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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甘宁蒙晋交界地区的生态建设和治理探索

    时间:2020-09-03 07:54: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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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陕甘宁蒙晋交界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资源储地和生态保护重点区域,资源富集与生态脆弱并存。该区域的生态建设和治理经验对我国资源富集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从生态环境对区域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承载能力、生态宜居性、生态建设和治理的示范性三个层次,对交界地区10个城市的生态建设和治理状况进行全面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大气污染严重、水资源负荷超载、经济发展对能源依赖程度极高、生态宜居水平对人口和投资的吸引力不突出、高级别生态建设示范项目数量少等是影响该区域生态提升的主要因素。本文提出多渠道保障环保资金投入、提高生态治理的科技含量、探索生态环保执法司法联动机制、构建全民参与的环境自治体系和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措施。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治理生态建设示范区

    作者简介:

    谢兰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副教授;

    轩会永,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博士研究生;

    王颖婕,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

    资源型城市是一类特殊类型的城市,承载着国家资源储备和供应的重要使命,资源是这类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在资源开发和经济不断崛起的过程中,生态环境加剧恶化,形成了资源富集与生态脆弱并存的“复合型”城市。陕甘宁蒙晋交界区域是我国重要的资源储地和生态保护重点区域,交界地区的许多城市都存在这类复合型特征。2013 年,国务院发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国发〔2013〕45号文),首次界定了262个资源型城市,五省交界地区的榆林、延安、庆阳、包头、鄂尔多斯、忻州和吕梁均在列。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是该区域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核心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平衡资源开发强度和生态保护的关系,高水平进行生态建设和治理是摆在这类城市面前的现实问题。

    一、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文献回顾

    (一)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机理

    1993年,Panayotou首次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用于解释环境质量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被刻画为一条倒U型曲线。目前,国内外有关环境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基本都是在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解释、完善和检验基础上进行的。尽管在不同的研究中,由于研究技术处理的差异,曲线的具体形状和临界点有所不同,但目前为止,倒U型的形态被学界广泛认可。

    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程度较轻;经济规模扩大,对环境的消耗随之大幅增加,环境负荷逐渐加大,甚至会超过自我恢复和再生的速度,大量有害废物产生,环境质量急转直下;当经济社会发展到达某个拐点后,环境污染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产业结构向信息化和服务业演变、清洁技术的应用、环保需求强化、环境规制的实施以及市场机制的作用等,是环境质量得以改善的动因。

    从世界范围看,倒U型曲线的拐点通常发生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5000~20000美元,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临界值一般要低于发达国家。一是因为发达国家环境治理模式及政策工具具有示范效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环境治理经验;二是科技进步使治理技术日趋成熟,也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大量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显示,现阶段,我国还未越过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

    邹庆、陈迅、吕俊娜:《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型分析与计量检验》,《科研管理》2014年第12期,第175~182页。仍然无法有效遏制环境恶化。

    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环境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将环境视为孤立的系统来对待和治理不但无益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而且环境问题还将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并形成恶性循环。库兹涅茨曲线反映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合今天世界的发展。只有寻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实现条件,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文献回顾

    生态环境是城市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目前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将环境作为城市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支撑要素,纳入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一些国际权威机构构建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环境要素是不可或缺的构成指标之一。英国《经济学家》信息部编制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中,将环境纳入8个考察城市竞争力的要素(分别是经济实力、物质资本、金融成熟度、制度、社会和文化、人力资本、环境及全球吸引力),并用环境治理和自然灾害2个指标进行具体度量。2018年科尔尼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潜力城市指数》,用基于居民幸福感、经济状况、创新、治理等4个维度的13个重点指标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潜力进行排名,环保表现是其中之一。刘彦平将城市影响力分为4个维度,生态环境是生态宜居性的重要评价指标。刘彦平:《城市影响力及其测度——基于200个中国城市的实证考察》,《城市与环境研究》2017年第1期,第25~41页。

