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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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金兰，广西临桂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曾获广西文学小品之星奖，第六届金嗓子广西青年文学奖。2014—2015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签约作家，散文集《天与安排》入选广西2014—2015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创作出版的散文集《热带雨林的交响·马来西亚》《千岛牵手·印度尼西亚》，获得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和颁发的第十四届桂版图书一等奖，散文集《仡佬风存》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等。
一
我所见过的祖父，端坐在一张黑白合影照里，玄色长衫映衬着轮廓分明的五官，搁在膝盖上的十指有几分优雅地半握着，眼神明亮、目光沉静而极富穿透力。我父亲、二伯父、二伯母、小小年纪的两个哥一个姐围绕近旁站立。这个沉默的亲人，他走了，而我未来。
我爷爷先后娶过两个女子。第一个祖母十几岁就嫁我爷爷，未生育。第二个祖母倒是繁花满枝，从我大伯父一九二五年夏天来到人世，到一九四三年秋天我父亲最后一个来到人世，十八年时间里，先后结下了五男二女七枚果实。
听伯父们讲，我爷爷擅长捕鱼，他知悉鱼群聚窝之地，游弋必经之地，能够准确地判断鱼情网位。他是吃苦耐劳的男人，和邻居结伴挑盐担去大山里贩卖，遭劫，一伙蒙面盗匪举刀逼迫他俩放下盐担。无奈，为了保命，头上顶着匪徒扣下的蒸桶，在荒无人迹的深山里默默走几个时辰不回头。
解放前，我爷爷在桂林城南门桥一带卖干货，遭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人到中年，不得不瞻前顾后。1945年夏，城里待不下了，便撤回老家，和我奶奶拖儿带女往村后更远的越城岭山脉腹地跑。那一段“躲日本鬼”的经历，村里人习惯称之为“跑日本鬼”。
那时，我体弱多病的父亲才一岁多，据说在我大姑妈背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大约是我爷爷察看过，感觉脉搏和呼吸弱到几近于无，仓惶间决定舍弃。那个灵魂受惊的婴儿，成了从背兜里解下来的包袱，被一双颤抖的手搂抱着，搁到路旁浓密的灌木丛后。爷爷奶奶揪心地携带着其他六个从十几岁到三两岁的小孩，又逃了几里路，终究觉得不妥。无论怎样，都不忍心用这种方式丢那第七个小孩，即使是断了气，也要挖一个抗埋了，免得被深山老林里的野兽撕咬得骨头都不剩一块。我爷爷火急火燎地折返原地，听见他的骨肉正时有时无地低声啜泣。哦，天，他还活着，他注定还活着。一定是骨肉间的心灵感应，冥冥中将他的悲伤传递到亲人的心里。爷爷重新把这弱弱的生命背负起来，紧赶慢赶追上奔逃中的亲人。傍晚，抵达白涧卡，山里一户好心人家，拿出家藏的一抓白米熬了稀粥，喂给这个命悬一脉的小孩，结果救回了一条人命。
二
我从未见过我的两个祖母。她们连画像也不曾留得一张给后人。曾有的温热，通过一个家族的延续间接存在。
我奶奶生育了七个儿女，命薄福浅，在我父亲三岁那年撒手人寰，而她娘家没有传承香火的子嗣，父母离世后剩一座空屋，人烟散尽。
我爷爷一个寡公子拉扯大七个儿女，日子艰难可想而知。幸好，我没有生育的大奶奶虽然过世早，但娘家人情深义重，我表伯至今仍年年派人来请，我父亲年年春节仍去做客，情缘绵延。解放前，我大奶奶一个堂兄弟在桂林城凤北镇当镇长，接二连三地介绍我几个伯父进工厂当学徒。此后，我们这一族人就与机械制造中最古老的金属加工术打上了交道。
一九三九年春节刚过，我十四岁的大伯进工厂当了学徒。而我的二伯、四伯、五伯，也先后步我大伯的后尘，当钳工。二伯后来做了桂林机床厂的车间主任及砂轮厂的厂长。四伯在老家镇上的铁工厂上班，后来盘下了一家打铁作坊。五伯在解放初期当了三年兵，在部队做文员，转业到县里的农业机械厂，也当钳工。我父亲是兄弟中读书较多的，可惜，在他高中毕业那年我爷爷去世，他不想增加他大哥二哥的负担，终止了学业，回乡后当过一段时间老师。他说，不习惯当老师，后被派到县里的农机校学开大型拖拉机，遇到文革，拖拉机开得半熟不熟，修车的机械理论倒是学得扎实，后来他走村串寨爆米花，那台膨胀机遇到什么故障，他都自己修。
