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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侃与梅兰芳

    时间:2020-07-25 03:46:3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肖伊绯

    著名学者黄侃(1886—1935)早年在北京曾是资深“戏迷”,一度为戏痴狂,几乎到了荒废学术的地步。1912年12月2日,在与钱玄同、汪东等章太炎门下弟子的聚会中,黄侃大侃“戏经”,招致了钱玄同的极度反感,他在日记中写道:“黄、汪固好学之徒,而今日席中言不及义,所言不出戏剧,询之则以原图糊口,不暇为学为辞,喧热中者日竞逐于议员、官吏之场,其名为自好者,又皆以醇酒、妇人消损其精神,民国盖真无人矣。”

    事实上,当时黄侃本居于上海,此番北上只是追随其师章太炎从事政治活动。但有闲暇,即逛戏园子听戏消遣,放松身心而已,自然无法兼顾学术研究了。黄侃对其师的这些政治活动,虽未必真有兴趣,但毕竟还是要周旋其间,难免逢场作戏,所以在与章门弟子聚会中,“酒话”连篇、大侃“戏经”,遂引起了不明就里、埋首学术的钱玄同的极度反感。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北上的黄侃暂时成了“戏迷”,这位暂时搁置学术的著名学者,却因之与“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不期而遇,巧作因缘了。

    1913年7月13日,黄侃再次从上海經南京抵达北京,仍然是为其师的政治活动奔走。抵京两天后(7月15日),黄侃去玉成班听戏,“始见梅兰芳”,称其“色艺当与贾璧云相等”。这里提到的贾璧云(1890—1941),字翰卿,江苏扬州人。幼年兼学梆子与皮黄,习花旦。1911年进京搭三庆班,一时名声大噪,成为三庆班台柱。名士易顺鼎曾将其与梅兰芳并列,有“贾郎似蜀梅郎陇”句;民国初期,时人更有“南贾北梅”之誉。看来,黄侃是熟悉这些梨园掌故的,初见梅兰芳时已颇“懂行”了。就这样,二十七岁的青年才俊与十九岁的俊美梅郎,在台上台下初见初识了。

    7月26日,黄侃离开北京返归上海。8月29日,他再次由上海出发,9月7日再度抵京。9月20日,午后在瑞蚨祥购物之后,黄侃又去听戏,只是可能已客满,他只得“立听梅兰芳钟许”。9月27日,与友人“同看梅兰芳戏”。9月30日,又与友人“同出至天乐观梅郎演《樊江关》剧”。10月3日,黄侃离开北京,乘车赴天津,取道海路,于10月7日再次返归上海。10月31日,友人向黄侃索要梅兰芳照片,黄侃此时俨然已成资深“票友”。11月10日,黄侃“观剧丹桂”,称“梅郎戏极佳”。这里提到的“丹桂”,乃上海始建于清末的著名戏园——丹桂茶园,当时改称“丹桂第一台”。梅兰芳在上海的首次演出,正是在位于上海四马路大新路口的丹桂第一台。也即是说,黄侃乃是梅兰芳上海首演的座上宾与见证者。11月16日,黄侃晚餐后又“独往第一台观梅郎演《穆柯寨》”。次日,黄侃晚餐后再与友人一道去“听梅郎《穆柯寨》第二本”。11月19日,黄侃近距离观察了梅兰芳,对其容貌也有品评,不改其一贯苛刻的待人眼光。他称“近看梅郎亦不甚佳,鼻有节,槁瘦非凡,大失所望,从前皆浮着耳。台上看戏,此为第一次”。当然,对梅兰芳容貌的品评,并不妨碍黄侃继续欣赏梅兰芳的舞台艺术。11月24日,黄侃仍去丹桂第一台“看梅郎《回荆州》剧”。至此,黄侃与梅兰芳的初见与初交之记录,在现存的《黄侃日记》的第一年日记中中断了。

    由于黄侃1914年至1920年的日记或未记录,或未存世,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逗留北京期间的生活记录均无法查实。可以揣测得知,在此期间,作为“戏迷”的黄侃,在戏园子遍布的北京城里还可以继续过足“戏瘾”;黄侃与梅兰芳的因缘也应当还有继续。这从黄侃所著《量守庐诗钞》所辑的两首诗《别梅兰芳》、《别兰芳》,可为印证。两首诗作原文如下:

    别梅兰芳

    拂衣归去自由身,梦里犹憎九陌尘。

    引我空桑三宿感,梅郎毕竟是佳人。

    别兰芳

    累汝殷勤问去期,征车欲发更迟疑。

    人生聚散从无定,莫向楼前再拜辞。

    以诗文内容揣度,这两首道别诗,应当是黄侃从北京大学辞职之际所写,其离情别意洋溢于字里行间。时值“新文化运动”勃兴,以黄侃为代表的旧派学者与胡适、陈独秀等新派知识分子发生激烈论战,北大两派学术阵营的这场论战,最终以黄侃等旧派学者先后辞职而收场。黄侃写给梅兰芳的道别诗,或许也正是体现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的某种心境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侃对梅兰芳的欣赏,竟与其“论敌”胡适如出一辙。胡适也多次听过梅兰芳的戏,在其日记中也多有载录,亦不乏欣赏之辞,只不过胡适与梅兰芳的友缘,比之黄侃晚了十余年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黄侃与其“论敌”胡适竟也算是“爱梅不分先后”、“英雄所见略同”了。

    与之相反,黄侃与其同一阵营的旧派学者(尤其是章门弟子)在对梅兰芳的评价方面,却又显得格格不入,简直是“反其道而行之”了。譬如同是章门弟子的鲁迅,曾撰文讥讽梅兰芳是“男人扮女人”,是被士大夫“篡改”,“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的“第三种人”。又如同是章门弟子的吴承仕,亦与鲁迅意见相仿,也曾撰文讥讽过梅兰芳,称“若夫半男半女,亦阴亦阳……博外宾之爱宠,增祖国之辉光,则有不读《论语》、《孝经》,而专以‘弹琵琶而得‘博士者矣”。包括钱玄同对黄侃痴迷听戏的极度反感在内,章门上下似乎对梅兰芳都并无特别好感;那么,黄侃对梅兰芳的欣赏与关注,在章门弟子中就真可谓“独树一帜”了。或许,假以时日,黄侃与梅兰芳的这段“掌故”,还会有更多更翔实的史料被挖掘与发现,还会有更为丰富生动的历史细节可资品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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