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眼看中国
时间：2020-04-02 08:01: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史景迁，一个研究中国晚明至当代的美国史家，因景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有了“史景迁”这么一个中文名字。他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的著作让东西方读者深得意趣，其中的《大汗之国》列数了曾经把触角伸向中国，留下各种文字形式、观点和倾向的西方人。
史景迁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保有这种吸引力。自从中国走进西方人的视线，一直吸引着众多哲人、智者探寻着这个东方巨人身上的魅力和异质。《大汗之国》自十三世纪法国人鲁不鲁乞的东方报告说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通达的史识和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写下的西人眼中的中国，对于我们来说，不仅趣味盎然，而且精辟入理。
一二五三年圣方济会传教士鲁不鲁乞来到中国西北边界的蒙古都城哈拉和林，鲁不鲁乞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呈交给路易九世。这份亚洲报告成为第一篇用欧洲文字写下的中国见闻，被路易王收为私人读物，少有时人知晓，更不要说阅读。报告里那些关于中国的传闻，比如“银子做城墙，金子做城垛”的契丹城，成为神秘中国最诱人的印象。
真正激发起欧洲人好奇心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此游记是马可关在热那亚狱中时，他的同监、以讲述亚瑟王传奇而闻名的鲁思梯谦根据他的口述写下的。马可眼中的中国，是仁厚的，又是独裁的，有着繁冗的礼仪和幅员广大的土地，贸易繁荣而且高度都市化。大汗君主忽必烈和他的帝国，让刚刚从黑暗愚昧的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人产生无限遐想，仰慕又向往。《马可·波罗游记》最早的拉丁文手稿一三00年代出现，一四八五年印刷成书。书中诡秘的奇风异俗，撩拨感官的细节描写，让即将开始海上探险的哥伦布心旌荡漾。他圈住一个叫“汗八里”的城市，写下“商机无限”几个字，还画上一只紧握的手，食指指向天空。可惜他四次远航探险，也没有找到这个盛产黄金、香料、宝石和瓷器的国度。
汗八里就是当时的元大都，今天的北京。随着蒙古王朝的灭亡和奥斯曼帝国的兴起，欧洲与中国刚刚开始的接触被阻断，大汗之国、君主忽必烈和他的都城汗八里，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幻之地。直到十六世纪之后，在麦哲伦和达伽马的引领下，葡萄牙、西班牙的传教士及商人涌入中国沿海，新一波中国热再次出现，并持续了二百年之久。
一五五六年，多明我修会传教士克路士经过广东，在他写下的关于中国印象的书中，谈到《马可·波罗游记》里没有的生活细节：妇女缠足、饮茶、鸬鹚捕鱼以及酷刑，并提到印刷术在中国已经有九百年历史。传教士们写下的中国见闻，被史景迁称为天主教时期。一六一六年出版于欧洲的利玛窦的《中国手稿》，成为这个时期里程碑式的中国文献。
论及在中国文化、语言、社会生活方面的造诣，西方人鲜有能超出利玛窦者。利玛窦眼中的中国是一个儒家道统思想下，辽阔、统一、有次序的国家。他谈到拜祖、祭孔的礼仪，称赞孔子是异教徒哲学家里的佼佼者。冗长的手稿里，利玛窦对中国人的道德和日常生活都是正面肯定的。仅有的批评文字里，提到中国人缺乏逻辑法则概念，中国科技将会落后于西方。
而对中国无比热爱的西班牙修士闵明我，则赞美中国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地方，宇宙的中心……最荣耀的帝国”。驳斥耶稣会“汉人是野蛮人”的偏见。“中国存在着你所能想象到的任何一种手工艺匠”。认为中国人极有复制天分，“所有欧洲货物，只要他们看见，就能仿制得惟妙惟肖”。他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是想象之作，是错误信息最多的中国读物。
直到十七世纪末期的清朝，西方教会对中国文明的看法都是正面的。明亡之后，清政府允许西方使节前往北京。荷兰、葡萄牙、俄国使节团关于中国的官方报告被史景迁称为写实之作。马戛尔尼勋爵曾代表英王乔治三世觐见八十三岁的乾隆皇帝。他形容乾隆和蔼可亲，像其他外交官一样，对于跪拜礼仪的不满与对中国的赞美都不吝惜语言。这个踏上中国大陆便赞美道“神奇啊，这里有多少好看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的英国勋爵，在他结束中国之旅时，却感到心力交瘁。清廷根本不在乎他们对中国的热爱之心，甚至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距离的拉近，让走进皇宫和都城的外交官们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马戛尔尼勋爵代表英王乔治三世送给乾隆许多礼物，其中一份礼单包括天象仪、地球仪、钟、一辆马车……马戛尔尼一行的船靠岸不久，城里流传开来的礼单却是：一只比猫还小的大象；一只老鼠大的马；一只母鸡大的云雀，每天可吞食五十磅木炭；一只奇幻枕头，枕着它入睡，弹指之间可到达任何遥远的地方……鸡同鸭讲的困惑，使得外交使团期望的双方之间深层的贸易和外交往来变得希望渺茫。
这一边外交官在中国屡屡挫败，那一边，十八世纪的欧洲广为流行的却是“中国风”。亭子、宝塔、中国式园林、拱门、扇子、中国人物，装点着唯美纤柔的洛可可风格，也成为欧洲小说、戏剧舞台上时尚的意象。戈德史密斯笔下的中国主人公发现英国人居然自以为比他更懂得中国，可见欧洲上空的这股“中国风”之强劲。
西方思想家自十七世纪末期意图把中国纳入全球知识系统，为中国建立一个理论体系。他们的各种观点和倾向的言论，或是充满尊敬、热情和敬畏之心，或是带着西人的优越感，不掩轻慢之意。
