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曾枣庄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
时间：2020-05-09 08:02:1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曾枣庄先生是一位享有极高声誉的学者，他治学严谨，著述等身，无论是治学精神、学术追求，还是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都显示出了厚积薄发、博大精深的大家风范。
关键词：曾枣庄古典文学学术思想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曾枣庄先生是一位享有极高声誉的学者。他为人笃实诚朴，治学严谨，著述等身，虽已年逾古稀，却仍在不断地为学术界提供精品。他的各种著述，无论是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还是治学精神和学术追求，都显示出厚积薄发、博大精深的大家风范。曾先生却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古籍整理工作，“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为世界所仰慕，我们为先辈们留下的文化遗产而自豪。作为学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甘为人梯的精神，使曾先生的学术思想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为我们研究古典文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式。
一
曾枣庄先生的学术品格，最突出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烈的“求真”意识。可以说，他的一切学术活动，都是为了“求真”；同时，这个“真”字也可以形容他的为人处世：真实、真率、真诚，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能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曾先生爱憎分明，是非感很强，对他认为不正确的观点和做法，勇于面对，敢于批评。这种性格使他的人生充满了曲折和磨难，但丝毫也没能改变他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曾先生１９３７年１月出生于四川简阳，本欲投身文学，却因机缘巧合，于１９５６年考入了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又对中国文学思想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留意这方面的研究，但并没有展开实际行动。１９６０年，他被分配到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政治学和哲学，直到１９７２年，才开始真正步入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曾先生的目光首先锁定在杜甫身上，写下了专著《杜甫在川》，以及《杜甫在四川的诗歌》、《杜甫退出严武幕府的原因——兼论杜甫的功名思想》等多篇论文。后来，一场变故不仅改变了曾先生的人生轨迹，更使他转变了一生的治学方向。“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界对苏轼的评价有失公允，有人说苏轼是“投机派”，曾先生不同意，写下《论苏轼的正确立场》一文为苏轼鸣不平，因此得罪了当权派，被下放到四川师范大学附近的一所中学，直到１９８０年才又重新回到四川大学。面对困难和挫折，曾先生并没有妥协退让，反而更加坚定了他要将苏轼研究进行到底的决心，并由此扩展到苏洵、苏辙的研究，进而延伸到宋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在３０多年里先后写下了《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年谱》、《苏辙评传》、《三苏文艺思想》等极有分量的专著，以及《三苏选集》、《三苏全书》等文集，并发表学术论文１００多篇。近年出版的专著有《论西昆体》、《三苏传》、《宋文纪事》、《苏诗汇评》等。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使曾先生成为“三苏”研究乃至宋代文学研究中的巨擘。
作为学者，讲究的就是严谨求真，具体到如何看待前辈与后学，曾先生主张对前贤的治学精神方面，要有敬重之心，但在一些基本研究方法方面，始终要择善而从甚至固守。有鉴于此，曾先生很乐意接受不同的学术观点，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从不退让，对学术权威也从不迷信、不阿附，永远保持着勇于追求真理的蓬勃朝气。例如他的《论苏涣》，便是因对学术大家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文中称苏涣为“人民诗人”的观点不能认同而作，显示了极大的学术勇气。同样，曾先生虽喜提携后辈学者，对后学学问上的不足颇多宽容，但他不能容忍不作深入考察，便仓促成文的做法，如有一篇题为《新近发现东坡词考辨补证》的文章，作者宣称“新近发现了四十首东坡词”，曾先生发文进行了评点，说“读完全文，却深感失望”，因为论文作者并未发现一首东坡词，“只不过是把东坡的‘长短句’诗说成是‘东坡词’而已”，他严厉地批评此文“既不‘精细’，更谈不上‘准确’”，“连中国文体学的基本常识也不具备”。①因此，曾先生希望广大青年学者能克服浮躁之风，深入研读基本典籍，多读读历代的文体分类专著或专论把学问做扎实，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二
台湾学者龚鹏程先生说，曾枣庄先生的治学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善于组织、集腋为功”、“二是考述并重、文史合一”，所论颇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主持古典文学大型古籍的编纂整理工作中，曾先生所表现出的学术思想和具体运用的学术方法，都给了我们巨大而深刻的启示。
１９８４年，曾先生进入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文献整理成了他的学术重心。他多次强调，全面搜集资料、合理编纂资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前提，而且本身也是一种研究。他主持编纂的三部大型文学总集——《全宋文》、《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三苏全书》，便是最好的证明。尤其是《全宋文》的出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作为主编，曾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说：“主编《全宋文》，耗费了我２０年的时间，而且是年近半百到年近七旬的２０年，是人生最关键的２０年。……但我对主编《全宋文》毫不后悔，因为它确实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它为研究宋代文学、宋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果有来生，问我还会不会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会’。”②但曾先生并不提倡盲目地编纂大型总集，不止一次地指出，总集，特别是大型总集，功用很多，但毛病也不少，要做到“既博且精”很不容易，他说：“《全宋文》的编纂出版经过充分说明宜慎上大型项目。”③又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大型总集毛病虽多，但用处也大，故要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把大型总集编好。
曾先生又指出，古代文学研究要更上一层楼，仅有总集还不够，以宋代为例，要做“宋代文艺思想资料汇编、宋代文学系年”等基础的资料编纂工作，“任何新学说、新方法都代替不了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④因此，除了总集的编撰，曾先生还特别重视对个体作家的研究，他在《怎样读〈西昆酬唱集〉》中说：“知人论世，前些年曾颇受讽刺，但我至今认为这仍是研读古典文学作品的必由之路。”⑤在《北宋文学家年谱》的前言中也说，进行作家的系统研究，要从作年谱开始，只有这样，研究工作才会扎实，写起文章或论著来，才不会张冠李戴。
