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故乡三部曲”四人谈
时间：2020-03-27 07:52:5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6年4月23日下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雪漠‘故乡三部曲’与西部写作”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紫薇阁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主持本次研讨会。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北大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庆祥，中央党校讲师丛治辰，《光明日报》文荟副刊副主编饶翔，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刚，《文艺理论与评论》杂志编辑部主任崔柯，新疆教育学院教授何莲芳，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故乡三部曲”责编陈彦瑾及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张凡、李静、兑文强、龚自强等学子与会并作精彩发言。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五十余人与会。
雪漠“故乡三部曲”包括长篇小说《野狐岭》、长篇自传体散文《一个人的西部》和短篇小说集《深夜的蚕豆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016历时三年推出。1963年生于丝路重镇甘肃凉州的雪漠，一直以“定格存在”“定格文化”为写作目标，迄今已创作“大漠三部曲”“灵魂三部曲”两个依托西部大地的长篇小说系列。2009年，雪漠由甘肃移居岭南后，西部大地成了他记忆中的故乡，投射其创作中，便诞生了“故乡三部曲”这一新的作品系列。可以说，三部作品呈现了西部的三种风貌，定格了西部人心中的三个故乡：一是大漠飞沙英雄奇幻的故乡（《野狐岭》），二是父老乡亲人生奋斗的故乡（《一个人的西部》），三是本土向世界讲述的故事里的故乡（《深夜的蚕豆声》）。
本刊选发四位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杨庆祥：雪漠以西部为中心，发现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我对雪漠的阅读是比较晚近的事情，直到2015年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才真正阅读雪漠作品。当时他的长篇小说《野狐岭》是候选篇目，评奖的阅读任务非常重，很多阅读都是职业性的，其实并不能带来太多快感。但读《野狐岭》的时候感觉很惊艳，竟然有能够带来如此阅读的快感，同时又不失内容和形式感的小说。自此就对雪漠其人其作有了更多的兴趣。
《野狐岭》这部小说符合我对长篇小说的一种期待，我当时不太了解雪漠神秘主义的那些东西，我完全把他作为小说家来看待。他的长篇小说有非常厚重的历史内容，客家文化、土客械斗，从岭南一直到西部两种文化的冲突。历史的厚度、社会内容的广度，还有历史的纵深感，在这部小说里都有。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长篇小说其实最不缺的就是历史——它是整个长篇小说的基石——我们的小说特别缺少的是哲学、宗教，那种相对而言更精神性的东西。雪漠的《野狐岭》在表现历史、表现中国西部苦难的时候，采用了值得我们期待的形式，就是那种非常多元的、庞杂的叙事视角，每个人都说一个故事，而且每个故事都说得特别有意思，这是一部内容和形式高度自洽的作品，形式感强化了作品的美学性质。有的作品可能内容很好，但是叙说的方式特别陈旧，让人昏昏欲睡。有的作品形式很炫，但内容很空。我觉得《野狐岭》特别饱满，就像一颗雪漠所谓的蚕豆，特别有意思。这部作品我找不到它太多的毛病。如果非要找毛病的话，可能在故事叙述的推进里面稍微有些重复的地方。
从西部写作的角度谈雪漠作品，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一个人的西部》里雪漠回忆说他大约从1982年9月开始创作，并发表了自己第一个中篇小说。而1985年前后中国当代文学有一场“寻根运动”，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常识性的话题。但我个人认为，“寻根”没有完成它的使命，寻根文学，包括八十年代整个寻根的文化思潮，因为八十年代历史的突然终结而导致寻根的使命和诉求远远没有完成。这种“不完成”是两方面的：文学的方面和文化的方面。以前我觉得文学上有所完成，包括韩少功、阿城那些作品，但是今天看来还是不够。文化上的确认（寻根主要是文化上的诉求），我觉得更是没有完成。阿城在九十年代末就谈了这个问题，在和查建英的对话中他认为寻根没有完成主要是因为把文化的确认又变成文化的批判，对于道家文化、儒家文化、楚文化等文化之根的寻求最终又变成对这些文化的批判，然后又重新回到“五四”国民性批判的路子上来。也就是说，在这种文化的追求里面，并没有发现本土文化的自主性。所以，我一直認为九十年代以后，如果“寻根”要再走下去，应该还有一个“再寻根”。我在分析韩少功的一篇文章《韩少功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宿命》里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山南水北》等一系列作品都是“再寻根”的结果，这里就不展开论述。
那么，如果放在“寻根”的谱系中，雪漠的《一个人的西部》《野狐岭》《深夜的蚕豆声》等以“西部”为主题的作品会呈现出另外的意义：他把寻根的文化诉求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不能说雪漠完成了这种诉求，因为文化的耦合是不断磨合的过程，可能永远都无法完成——具体来说就是，雪漠对西部文化的这种书写、想象和确证的时候，他没有站在一个启蒙者的视角或者外来者的视角对其进行批判或者反思，而是完全用他的自己的方式展示了中国西部文化的一种自主性，这一点对中国当下写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一个内在的视角里面，雪漠以西部为中心，其实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主性和历史性。在今天文化再造或者文化创新的语境中，我觉得他的写作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一个启示意义。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用西部或者寻根来谈论雪漠或许只是一种批评家的习惯，或者说，这样一种文学史的框架或者批评的观念还不能全部说明雪漠作品的特质。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它还可能有一种诗学的、精神性的，甚至是一种灵性或神性的诉求。因为我对神秘主义没有专门研究过，这方面不能说太多，但我觉得，对于雪漠来说，或者对于雪漠这样类型的作家来说，所谓的西部可能只是一个形式，是一个佛教里讲的外在的相，他最终要破这个相，然后达到另外一个他所诉求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雪漠不是生在西部，而是生在北京，他也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展示其精神世界。在《一个人的西部》《深夜的蚕豆声》里面雪漠反复强调的就是怎么“破执”。这很有意思，一个要破执的人，不断用语言和形式来破执，这本身有一个矛盾的东西。最终雪漠要走到哪里，或者最终他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生命样态，我还是蛮好奇、蛮期待的，我觉得后面的可能性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