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具有天生的道德感，儒家思想已经形成天然的宗教。认为在协调极端事物上，他的理念与中国思想不谋而合，甚至提出“需要中国来的传教士”将他们的价值观带到欧洲的构想。伏尔泰则从戏剧和历史两条途径探讨中国思想。他将元杂剧《赵氏孤儿》改写为舞台剧《中国孤儿》，借忽必烈之口，赞美儒家道德的优越；在历史巨著《风俗论》中，谈到中国有着绵长而稳定的发展，且高度繁荣。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艰深的中文被他认定为导致中国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发表了诸多批评。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习惯于接受奴役的民族，缺乏荣誉感。中国政府不是公民政府，而是一个行使恐怖统治的极权国家。中国人把宗教、法律、风俗及礼仪四种观念混杂在一起，通称为仪式，堪称“国家的胜利”；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认为，中国让“僵化的道德，约束了心灵的成长”。孔夫子早已被脚镣铐住，虽然用意善良，却将这个迷信的民族牢牢钉死了。亚当·斯密尝试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解释中国庞大的人口和经济不振之间的关系；黑格尔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发源甚早，却一直被排斥在世界历史版图之外，源于皇帝的过分集权与官僚系统的过分奉承，他们合力创造了一个“只有一个人自由”的社会；马克思认为，中国是个静止的社会，毫无活力，对于所有的社会变迁，都有“排拒的本能”。
不同于思想家冷峻的触角，作家们对中国风味的痴迷之情挥之不去，始终弥漫在欧美之间。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劳工首度远渡重洋，来到美国。之后在美国出现的中国城，让美国人极为不安。马克-吐温曾以记者的身份记录下那些以洗衣、当男仆和厨子为生的华人，作为被歧视的自成族群，蜷缩在城市角落里凄惶的景象——夜晚时分黑洞般的小屋里，几个面色蜡黄的烟鬼，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吸食鸦片。虽然在排华问题上，包括马克·吐温、布莱特·哈特、杰克·伦敦在内的作家都表示出同情的态度，但在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小说里，富于心机、危险、不可靠、邪恶却是中国人的普遍形象。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法国作家笔下的文字描绘出来的则是一个混杂着暴力、魅惑和怀旧情绪的梦幻中国，史景迁名之日“新异国风味”。绿蒂、克洛岱尔、谢阁兰分别于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五年间在中国居留。身为法国舰队司令幕僚的绿蒂跟随八国联军走进皇宫。他眼中的紫禁城是“少数几个至今仍存在的古老文明之一，既深不可测，又辉煌灿烂”；曾经三次作横跨中国漫长旅行的谢阁兰，醉心中国文字和文化，他在诗歌和小说中表现出的热情、唯美、忧郁和狂野，正是中国风情的最完整的表达；一八九五年，痴迷于中国戏曲的法国公使克洛岱尔抵达中国，他在写给马拉美的信中说，“这儿的生活尚未受到现代病的污染”，“这块古老的土地仍然能够传播它的梦想”。而在随后描述上海的文章里，他写到阴暗角落里的鸦片窟和妓女，“人们毫无秩序地挤成一团，当我从推推挤挤的手推车和满地垃圾间离开城门，在麻风病人和癫痫病人间，我看到割地赔款时代的来临”。
回到美国。随着更多中国留学生涌入美国，早前对中国人的歧视态度逐渐得到反省。一些美国人不满于中国城市被现代化商品所充斥，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了破坏。这种情绪在一战后整合成一种潮流：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艺术的狂热，对中国人沦为肤浅西方物质主义无辜牺牲品的同情。钟情《诗经》和李白的庞德在他重要的诗歌一刨作中，表现出对孔子的推崇和将儒家思想世界化的意图；奥尼尔借波罗与忽必烈的故事，批判资产阶级的贪心、虚伪和无情，颇具反资本主义意味。
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之前，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没有时间概念，有的只是广大的土地和幽深莫测的过去，即使谈到明确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代背景往往也是模糊的。对伏尔泰和奥尼尔来说，中国故事只要有一个“蒙古”背景就可以了，哪管赵氏孤儿本是春秋晋人，也要安到忽必烈身上去讲这个托孤故事。忽必烈俨然成为西方人眼中中国皇帝的代名词。如果欧洲人到过唐时长安宋时开封，见过高宗或徽宗，此书也许会名之以大唐之国或大宋之国吧？西人对中国的迷恋是不是还要更甚一些？
一九三0年代以后，许多观察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赛珍珠对最平凡的中国农民耕种、养家日常生活的描写，是最让西方人感动于心的异国风情，美国读者由此认识了中国农民的苦难，并激发起对中国农民作为大地之子及智慧源泉的尊崇和热爱。斯诺的书则让他们看到一个激进的中国，一个少见的积极乐观的无产阶级群体。
在众多试图为中国建立体系的理论家中，魏复古是唯一懂得中文，去过中国，并拥有第一手研究资料的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复古发扬孟德斯鸠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制度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君主制度，它以恐怖而非荣誉作为领导理念。完全恐怖，完全臣服，而至完全孤独。在这样受到“完全恐怖威胁”的社会里，人们会培养出一种智慧，“若想生存，就不要冒犯控制不了的怪兽”。
本书以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三个中国寓言作为完结篇。三位二十世纪的天才作家，将欧美文学中的中国情结作了最完美的诠释，表现了人类意识在曲径分岔的花园里无限交叉的可能性。正如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与热情从未消减，各种观测在不同层面上的互相交叉与重叠。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借马可·波罗之口说过：重要的不是说故事的人说了什么，而是听故事的耳朵。史景迁认为这句话同样适合于本书：中国完全没有必要改变自己，去迎合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