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虚无主义者
时间：2020-08-16 07:52: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昆德拉在沉寂十年后再次推出他的新书，这位八十五岁的老作家风格依旧，继续他对现代小说的挑战：没有时间的展开，只有无边界的空间。面对一个敞开的世界，书中人物自由地进入，又随时离开。在形式上，这部小说仍在试图实现他一贯的主张，像最早的欧洲小说家一样，将小说变成一门空间的艺术，让其人物在不断变化的空间行走，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漫游。当然，在这部似乎漫不经心的小说中，作家依然想要一如既往地表明他对世界的看法：这世界只是一个纯粹的空间，没有任何意义。
按照昆德拉的说法，西方现代小说诞生于上帝离去之后。因此，自诞生之日起，西方现代小说便承担起寻求存在意义的任务，它是一门时间的艺术，在时间的横轴中展现“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追问。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小说都是写人物的经历（外部或内部），人物活在一个时间的框架里，遵循着时间的线性顺序，故事有开头、发展和结局。昆德拉的新作却再一次颠覆了这个法则，他想要展示另一个存在维度。这个维度展示空间的距离，而不是时间的连续性。一个人在做一件事，同时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人在做一件不相关的事。我们不知道书中人物的来龙去脉，他们是谁？他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他们是一群平面化、碎片化的人物。早晨，阿兰站在街头观察少女的肚脐，思考着女性诱惑的源泉；拉蒙放弃无聊的画展排队，去公园里散步；达德洛得知自己没有患癌，他向偶遇的拉蒙撒谎说，自己患了绝症，这使他的心情变得好起来。几个朋友在一起议论斯大林的幽默，赞扬加里宁的平庸。阿兰回忆起小时候，母亲紧紧盯着他的肚脐看。一位自杀的女人把救人者拖下水淹死，接着她爬上岸离开，既无愧疚，也没受到惩罚（昆德拉此前小说中也都描写过这种无意义的谋杀）。巴黎几个朋友的鸡尾酒会上，一根羽毛在天花板下飘。另一个场合，斯大林在对康德和叔本华做出评价，同时不失时机地嘲弄他的那些战友，而他们则在一旁随声附和，各怀心思。
如果没有作者的大量议论，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偶合、交错和停顿有何意思，因为它们都是各自独立的一些小故事，从不固定在一个意义上，它们与一个人的时间即生命的维度无关。书里对时间的唯一揭示是虚无，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斯大林是谁。将这些人物联系在一起的是空间关系，是统一的主题。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个个都在寻找好心情”。我们被一个人物带往另一个人物，然后又被带回。最后一章，拉蒙与阿兰在公园相遇，他俩由肚脐的一致性谈到世界的一致性，谈到没有一个人是出于意愿来到世上的。此时达德洛又出现了，拉蒙安慰患病的达德洛：“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这里，昆德拉的唯理论可以说达到了极致。
这部小说仍然延续了作家的一贯认识，即对意义世界的怀疑。那些被人们视为有意义的东西，如爱情、苦难、斗争、人权、孩子的笑，其实都是值得怀疑的。昆德拉当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点的人，当上帝的信仰消失之后，十四世纪的薄伽丘与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者就已经发现，世界只是一个偶然，价值或意义归根到底是被人类自身所赋予的，为的是给生存一个合理的解释。而在昆德拉看来，正是这种对意义的追求导致了现代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并造成了巨大灾难。
如果说存在主义者发现了荒诞，那么昆德拉就是发现了刻奇。在其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刻奇”这个德语词意味着对生命的绝对认同，要把生存中无意义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包括人的必死性。就像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中的音乐动机：“非如此不可！”刻奇的人总是追求崇高的人生意义，憎厌日常生活的平庸。在昆德拉早期的作品中，青春、爱情和革命往往是合为一体的。乌托邦理想曾经赋予几代知识分子生活的意义，使他们把对绝对的激情奉献给伟大的历史进军，结果却造就一个“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时代。换言之，许多知识分子曾经信奉这一宏伟事业，不是因为他们理解了它的理论，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生意义。以赛亚·伯林曾经谈到，十九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只要动机是好的，结果并不重要，“真正有意义的是人们献身于他们信仰的价值观”。与以赛亚·伯林一样，昆德拉也是从浪漫主义的角度阐释了二十世纪集权兴起的原因。
