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生态文学与自发的生态文学
时间：2020-03-28 07:50:5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生态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其出现在中国不过短短数年光景；但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在中国的历史几乎和文学的历史一样绵长。然而，生态文学概念的界定却把传统中国源远流长的生态文学资源抛却在视野之外，由此带来了生态文学范围狭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生态文学主题先行，其艺术性难以体现；否定中国传统文学的当代价值和生态价值；生态文学和与其一体两面的生态批评难以同步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现有的生态文学概念只是生态文学之一种，可以名之为自觉的生态文学。此外，还有大量的自发的生态文学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生态文学。
［关键词］生态文学；人类中心主义；自觉；自发
[中图分类号]I059.99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1674-6848（2012）04-0102-09
［作者简介］王 惠（1970—），女，湖南常德人，文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云南昆明 650031）
生态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其出现在中国不过短短数年光景；但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在中国的历史几乎和文学的历史一样绵长。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哲学观念决定了中国人和自然相依相守、声气相感、血脉相通的关系，决定了中国人的文学离不开自然的涵育，并由此形成了独到的生态文学景观。
遗憾的是，鸦片战争后，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迫打开，老大帝国的心态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随着西方工业文明涌入中国，晚清知识者中的有识之士也开始以新的视角审视世界，在强国保种的梦想光照之下，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出发点，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西学东渐于是蔚然成风。到“五四”时期，西方现代化的理念已经浸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文化俨然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文学无法独善其身，在西方现代文学理念的感召和技法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如此一路踉跄、一路趔趄地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步伐，直到西方文化迈进后现代的新路。此时，人们对自启蒙运动开始便裹挟着以理性与技术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来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的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和清算，现代性的悖论和恶果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对于前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人们充满了怀念之情。如今，由现代性造成的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由后现代启动的越发壮阔的生态思潮促使生态文学概念的出现和创作的兴盛，无论人们对此概念持何态度、对该类型的文学创作作何评价，这都已是不争的事实。
生态文学虽说仍然由西而来，但基于后现代与前现代在思想旨趣与文化精神方面的关联性，传统中国的哲学观和文学现象获得了浮出历史地表的机会，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然而，新生的生态文学在概念的界定方面却因为过于强调文学的当代性以及人类的主体性和责任感造成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忽略。日益迫近的生态危局，亟待生态文学形成规模效应，发挥理想效应，由此，我们理应在对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加大了解、增强信心的前提下，进一步对生态文学的定位予以思考。
一、生态文学的当前界定
什么是生态文学？目前，被学界和文学界所普遍认可的界定乃是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学术带头人王诺教授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为生态文学一词所作的界定：“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讨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①
在王诺教授的界定中，生态文学具有如下几个重要要素：第一，生态文学的写作者应该是具备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的，这一生态思想应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础；第二，生态文学的写作内容或者题材应该是描写生态或描写自然的，尤其应以表现生态危机、探讨其社会根源为题中应有之义；第三，生态文学的写作主旨应该是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而不是以人类或任何一个其他物种、任何一个局部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王诺教授的这一界定，无疑取得了很大的理论成就，具体说来，该生态文学概念体现出如下特点：
1.清算了人类中心主义等现代观念。众所周知，生态文学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现实基础：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催发了生态思潮，日趋壮阔的生态思潮催发了生态文学。如果说生态危机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那么，生态思潮就要对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主导思想进行反拨乃至颠覆，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则要表达生态思潮的精神主旨、承担生态思潮的历史使命。正如王诺教授所言：“生态思潮的主要诉求是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人类中心主义、唯发展主义和科技至上观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思想根源，是当代生态思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①
王诺教授在对生态文学的概念进行界定之时，始终牢记导致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出现的现代性思想根源，格外强调了生态文学的现实基础和历史使命，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生态文学的最高价值，否定了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传统文学，否定了人类纯功利地、纯工具化地对待自然的传统态度，注重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联系性，坚定地认为生态文学对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正负价值的判断标准是：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即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和持续地自然存在，而不是是否有利于人类。
当然，反对以人类为自然界之中心、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这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蔑视人类或者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文学之所以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进行批驳、予以否定，正是为了人类的发展和未来。生态文学家和生态文学理论家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消除生态危机，从而维护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现代性在强化人类对于自然之力量的同时，促成了人类的短视甚至盲目，而生态文学必须纠正这一点。
2.强调了人类的主体性。在王诺教授的界定中，是否生态文学的判断依据由写作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作品的内容和题材、作品的主题和旨趣这三类信息所决定，而这三种信息，最终都落脚在写作者有意识的主体选择上。观念、题材和主旨，尽在作者的心心念念之中。