三
除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之外，不断开拓、勇于创新，注重研究的科学性也是曾先生的主要治学理念，他为《四库全书》正名而做的不懈努力便是明证。《四库全书》的名声一向不太好，原因之一是删改原书，但“主要是删改涉及民族问题部分，这是因为清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故对民族问题特别敏感。就其他方面而言，《四库全书》在丛书中算是编得比较好的，至少比多数明刻书好得多。版本都经过精选，是比较完整的，错字也较少。”⑥因此，曾先生呼吁不能轻易地否定它，而要正确利用，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历代文话》出版，他发表感言时说：“《历代文话》之可贵在于科学性特强。”⑦就是因为《历代文话》对所收各书的版本进行比较后，破除成见，较多地选用了《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曾先生对古籍版本的重视和细心甄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苏全书》，首次全方位搜集整理了苏洵、苏轼、苏辙的毕生著述３０多种，８２０万字，所用版本全都经过精心挑选，多属善本，资料全面，填补了一项国内的出版空白。
曾先生追求科学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编纂体例的重视。曾先生注重编索引、目录，如《三苏全书》的附录，大量收集和整理了北宋至清末关于“三苏”著述的目录、版本、序跋资料和评论资料，是目前收录此类资料最为齐备的，另外《三苏全书》附录后有篇目笔画索引，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再如曾先生接受《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编纂任务后，先是认真研究各种资料，又花了半年时间作《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编纂细则样稿，并要求全编纂组的人员都先作样稿，样稿通过后再展开工作。正是由于这种精心的设计，使得《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体例编排统一合理。在１９９７年２月北京召开的《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样书评审会上，戴逸先生说这本书的框架“比过去的书科学合理，查找容易多了”、“资料的出处标得比过去的清楚，给读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⑧不只是《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翻检曾先生编著的各种文献，全都在编纂体例上下了极大工夫，对当代古籍整理有着示范作用。
曾先生还强调要用开放性的眼光看待学术研究。也就是说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要结合起来，“我一向主张搞系统工程，反对单打一”，⑨如在编《全宋文》的同时，他接受一些老同志的建议，重点抓《全宋文》的“副产品”，如《宋文纪事》、《宋代人物传记资料补编》、《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宋人著述总目》、《宋人年谱集目》之类，从它们对学术界的影响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副产品”的价值决不亚于《全宋文》本身，因此，在主编《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时，曾先生指出，既然花了大力气编《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就不能以出版这一分典为满足，还应进一步做开发工作，第一，不能受《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字数限制，要与现代科技接轨，建立宋辽金元文学资料库及其检索系统，并入网、出光盘，让全世界研究宋辽金元文学的学者都能很方便地利用这些资料。第二，由于买得起《全宋文》、《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这样大部头著作的人不多，为了使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利用编《全宋文》和《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所收集的资料，编撰各种一般读者买得起的工具书和研究性专著。因此，所有著作的出版，都要以实用性为目的，把古籍整理切实转化到当下的读书治学之中，以方便易用来促进读者更深入细致地读书，从而激发他们问学的兴趣，反过来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
以上是笔者就个人体会，对曾先生的学术思想所做的简单叙述。事实上，曾先生的学术思想相当广阔丰厚，要系统地把握并非易事，这从曾先生已经出版、发表的众多专著与论文可以看得很清楚。大致说来，曾先生在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方方面面，都有精深的造诣，如作为基础学科的文字训诂之学、修辞学、语音语义学、文献学、史料史，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史学、考古学乃至文化学、美学、心理学等。但曾先生的学问并非是散漫无绪的，而是有所侧重，他的特长、专精，是学术界都承认的：“三苏”和宋代文学研究，无几人能出其右。另外从一个学术工作者的品格、境界和追求方面，曾先生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正所谓“研究造就学者”，曾先生认为，问学之道，贵在坚持，只有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达到学业的高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曾先生成功的背后所付出的心血，是非常巨大的，他十年前患了癌症，但养疴期间仍然治学不辍，以惊人的毅力战胜病魔的同时，还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就。曾先生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意志，足以成为一代学人的典范。
注释：
①曾枣庄：《需“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评〈新近发现东坡词考辨补证〉》，《乐山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１０），第７页。
②④曾枣庄：《为宋代文学研究多做些基础工作》，《中国典籍与文化》，１９９２（２），第１４６页，第１３页。
③《〈全宋文〉五人谈》，《文学遗产》，２００７（２），第１４６页。
⑤曾枣庄：《怎样读〈西昆酬唱集〉》，《古典文学知识》，１９９６（２），第１９页。
⑥曾枣庄：《日本〈四库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序》，《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２），第８０页。
⑦《〈历代文话〉七人谈》，《中国图书评论》，２００８（７），第１１９页。
⑧曾枣庄：《论〈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１９页。
⑨曾枣庄：《编纂〈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回顾》，《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１），第７７页。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２００８级博士生）
编校：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