意后，马维亚向全公司职工公示了这个决定，“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于是我们搭车污水监测站建设，顺势在清水池的水泥盖上建了三间平房，两间给小沈夫妇住，一间作为职工家属接待室。”
房子很快建成了，这是一个两居室的平房，外间做客厅，里间作卧室，虽然只有30多个平方，但很温馨。
沈永林这个温暖的“小家”是马维亚为500位工人构筑一个“大家”的缩微版。
“马总一来到海洁，就马上真正建立工会、共青团，”公司工会主席刘海波说， “工会以前名义上也有，但没有一个会员，只是一块牌子。”
当过警察的马维亚，法治意识很强。
“工会这种组织在我心目中很重要，有了工会，工人就有一个最亲近最贴身的保护组织，”马维亚说，“大到企业改制，小到解决职工福利，有工会，工人就有捍卫自己权利的坚实屏障。有人一旦提出不利于工人的改革方寨，我就告诉他们，按照《工会法》，这种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方案，必须经过职代会讨论并通过。”
他来到海洁不久，考虑到几百号工人撒在马路上工作，会发生许多法律纠纷，就为工人聘请了一位律师，律师来了以后，从职工遇到的交通事故到家庭纠纷，全面介入，帮助职工维护权益不说，还间接提高了工人的法律意识。尴尬则是，马维亚付不起高额的服务费，“我帮你可以，但有个要求，”作为朋友的律师说，“你不许出去说给我的费用，给这点钱也干，说出去往后我在昆明没法混了。”
马维亚嬉皮笑脸，点头哈腰，连连唱“诺”。
四处请托，找朋友关系，只花了七八万元，马维亚把近两亩的院子荒地种上花草树木，盖起亭子，变成了一个花园，花木扶疏，鸟声上下，他说：“不仅使工人有个休憩的地方，而且给他们长脸，领个亲戚朋友来不丢人。我告诉工人，我出去绝不给你们丢脸，你们在外也绝不许给我丢脸。”
职工书屋、练功房、会客厅、职工小宿舍……纷纷建起来了，连职工食堂也改善了，每顿两荤两素两个汤，而职工交费极其低廉，“只是象征性的收一点。所谓‘企业办社会’，我认为不能简单一概而论，我在海洁，还是办了一些职工必需的，花费极少的小小‘社会’事业，”马维亚解释说，“这些设施，不能简单地仅从职工福利角度理解，还应当从他们的心理需求去理解，有了这些必要设施，会增强工人的归宿感和安全感。”
一到海洁，马维亚配合给职工增资，大肆砍削与己有关的利益。
“赖账”40万上缴利润给职工增资，直接带来的损失是马维亚自己的收入受到影响，“我和管委会有协议，完不成上缴利润，我的收入减少。其次就是砍掉了中层以上管理层的所谓‘加班费’，”马维亚说，“那笔‘加班费’每年有两万左右，按照惯例，一线工人没有分文，我觉得这不对，全部砍了，省下来的钱，按照规定全部发给一线职工。”
从那以后，一线职工开始有加班费，但中层以上领导则分文不有。
“再怎么着，我们领导层比职工的收入都高出许多，不能再贪得无厌，搜刮他们的血汗钱了。”他说。
平常工作中，马维亚很少用公司的车，而是自己一个破旧的北京吉普，他自我打趣说：“我损私肥公。”
“损己”的同时，马维亚却不忘“利人”。
沈永林在昆明结婚后，按照老家习俗，还要在老家再办一次婚礼，“那晚八点多，马总冒雨赶了200多公里路突然出现在我老家，我非常震撼，我们村在外打工的人不少，没有谁结婚，他的老总来到老家参加婚礼的，”沈永林说，“我太自豪了。”
马维亚给沈永林送了一个1000元的红包，“在昆明办喜事，我是小沈的家长，我负责给他操办，我媳妇还是婚礼的司仪呢。”他说，“赶到他老家，我就是要去给他长长脸。”
清洁工杨水芝一提到马维亚就要说，“我小儿子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总是在年年收假开学前几天到我家，给我送钱来，生怕我没钱供孩子读书。”
刚到海洁时，工人上班一整天，累得要死，但保洁的效果并不好，“那时，他们连管委会院子都打扫不干净，我到了以后发现，工作时间安排不科学是重要原因，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决定采取‘无缝对接’方式改进工人的作息时间。”
马维亚发现，原来的作息时间一到中午11：30就下班，13：30再上班，中间有两个小时的空档，上午清扫干净的路面会被再弄脏，等于上午白干了，路面必须时时有人清扫。
“每天上午5：30一个组的6个工人全部来工作，清扫到7点左右工作结束了，只留3个人在路面继续来回保洁，另3人回家休息。到11：30，在家的3人回来上班，另外3人回家休息，次日一早全组再来，然后再依此轮换。”清扫清运部经理李勇介绍马维亚的“无缝对接”工作法，“这样，既保持了路面的洁净，又使半个组的职工可以休息半天，地面干净了，工人得闲了。”
环卫公司女职工多，马维亚此举深深得到她们的拥护，她们始终每天可以休息半天照顾孩子，做家务。
马路上的环卫清扫经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海洁公司自成立以来，因来往车辆交通肇事已3死1伤。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工人安全，马维亚多管齐下。
“一个是改以往的顺向清扫为逆向清扫，这样工人面对来车，较容易发现来车异常与否，有机会规避危险。再是在装备上加大投入，我们用的反光马甲比交警的还好。”刘海波介绍说，“工作服为了确保鲜艳醒目，马总要求一到年限必须强制更换新的，不许将就着穿旧的。另外，除了正常的保险，还给职工买了意外伤害险。”
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梅给记者提供了几个关于清扫工使用装备的数字：2007年马路清扫职工人均装备112元，2008年人均155元，2009年人均247元。其他在各单位服务点楼层职工，人均150元左右。
管委会党政领导也用爱为工人们编织一个“家”。管委会主任助理李诚告诉记者，管委会不仅从海洁的设备、设施、工作条件等物质方面给海洁创造了一个空间，而且把海洁的工作理解为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我们没有给海洁定利润，定经济指标，没有要求海洁上缴一分钱，环卫的公益性是必须肯定的。”
有了“家”做后盾，工人们活得踏实。
李诚告诉记者，管委会很关心海洁的职工，“他们的工资尽管已经涨了好几次，但我们认为还不够，还要进一步提高，才能吸引人，让人尊重这个行业，稳定这个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