按辈排序，我大爷爷家的三伯和我小爷爷家的叔，这两个亲人则与机械无甚关系。三伯一辈子生活在农村，面俊心善，劳得神，耐得烦，主持公道，张罗事情有条有理，村里舞龙灯、调狮子、唱彩调都由他做师傅，喜事丧事基本由他主持。我叔叔做了国家干部，一直做乡镇和县直部门领导，正直，开朗，谨慎，律己，无私，是个国事家事事事关心的人。
到我这一辈，与我同祖父的哥和弟，又多半从事钳工或与机械制造有关联的工作。钳工，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词汇錾削、锉削、锯切、划线、钻削、铰削、攻丝和套丝、刮削、研磨、矫正、弯曲和铆接等，融入了亲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我而言，钳工台旁的作业是如此陌生。我无法将一件件理想的金属器物，跟我的钳工亲人联系在一起，但我熟悉他们举手投足中的坚硬，坚决，精细，谨慎，果敢，细致，准确，恰到好处的分寸与力度。我所熟悉的，是亲人们一小部分的生活。
三
关于我大伯父，最深刻的记忆是他带回老家的糖。那时，代销店里一分钱一颗的纸包糖，对我毫无吸引力。而大伯捎回的应子糖甜蜜绵软，蛋卷香甜酥脆，让我尝到了另一种品质的糖，我觉得大伯真是值得炫耀的亲人。父亲说，大伯是柳州机械高级技工学校的老师，评得了教授职称，退休后学校还返聘他回校上课。
在我眼里，大伯眼神清亮，言语温和，人斯文。那时交通不方便，从柳州回桂林一趟不容易。亲人间难得相聚，血脉亲缘主要靠书信默默维系。我父亲收到的包裹，多半是大伯寄了半旧的衣服回，他俩高矮胖瘦相近，父亲穿上大伯的衣服很合身。人世间，唯有兄弟姐妹，旧衣才是一个接一个穿，授和受，都包含着牵挂与疼爱。对我而言，柳州是很亲切的城市，因我大伯一家生活在那里。尽管学生时代第一次去柳州就留下了坏印象，在去柳侯公园的公交车上，衣兜里的钱都被拐子手偷了去。
去年中秋，我和父母去涠洲岛漫游。我提议，返程时去柳州大伯家看看。父亲说，以后专门来吧。三个月后，接到父亲电话，说：“你柳州大伯不在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与我父亲同胞生的七个兄弟姐妹，如今只剩下父亲和最小的伯父了。而我大娘，已先我大伯两年故去了。我记事起，她就从未回过我的乡下老家，我也从未去拜访过她。她是我大娘，可我们彼此一辈子也未见过。
我已经不可能更多地知道我大伯父了。连我父亲也说不出个一二，他去参加他大哥的追悼会，带回了一份悼词。人生真是奇怪，连亲兄弟，也要靠一份死别的宣告，来知道他的一生。
这份手写的悼词介绍我大伯1939年2月至1942年12月在桂林建国机械厂做学徒。之后九年，又先后在桂林唯一机器厂、祥丰机器厂、协大铁工厂做钳工。解放后，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后勤部修械所工作，仍做钳工。从1956年开始，大伯成了柳州机械工人技术学校的第一代建校职员，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到1985年退休。由于表现优秀，他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大伯工作了三十年的单位，给了他这样的评价：“爱党爱国家，为人诚实，与人为善，遵纪守法，品质优秀。一生敬业，不犯错，不小人。他干一行爱一行，是个优秀的学校职员……”我轻声念出几句悼词，“他不追求轰轰烈烈，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父亲在一旁说，你大伯，就是这样的人。
我问父亲，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多么？
父亲说，不多，就你大伯儿女、孙女，加上我、你叔、四伯家的春花姐和二伯家的桂斌哥，再加上生前工作单位的代表，清净，炮都不放一串。这样也好。
四
二伯是最关心我们一家的人了。父亲读高中每月6元生活费，大伯二伯轮流出，1963年高中毕业报考航空专业，都去南宁吴圩机场面试了，最终因听力限制没录取。那时周末他从学校去我二伯家，看见家里的洗脸盆补了又补。父亲觉得他大哥二哥虽然有工作，但各自成家了，儿女又多，生活不容易，加上我爷爷在那年过世，便不再提起读书的事情。
父亲回到农村，过了很多年才结婚成家，生育了我们四兄妹。我曾先后两次辍学，与家境艰难不无关系。那年我参加中考，很想节约每日十余里路途往返的时间来读书，但知道即使大胆跟父母开口，也是枉然。有一天，我竟通过一个信封一张邮票，向我二伯的女儿表达借钱住校的愿望。信转到了二伯手里，过不久，父亲说你二伯出钱给你住校，他让你安心读书，考个好学校。
