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论断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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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嘉庚是南洋著名的华侨领袖，他在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回国前，一直视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但在抵达重庆后，他所看到的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消极抗日和专制统治引起了他对抗战前景和未来中国发展前途的极大忧虑。经过延安之行，陈嘉庚看到了中共领导人的生活简朴、平易近人以及延安所建立的廉洁政治，他对于中共的认识从国民党的种种歪曲污蔑中摆脱出来，思想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陈嘉庚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论断。
[关键词]陈嘉庚;重庆;延安;贪污腐化;廉洁政治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4）01-0087-06
[收稿日期]2013-08-05
[作者简介]徐建国（1971—），男，山东临沂人，博士，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2011年科研基金项目《陈嘉庚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项目编号：11ZYK010）的阶段性成果.
陈嘉庚虽然久居南洋，但他一直认为他的根在中国。在国家遭受外敌侵略的情况下，他积极支持祖国的抗战事业，发动和组织华侨捐钱捐物支持国内抗战。为了解国内抗战的实际情况，他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回国考察。但在国统区所看到的种种事实使他非常失望，于是他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力，到延安参观考察。通过对重庆和延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比较后，他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
一、陈嘉庚在回国慰劳前对国共两党的认识
陈嘉庚1874年出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注：今属厦门市）。1890年，他17岁时来到新加坡，开始了在南洋的创业之路，到1925年已经成为拥有1200多万资产的南洋著名工商企业家。虽然是一名在南洋创业的企业家，但陈嘉庚具有强烈的爱国心。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嘉庚认为它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是中国正统的中央政府，他为他所创办的新加坡《南洋商报》订了一条守则，就是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此后一直到1940年来重庆之前，陈嘉庚可谓坚决的“拥蒋派”。[1]P122在他心目中，“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蒋委员长的意志，即中国全国国民的意志”。有两件具体的事例可以体现出他的这种思想。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庆祝蒋介石五十寿诞，请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购买飞机祝寿。最初只希望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侨捐款十万元购买飞机一架，但是陈嘉庚领导下的马来亚华侨“购机寿蒋会”竟捐得国币130多万元，可购得飞机十多架。[2]此外，“西安事变”时，他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反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兵谏”。在他看来，一致对外，就要服从蒋介石的领导，蒋介石就是中国的象征。[3]P62多个举动可以看出他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拥戴。
陈嘉庚心系祖国，尤其是国家在遭受外敌入侵这个最能显示出一个人的爱国心的时候，他不但积极关注战争事态的发展，而且积极为支援祖国抗战出钱出力。“七七”事变后，南洋华侨就纷纷组织筹赈机构，踊跃捐输，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后来，为了统一领导，进一步协调行动，更充分地发挥各地筹赈组织的作用，1938年10月10日，在陈嘉庚的号召和组织下，在新加坡正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筹赈总会”，他被选举为主席。他号召侨胞们“充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决心“今后宜更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4]P67，66在他的积极领导下，南侨筹赈总会募捐巨款，支援国内抗战。据统计，1939年国民政府军费为18亿元，同年华侨汇回祖国之款达11亿元，其中捐款占10%，而南洋华侨捐款占捐款总数的70%多。从1937年到1940年间，南洋筹赈总会募集的捐款总数约达二三亿元，他把抗战义捐款项悉数汇交国民政府。[5]P26除此之外，他还在南洋主持劝募购买“救国公债”的工作，南侨筹赈会还购买大量毡毯、蚊帐、棉背心、胶靴等物品运回国内。在延安之行前，陈嘉庚在对国内政治的关注上表现为：把蒋介石政府视为海外华侨和祖国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倾全力给以拥护和支持。
陈嘉庚视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那么，对处于革命者地位的共产党来说，在他的意识中，则处于匪的地位。在未到延安前，由于国民党的片面宣传，他听到的不外乎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状如土匪”、“破坏团结”、“不服从中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等等歪曲污蔑之词。种种言论“或闻诸他人，或阅印刷册。信以为真”。[4]P187他对于共产党的认识不仅不是正面的，反而是反面的。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4]卷首，弁言有一件事情或许影响他对共产党的态度。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城，为筹措经费，决定动员城内所有商号店铺为部队捐款，拿不出捐款的则以货抵款。当时陈嘉庚在漳州设有一家鞋业公司，专卖胶鞋和胶鞋底。红军进入漳州前公司经理避往厦门，商店关闭。红军筹款人员多次上门找不到人。因时间紧、任务重，筹款人员在未来得及向上级请示的情况下砸开店门，搬走店内胶鞋用来认抵捐款。再加上有些人趁火打劫，店内货物散失殆尽。当陈嘉庚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还专门就此事向他道歉。[6]P77
二、陈嘉庚在重庆的观感