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抒情态度，昆德拉通过理性发现了这种非理性。在他看来，集权制度的实质就在于制造了一个“非如此不可”的意义世界，作为宗教博爱的替代物，使人们无条件信仰它，并且强迫人们舍弃无意义的日常生活。很久以前，当他面对入侵捷克的苏联士兵时，他就意识到，俄罗斯民族的理智与情感是失衡的，正是俄罗斯人将情感上升为价值或真理的态度导致了斯大林集权。他的这个看法曾遭到诗人布罗茨基的反驳，后者认为，恰恰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导致了集权灾难。在这部新作中，昆德拉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将苏联集权制度看作“纯粹的非理性”的产物。
书中有一个情节，斯大林在与下属的谈话中，否定了康德的“物自体”，但却肯定了叔本华的意志。
这个情节未必是事实，就像书中斯大林讲的二十四只鹧鸪的笑话，更多的是表明一种价值判断，不是事实判断。它不能解释苏联制度的根源，但却反映了昆德拉对这个制度的看法。意义世界既然是源于人的主观意志，所谓历史目的便是人想象出来的，没有任何客观意义。年轻时候的昆德拉曾经真诚相信过乌托邦的理想，经历了对未来的诗意憧憬和残酷现实后，他眼中的新世界变成了一连串的笑话。事实上，在苏东剧变之前，由于乌托邦理想崩溃所带来的幻灭，东欧许多作家都采用了这种反讽的调子，似乎任何价值都是虚妄，诸如革命、爱情、正义和自由……
昆德拉早期作品对集体刻奇的批判，对浪漫主义观念导致集权的揭示是深刻的，这是一种美学和伦理上的揭示。他主张回到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去热爱生活中那些无意义的日常事物，以抵抗集权主义制造的意义世界。一九七五年移居法国后，昆德拉一直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自由社会，他的怀疑主义却愈趋彻底，坚信无意义才是世界的本质，反讽的对象也从集体刻奇转到个人刻奇。在他后来的小说中，他总是有意识地描写周围人的丑陋和做作，不断地嘲弄那些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的夸张，嘲弄无性的爱情和受苦的价值。总之，他嘲弄一切抒情的态度，因为任何抒情态度都是想给存在赋予一种意义。
谈论昆德拉的思想，就不能不谈到哈维尔。后者多年来一直坚持反抗集权制度，为此曾几度入狱，其言行对捷克社会及其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同样都是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家，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这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也反映出来，主人公托马斯既拒绝向当局认错，也拒绝在抗议当局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因为他要保持个人的独立和怀疑主义精神。他将这种群体反抗看作与当局“五一”节游行口号同构的“刻奇”，即都是出于对生命意义的绝对追求，要给自身的事业赋予某种崇高的意义。
从寻求意义的角度看，昆德拉的感觉是准确的。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评论家们一般都未注意到。哈维尔曾提出“生活在真实中”的著名口号，亦即在一个谎言社会，一个人应当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从而产生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感。“生活在真实中作为人们对强迫境遇的一种反抗，企图重新获得自己的责任感。换言之，它显然是一个道德的行动，不仅是因为个人必须付出高昂代价，而且主要因为它不是利己的。”在这部小说中，昆德拉指出，这句口号其实来自卡夫卡。什么是真实的生活？对于一心寻求生活意义的弗兰茨来说，谎言源于人们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中的不一致，因此真实的生活就是消除两者之间的界线，而在虚无主义的萨比娜看来（也是昆德拉的观点），捍卫私人自我的空间才是真实的生活。