显然，王诺教授对于生态文学的界定虽然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但却肯定甚至强调了人类领先主义，也就是说，生态文学认为人类和生物圈中的其他物种相比在发展上具有领先地位，并因而具有文化上的优势和选择上的主动权，由此，生态文学格外强调人类的生态责任、生态良知和生态使命。
3.突出了生态文学的当代性。无疑，王诺教授之所以如此界定生态文学一词，是因为其思想深处对于生态思潮的认同，而生态思潮的出现，原本就根基于对于现实生态危机的回应，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生态思潮、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都是由严峻的生态危机和时代条件所催生出来的。虽然生态文学一词的界定中并没有出现现实性或当代性这样的语汇和表述，但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系统整体利益都是后现代的思想成果，是人类现实境遇的学术产物；“文明批判”和“生态理想”，前者着眼于过去，探讨“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后者着眼于未来，描摹生态和谐之社会蓝图，但都是处身于“现在”的时间位、承担现实的“生态责任”者所能够做到的。
4.划清了与传统文学的界限。如果说生态危机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那么，生态思潮就要对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主导思想进行反拨乃至颠覆；如果说生态思潮亟需与以往的现代性思想体系划清界限，那么，生态文学必然十分注重与以往的传统文学划清界限。生态文学的概念一经界定，我们便很容易在生态文学与传统文学（此处的传统文学一词主要意指以往的一些描写了自然的文学）之间划出界限：传统文学不是没有自然，而是以人为本、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写作的思想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在这样的文学中，人和自然之间大抵是一种功利关系，人以外的自然物成为抒发人类情感、表现人类心理、比附人间道德、象征人世关系的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和对应物，也就是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里的花和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里的山和水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感与恨、仁与智，花、鸟、山、水仅为工具尔。即使在一些表现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文学中，人也是审美活动的主体，自然物不过审美的对象，“情满于山”、“意溢于海”，均为内心充盈、情感饱满的审美主体对自然物的观照与投射。生态文学则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注重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联系性，并因此反对人类纯功利地、纯工具化地对待自然。在生态文学中，所有的自然物都具有主体性和内在价值，与人类在生物圈中并存。
正因为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所以需要与过去（过去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过去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传统）划清界限，于是，生态文学研究者在术语的选择和使用上十分慎重，务必要体现生态思潮的价值取向和生态文学的思想基调。王诺教授的“为什么是生态的而非环境的？”一文把“生态的”（ecological）和“环境的”（environmental）两个词语的选用上升到支撑这两个术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上，指出“环境”意味着我们人类在中心，周围由所有非人的物质环绕。“生态”则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的系统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当然，不独中国学界如此，王诺教授引经据典地告诉我们：当代生态思想家对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进行过严格的区分，指出“生态主义”与“环境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海瓦德在《生态思想导论》、史密斯在《生态主义：走向生态公民权》、巴克斯特在《生态主义导论》、多布森在《绿色政治思想》里都明确论述了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不同。多布森特别强调：“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异，混淆它们的差异必将导致严重的知识性错误。”格罗特费尔蒂则认为，如果将生态整体主义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文学的思想基础，就不应当使用“环境文学”这个透露出人的自大和骄妄的术语。
既然生态思想家如此注重概念和话语的辨析和厘清，笔者也不由对生态文学一词多了一些思考和犹疑。笔者认为，生态文学的当前界定过多受到西学的影响，尚有诸多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二、当前生态文学概念界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生态文学的上述界定存在如下缺失：
1.缩小了生态文学的范围。生态文学这一概念的当代性和主体性导致大量在题材内容和精神旨趣等方面具有生态文学特征的文学作品被排除在了生态文学之外。王诺教授在一篇名为《佳作难觅 中国生态文学现状令人担忧》的文章中谈到：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生态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感悟自然、展现危机和反思根源几个方面。之后，在同一篇文章中，王诺教授却又在具体分析了苇岸和周晓风的作品之后，否定了感悟自然这一类作品的生态文学属性：
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因此，他们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思想思索和生态文学描写。……生态文学是具备生态意识的文学，它的创作者能够从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出发，怀着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为生态整体立言，并全面深入地探讨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①
正因为如此，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程顺溪在对2011年的中国生态文学创作进行总结和回顾之时，只能拈出张炜的《午夜来獾》、杨志军的《大悲原》、郭雪波的《青旗 嘎达梅林》、钟平的《天地之间》以及诗人华海的《静福山》、侯良学（阿红）的《圆桌舞台》和儿童文学作家湘女的散文集《大树杜鹃》等少数几部作品。①
何以如此？一方面确实诚如王诺教授所分析的文学对生态的态度还较为冷漠；另一方面却是因为生态文学高端的定位和高置的门槛。让生态文学肩负生态拯救的职责，这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在中国，“生态文学”远未成熟、投身到“生态文学”创作中的作家还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如此一来，佳作难觅将会在相当长时间成为生态文学发展的瓶颈，生态拯救也将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理想的图景。所以生态文学现有的界定缩小了生态文学的范围，这本身不利于生态文学创作的发展和声势的壮大，规模的不足自然使生态文学难以形成热潮、流派或者类别，更遑论卓有实效的生态干预和自然保护。
2.削弱了生态文学的艺术性。生态文学把创作者的生态责任和时代使命提高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以至于在判断一部作品是否生态文学之时，往往突出其文明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特点。在生态文学理论家看来，一部生态文学作品，可以不把直接描写自然作为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一部完全没有直接描写自然的作品，只要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也堪称生态文学作品，甚至堪称生态文学的优秀之作。如此一来，一部生态文学作品，很可能没有涉及任何自然属性的生态内容，更多的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征服和统治自然观、欲望动力观、发展至上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想观念，对破坏生态平衡的自然改造、竭泽而渔地榨取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违反自然规律和干扰自然进程的科技创造、严重污染自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制和使用等许许多多的思想、文化、社会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如此主题先行，内容当先，难以避免文学的现实功利取向，难免忽略甚至削弱了生态文学的艺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