到1939年冬，沿海主要港口和大片领土均陷于敌手，广大南洋华侨迫切要求了解祖国抗战和人民的生活情况。在陈嘉庚的倡议下，组织了有50多名代表组成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他亲自担任团长，率团回国。1940年3月26日，慰劳团一行抵达重庆。在机场的欢迎会上，他激动地说：我离开祖国已经十八九年了，对于国内情形，很欠明悉。但是我有一颗心，这颗心随时随地都惦念着祖国。这次我们回来，带来的是一颗心，一颗赤裸裸而又热诚的心。[7]P59但在重庆等地考察期间，所见所闻的种种事实，却使他非常失望，“重庆所见……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4]P187
（一）对国民党的腐化贪污深恶痛绝。蒋介石政府因为陈嘉庚在华侨界有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他领导华侨筹赈作出了很大成绩，把他当作一个大财神，把欢迎他当作一件大事。为此，专门拨出招待费8万元，派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海外部和政治部的要员为常委，组织了招待委员会专门负责相关事宜，租定有名旅馆为慰问团住所。鉴于各种应酬影响慰问工作，违反回国初衷，尤其是在此军民抗战之时，不该如此铺张浪费，并担心引起各地连锁反应，竞相挥霍，陈嘉庚特登报声明谢绝各种应酬：“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4]P114虽然发布了拒绝宴请的启示，但还是无法摆脱种种宴请，慰劳团在重庆的六十多天里，无日不被宴请，常常一天要赴宴两次。他对这种作风印象很坏。[8]P14
在重庆期间，蒋介石听说陈嘉庚平常生活简朴，所以，在慰劳团驻地嘉陵新村特地只用四五样菜加些面包招待慰劳团成员，但重庆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情形，瞒不过他的眼睛。嘉陵新村富丽堂皇的大官私邸，使他大为惊讶。[1]P125当他听说那座宏伟壮丽的嘉陵宾馆为孔祥熙私人所开时，起初不大相信，但当孔承认确实属于他时，陈嘉庚为之愕然。他想到孔长期担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竟公然私营企业，搜刮民脂民膏，可见国民党官员贪污腐化确非虚传。[4]P152他后来谈到他的感受时说：中央大员中有不少人是贪污的，比如吴铁城，几乎天天宴客，估计单单这项开销就已超过他的俸给不知多少倍！他还在嘉陵江边建有一座豪华别墅，依照我的估计，非花叻币五十万元以上不可（注：叻币指新加坡币，我国侨民称新加坡为石叻、叻埠）。他如果不贪污，这些钱从哪里来？[1]P183他叹息说：“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国家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9]P28政府官员的贪污营私、人浮于事是最令他所不满的，“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4]P187陈嘉庚还了解到华侨的捐款不是用于抗战，而是中饱贪官污吏的私囊，运回国内的物资也被贪污等情况，极为愤慨。[8]P4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忧虑，“我们‘慰劳视察团’一行，在到抗战的陪都——重庆之前，满以为重庆作为祖国抗战的心脏，政府当局定必发奋图强，精神振奋，励精图治，不料一路上所见的不是饿殍载道，民不聊生，就是穷奢极侈，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荒淫无耻”。[5]P41
（二）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大为不满。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国共两党本应该联合起来，同仇敌忾，但国民党实行的却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慰劳团住在嘉陵新村期间，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吴铁城等人每隔一二晚，必会轮流造访陈嘉庚。他们所谈的不外乎诽谤共产党如何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如何没有信义没有国家民族思想。这本来是想把破坏抗战的罪名强加到中共身上，但结果却弄巧成拙。“大敌当前重庆还大喊大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他们不是枪口对外，而是枪口对内，对准着共产党”。[5]P41他对团员说：“这般人在我面前未曾对日寇的残暴行为咒骂一句，而口口声声专骂共产党。对敌人如彼，对自己的同胞如此，真不知是何居心？”[10]P215
如果说这些国民党要员诽谤中共的言论只是让他感觉到国民党的消极抗日，那么，从蒋介石口中他才真正认识到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蒋曾经“面红气促，声色俱厉”地对着他破口大骂共产党，说：“抗战要胜利，必先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不消灭，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在外国已多经验。必消灭国内反对党，对外方可获得胜利，我国亦不能例外”，“此等语我从未向人说，今特对汝说”。由此他得出结论：“蒋介石处心积虑，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11]P226-227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引起陈嘉庚的强烈不满，以至于在离开重庆到达昆明后，他致函蒋介石说：“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盖自抗战以来，欣庆一致团结枪口对外。若不幸发生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缩减。”[4]P221
（三）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极为愤慨。国民党政府对人民实行封建独裁统治，钳制言论自由，摧残进步势力。在陈嘉庚与蒋介石的初次会面中，得到了“蒋介石好像皇帝”的印象。1940年3月28日，蒋介石接见陈嘉庚时，场面威风，传令兵一声“蒋委员长到！”在场的人立刻全体肃立，大气不敢出，等到卫兵为他卸下披风，他挥手表示可以入座，党政大员们才徐徐入座，诚惶诚恐，完全一副封建大臣侍奉君王的态度。[3]P72在进一步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后，他通过亲身观察，耳闻目睹，“亲见独裁政府”。就发生在陈嘉庚身上的事而言，对言论思想的箝制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报纸为舆论喉舌，责在开化民智，则箝制严密”。这是他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感受到的。他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邀请作《西北之观感》的演讲，“我就本我的良心和我所知道的来说实话”，[11]P212，183，169但却“引起国民党人大不满，后来生出许多事端”。国民党专门派人诘问他，你“住延安七八天之短期，何能知如许详细。以华侨领袖地位，未免为共产党火上添油。”[4]P215，216并且，国民党还禁止报纸发表他演讲的内容。“在重庆计有十一家报馆，而完全不登我的演词的，计有五家，还有五家仅登一小部分”，只有中共的《新华日报》作了全文登载。[11]P170
陈嘉庚到东南各省慰问考察期间，国民党唯恐其到处为共产党做宣传，在派人监视不成的情况下，又密电各省市暗中注意他的言论行动。他曾对人说：“我以第三者——华侨身份，将回国慰问及考察所见所闻据实发表，绝无个人成见。不料遭受国民党之非议，封锁新闻，监视行动。对我尚且如此，何况他人？足见国内全无自由。”[10]P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