这段描写其实反映了哈维尔与昆德拉的分歧所在，一个是出于社会伦理的思考，一个是出于个人存在的思考。仅此而言，他们的分歧也许很难用是非来判断。在小说《不朽》中，昆德拉甚至还表示，无人有权强迫别人讲真话，“‘不可说谎！’‘讲真话！’这样的命令，如果把他人视作与你平等，你是没有资格对别人说的”。而集权制度恰恰就是这样逼迫人们说出私密的。这里，昆德拉故意模糊了“讲真话”的公共领域含义，反映出他对社会伦理的漠视。
他选择站在个人存在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正义一边。正如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说：“没有本质的概念我们也能诸事顺遂。”世界既然没有任何意义，快乐而有趣地活着便是本质。就此而言，昆德拉属于地道的后现代派，即不再对无意义的世界感到焦虑，而是要彻底解构意义。他没有任何超验的信仰，只承认经验生活的实在性。这种彻底的唯理论必然产生虚无的观念。因此，当他晚年想要再次写下对世界的观感时，他的确像是在摹仿那些早期的欧洲小说家，一旦不再相信最后审判，便在作品中极力展示巴赫金所说的那种“狂欢节”观念，在无意义的世界中寻欢作乐。
这使他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反讽，而反讽正是虚无主义者最锐利的武器。小说结尾，为了安慰患病的达德洛，拉蒙极力赞颂生存的无意义，鼓励达德洛“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也就是说，应当热爱那些无意义但却有趣的事物（显然，也包括许多低俗的事物），“呼吸我们周围的无意义，它是智慧的钥匙，它是好心情的钥匙”。但实际上，达德洛早已知道自己没病，因此他才有好心情装作正在和疾病斗争，以博取别人的同情和钦佩。拉蒙知道他是一位“计较伟大真理”的人，听了无意义之类的话肯定不会开心，于是又装作以为他和一位名女人是情人关系，这让达德洛重新愉快起来，尽管他不可能得到她的爱，但此刻他的生命却因这个爱而获得了意义。
许多伟大作家其实都多少有着虚无主义的思想，这似乎是他们拥有的为公众所认可的特权。在西方现代派的作品中，我们便能看到这一点，并且往往带着赞赏的口气阅读它们。所不同的是，在萨特、加缪和贝克特的作品中，即使表现出世界的虚无，仍然透出人物的挣扎和焦虑，背后有着意义的纠结。昆德拉的这部新作同样揭示了世界的虚无，但却是要庆祝这无意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无意义的生命之轻还是难以承受的，如今则是要开怀大笑了。正如拉蒙对朋友所说：“只是从无穷的好心情的高度你才能观察到你脚下人类的永久的愚蠢，从而发笑。”
从“生命之轻”到“庆祝无意义”，晚年的昆德拉似已参透一切，成为一名快乐的虚无主义者。他从前的小说常常会写到死亡，从而在质疑意义时仍然保持了某种理性与情感的平衡。正如里卡尔在评论《不朽》时指出，昆德拉的小说提供了一种“田园式想象的主题，也就是说一种渴求平静、和谐、摆脱一切空虚和冲突，使得人物可以充分实现本性的欲望”。由于这种欲望的难以实现，其作品总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怅惘。而在这部新作中，却只有达德洛虚惊一场而无事的喜悦。
昆德拉的意旨很清楚，他想要揭示意义世界的虚假，赞颂自在的生活甚至低俗的快乐。对于读者，他也只是想让他们从自己的小说中得到快活。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要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寻找纯粹的乐趣，许多通俗小说的效果也许都要好得多。昆德拉曾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小说是展示不确定性的智慧。可他自己却一头撞到悖论之墙上，因为他对世界的认识同样过于确定。他想要回答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也就是说，他喜欢塞万提斯，却没有停留在堂吉诃德的困惑上。而如果只是创造了桑丘这个人物，塞万提斯就不会成为一名不朽的作家。
当任何情感价值都被祛除干净，不再是小说的基本要素，那种小说所必需的故事情节也就只能完全放弃了，剩下的只是一堆反讽的议论。然而，生命的秘密就在于，只有放弃痛苦才能得到快乐，可放弃痛苦也就放弃了存在。正如奥尔特加·加塞特在《艺术的去人性化》中指出：“反讽的不可避免的猛进……给现代艺术带来一种势必会使它自身难以忍受的单调乏味。”所以，不是昆德拉小说的空间关系，而是生命的单薄，使得主题和人物都过于简单，这就是《庆祝无意义》这部小说给我们的感觉。
但无论如何，从小说的艺术到小说的危机，昆德拉的创作仍然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看来小说不是一门可以用唯物主义观念来肯定存在本质的艺术。
（《庆祝无意义》，〔捷〕米兰·昆德拉著、马振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