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不作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时间：2020-03-28 08:01: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为学不作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是王元化先生一生始终坚持的一个治学做人的原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实践中,元化先生以破除迷信､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求真务实的精神和理论家的勇气,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在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留下了自己的智慧和足迹;他关注现实,反对说谎文学,力倡现实主义,并以世界性的视野,将《文心雕龙》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直接推动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王元化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综合研究法文心雕龙现实主义
王元化先生走了!
一位执着地追求真理､追求自由的思想界的战士走了!
一位有着独立思想的文艺理论家走了!
我们怀着崇敬和沉痛的心情深深地表示悼念!
王元化(1920—2008),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元化先生学贯中西,融通古今,学术思想博大精深,与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出现的王国维､熊十力､钱钟书等人在学统上文脉相承,而又独具特色｡他以壮丽的人生向世人昭示出一个真理:“为学不作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①｡在他生命的旅途中,始终坚持着这样一个治学做人的原则,固守着“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②的治学精神,铸就了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③｡元化先生的名字,是与中国学界的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尊重学术人格的优良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这种独立的学术品格和他所倡导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④,带动和影响着一代学人,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直接推动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这里我们想从四个方面,谈谈元化先生对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贡献｡
一､积极倡导独立思考､破除迷信的“启蒙”精神,推动学术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思想解放｡
元化先生常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⑤,他认为文艺领域应该继承和弘扬“五四”时代的“文学的启蒙”传统｡启蒙的实质和根本精神,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扬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的精神｡康德曾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指出:“ 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 ｡ 未成年状态 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倘若未成年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缺乏无须他人指导就使用自己知性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状态就是 自己造成的 ｡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 自己的知性 !这就是启蒙的格言｡”⑥元化先生认为,文学所承载的启蒙任务尤为突出和重要,比如鲁迅先生曾将文学视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手段和武器来加以提倡｡关于文艺的启蒙作用,元化先生早在1938年发表的《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一文中就对它进行了积极探讨,他认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运动不仅可以号召作家在政治立场上相结合,而且还能指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创作方向｡“文革”结束后,元化先生结合文艺界的现实,重新倡导新启蒙,并创办《新启蒙》杂志｡同时,他提出“文学的启蒙”和“启蒙的文学”⑦的理论主张,前者落脚点在于文学的启蒙价值和意义,这一点是和倡导“五四”新文学的先哲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后者的关注点则在于为作家的创作提出了方向或要求,作家应该创作大量的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
面对“文革”中狂热的个人崇拜将人变成神､以“神性”否定“人性”的现实,元化先生坚决予以反对,认为“人不可以成神”⑧｡元化先生反对个人崇拜,反对高举个人为神｡在全国二次文代会上,当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很多人都很狂热地怀着虔诚膜拜的神情拥过去,但他却没
有那种情绪和感觉,他只是在原地站着,对此,他当时还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内心不免有些惶恐”,“那时我还以为自己思想有问题,为何不像其他人一样视毛泽东为偶像?” ⑨
元化先生对个人崇拜和神性的批判,是与他对人性的研究与张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国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文革”中否定有普遍人性,强调人的阶级性,一切都放入阶级斗争的范围加以理解｡元化先生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在《人性札记》中对“人性”论进行了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性”包括“人的一般本性”和“不同历史时代变化了的人的本性”10两个方面,他对长期以来被人的阶级性所遮蔽了的普遍人性的存在给予了积极肯定｡在谈人性问题时,元化先生更加注重人的个体的存在,更加珍视人的个体的价值和人的个性尊严｡“文革”中出现的大量否认人的个体价值､无视个人尊严的事件让他感到非常痛心｡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受到的非人遭遇使他强烈地认识到“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不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11元化先生以其捍卫人性尊严的坎坷经历向世人昭示出启蒙任务的艰巨性和启蒙进程的长期性｡
对于元化先生倡导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解放思想的“启蒙”精神及其价值,张汝伦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中肯的阐释｡他说:“王元化是提倡启蒙者中不多的几个真懂启蒙精神者”,“虽然他是从文艺理论入手,但却并非纯粹为了理论或学术,而是为了‘激起读者的思想,引起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头脑中出现许多从未想过的问题,并渴望去解决它们’｡这绝非一般文艺理论家的追求,而是一个思想家的追求｡”12
二､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
推动文学理论方法论的革新｡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13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元化先生对中国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的质疑和对方法论革新的推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4元化先生在文艺理论研究中非常重视方法论的革新｡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开始思考有关文艺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在《思辨随笔·序》中他说“我在六十年代就开始酝酿有关方法论的文章,其中《论诠释》､《综合研究法》､《原则与原则的运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知性的分析方法》等,在当时是较早接触这一问题的文字｡”15
中国传统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理性”模式,把理论思维分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阶段,忽视知性环节,更有甚者,混淆知性和理性,用抽象的知性代替思辨的理性｡在这一思维模式的支配下,人们习惯于对事物做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抽象化的处理,无视事物的生动性､丰富性,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元化先生从德国古典哲学的“感性——知性——理性”三范畴研究入手,清理了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知性”环节,并对其优､缺点给予合理地评价｡“知性”,又译悟性､知解力,其特点是“抽象”和“分离”16｡通过深入的研究和辨析,元化先生明确指出:“我觉得用感性——知性——理性这三个概念来说明认识的不同性能是更科学的｡把知性和理性区别开来很重要｡作出这种区别无论在认识论或方法论上,都有助于划清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17元化先生强调我们不应该抹煞知性在人的认识从感性过渡到理性的过程中的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知性分析不仅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而且在文化艺术研究中也不能完全离开知性分析,因为我们要区别在性质､形态､类别等不同的类的形式,要研究文学艺术作品的构成,都必须对它进行知性分析,然后才有可能对研究对象做出整体性的理论概括｡元化先生不仅指出了知性在思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的是他还指出了知性的局限｡知性的弊端是用“终结性”代替“过渡性”,硬性地切断认识的完整过程,元化先生将这称为“知性的专横统治”｡作为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环节,知性的价值只有在“感性——知性——理性”三范畴统一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展现,一旦把它当作最终范畴,拒绝进入“理性”范畴,它的缺陷就表露无疑｡如果孤立地用知性的分析方法去分析对象,对象的具体内容往往会变成抽象的､孤立的､僵死的了｡所以,元化先生指出,按传统的二分法,人们很可能将知性和理性混淆起来｡知性具有形而上学性质,不可能达到对事物全面的､本质的和内在联系的认识,倘使不从知性上升到理性,就无法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