父亲多次讲到，二伯对我们一家是有恩的。那时候，家里做事的人少，读书的人多，沉重的负担压得父亲日夜叹息。天生一副热心肠的二伯父已经病退，他是钳工出身的机械工程师，去我小姑妈家走访考察，看见这个做炮历史悠久的村庄，几百年来纯粹用手工做炮，比如制作炮引，是将火药摊在炮纸上，再卷成细长的一条。他觉得手工耗时费力，那些工序完全可以通过机械的流水作业取代。于是，他利用女婿在市郊桃花江畔的三层楼房做厂房，和我父亲一起研究设计出第一台炮引机。我去参观过，用机器控制自动完成炮引生产，比人工快速得多，唯一不满意的是有个别地方不匀称，他们几次改良，这个薄弱环节得到了有效的改进。我听说，机器生产的炮引卖给做炮人，还是受欢迎的。但是光是炮引生产得陕，也不平衡，下一步，必须研制炮纸和炮引合成完整的一个炮，一个又一个的炮再合成串，合成封，合成卷。这个工作量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了。他们过着发明家一样的生活，不断地投入，支撑了近半年，产出的效益却有限。后来，这些机械都搬回我老家了，我父亲可以一边做炮引一边兼顾干农活。再后来，二伯听说姑妈的村子出大事了，有户人家做炮父死母伤，三个儿女炸死了两个，惨不忍睹。二伯果断地让父亲终止做炮，他说万一做炮出什么事情，一家那么多张嘴吃饭，日子怎么过。
我在桂林读书的五年，周末都在二伯家度过。与二伯、二娘有过诸多亲密的接触。为了不让我懒惰，他让我一个人骑着他那辆高大的自行车，去煤气站换煤气。有一年漓江剧院放映《开国大典》，他得了两张贵宾票，要我和他一起去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二伯的耳朵在制止孙子放炮时被震聋了，戴上助听器也要大声讲才听得见。也许是担心我胆量小，怕我出不了众，便直言不讳：你以后当老师，讲话那么小声，讲课学生怎么听得见？为此我也就养成了讲话大声的习惯。在我心里，二伯是世界上最开明的人了，他的眼神和笑声可以赶走乌云。可惜，因突发脑血栓，二伯刚过六十就离开了人世。
我二伯离开人世二十年后，我二娘的腰椎终于弯得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四个下岗工人的哥姐商量，觉得送她去福利院生活更方便些。这个陪伴我二伯生活多年的亲人，我曾经与她一起在榕荫路3号那栋楼的顶层，一起喂养鸽子，一起迎送鸽子扇动洁白的翅膀在城市上空飞翔。在这唯美的体验背后，也有人心险恶的经历。二娘说，她去乐群菜市卖鸽子，遭遇骗子调包，一袋鸽子变成了一袋石头。她驼着背，拎着那袋沉重的石头，找到派出所报案。唉，什么结果也没有。转眼间，我有三年未相见二娘了。想到过去她与二伯待我的种种好，便心存愧疚。虽然我哥姐说，住在福利院比住在家里好。
那是将近大雪的一个星期天，我带了糕饼水果，让我二哥带我去看二娘。福利院门口有一大群社会实践的工学院学生在拍集体照。绿树成荫的院子太安静了，这安静太冷清了。苏打水的味道充满楼道。进了一楼的一间房，看见慈祥的二娘躺在床上。床上盖着的棉被有个烟火烧出的窟窿。不知是谁烧的，怎样烧出的，露出的棉絮像人体肌肤一样白。二娘思维是很清醒的，她亲切地喊着我们的名字。聊天时，她手指了指窗外，说昨天，早先曾和她住过一间房的一个老人死去了。听着这话，我心里空荡荡的，她说着一个悲哀。这个悲哀的事实令她难过。窗外明晃晃的太阳，也不能减弱充斥着这个空间的阴冷与孤独，不能减弱曾与伯母同住一房的老女人在福利院死去的现实带来的凄凉冲击。伯母的表情平静，不起涟漪。哎，能有什么人与事值得她内心泛起涟漪呢。
五
四伯留给我最深的记忆，至今还在义江江畔他买下的那座打铁作坊里。
俗话说，天下三大苦：打铁、撑船、磨豆腐。三件苦心费力的事情，打铁排第一。上世纪90年代之前，农村人还一年到头守着田园过日子，打铁铺生意好。那时我四伯唯一的儿子还在世，不读书之后就一直跟着打铁。我和四娘去赶圩，要给早出晚归的四伯和哥送午饭。叮叮一当当，叮叮一当当，叮叮一当当，伴随着铁墩头上四散飞溅的铁花，我看见四伯以及他带出的徒弟们，被炉火烤成古铜色的手臂抡着大锤小锤，在此起彼落的捶打中挥汗如雨。犁、耙、锄、镐、镰、菜刀、锅铲、刨刀、剪刀、门环、泡钉、门插、角铁……人们需要什么就打制什么。在足够高的温度下，钢铁，这个坚硬的元素，通过一次次捶打，淬火，再捶打，再淬火，最后稳定成型。尤其碰上圩日，急用的主顾，都想快快将某样农具拿到手，便在一旁等，打铁的人只好轮着大锤小锤一刻不歇地锻打。也许是身子骨原本就不强壮，加上饮食不正常，我哥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竟然无法治好，结了婚，小孩也没养上，二十来岁就去了另一个世界。记得哥离世后，我曾和母亲去邻村同一家族的人家送糕点，那年春节陪过后来再嫁的嫂子回娘家，按着习俗去做事情。无法言喻的悲与痛，别人谁都无法替我四伯四娘减轻一丝一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