    二是在城市宜居性的相关研究中,生态环境是核心要素之一。目前,对宜居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等方面的研究正在成为舆论关注的话题,并为排名靠前的城市带来知名度和影响力。《经济学家》信息部每年对全球主要城市进行2次宜居性调查,环境因素被放入文化与环境维度内,与政治稳定、医疗保健、教育、基础设施共同构成5个评价维度。2018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将城市的宜居性界定为医疗、教育和安全三方面,并具体从经济环境、居住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基础设施、教育环境、医疗环境7项指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生态环境在7项指标中与城市宜居竞争力总得分相关性排在第3位,绿色的生态环境正在成为影响城市宜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2016年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对国内40个代表性城市进行宜居性测评,分别是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个维度。三是对环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专门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全球环境竞争力报告》,这是中国首部对全球环境竞争力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目前已经发布两版。该报告从资源環境竞争力、生态环境竞争力、环境承载竞争力、环境管理竞争力和环境协调竞争力等5个维度设计了一个综合的环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133个国家的60个生态环境指标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

    (三)生态文明视角下生态治理和建设的新内涵

    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底线和生命线。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上升至同等高度,提出“五位一体”的国家建设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从以往并行独立性建设提升至融入性建设和系统性建设,其内容不再仅体现于节能减排、清洁生产、防污治污等环保层面,而应渗透融入其他四大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层次,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目标之中,这意味着新时期生态建设和治理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生态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将发挥关键作用。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和在中国的践行,势必会影响到区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等的权重比例关系。

    综合国内外关于生态环境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分析,现有对城市影响力、竞争力、宜居性的评价研究中生态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生态文明视角下,城市的生态治理和建设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态环境对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承载能力。主要考察生态环境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这是生态环境表现出的最基本功能。城市空间有限,可供开发利用的环境资源有限,对污染物的承受量也是有限的。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一旦超过其承载极限,就会破坏区域内和周边的生态平衡,影响环境功能,生态修复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合理的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规模、范围和强度,应该处于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线所构成的生态管控体系内。第二个层次是生态宜居性。高品质的生态环境,较高的绿化水平、良好的空气质量和持续加大的环境治理力度会加强城市对人才和投资的吸引力。宜居、宜业、宜商、宜游、宜养是一个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环境与人的共生关系越融洽,对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力越大。第三个层次是生态建设和治理的示范性。城市的高水平生态建设成果、生态建设和治理中形成的重要生态理念、生态文化可以产生正外部性,有助于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并为城市带来更多优质发展机会。

    二、陕甘宁蒙晋交界地区生态建设和治理的现状与问题

    本部分将陕甘宁蒙晋交界地区的10个城市:延安、榆林、庆阳、吴忠、鄂尔多斯、忻州、吕梁、银川、呼和浩特和包头纳入研究范围,为了使对比分析和研究更直观,选取榆林市为参照城市展开分析。榆林市是陕甘宁蒙晋交界地区的中心城市,被划定为成长型资源城市,是我国能源资源的供给和后备基地,煤炭、石油等资源开发强度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处于上升阶段,同时承担着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功能,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榆林6县,绥德县、米脂县、佳县、吴堡县、清涧县、子洲县被划为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的组成区域,列入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国家生态功能区,是交界地区最具典型性的资源富集和生态脆弱的复合型城市。

    (一)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

    大气环境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能源消耗量大是交界地区的共性生态环境特征。

    1.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大,污染形势严峻。工业污染物排放是资源型城市最主要的大气环境污染源。对比10个城市,榆林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巨大,工业排放的废水、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量均在10城市的前列,分别是第1位、第1位和第4位(表1)。除总量外,榆林单位新创造经济价值的环境负荷在10个城市中也处于高位,工业废水排放强度高居第2位、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排在第5位、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排在第4位(表2)。对比之下,鄂尔多斯工业结构同样以煤炭和能源化工为主,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显著低于榆林,万元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0.75吨)、万元产值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11.87吨)、万元产值工业烟(粉)尘排放量(0.94吨)仅相当于榆林的36%、50%和49%。近年来,随榆林工业污染治理强度加大,废气及烟(粉)尘排放已经大幅下降,与2012年的峰值相比,2016年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量降幅高达62%和43%;但是工业废水量排放仍然居高不下(图1),折射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扭转。

    导致榆林环境污染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主要原因:一是高能耗行业占比相较其他城市仍然居高不下。能源化工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挤出效应导致榆林接续替代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快,“两高一资”产业比重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未从根本上得到转变。2017年,全市能化工业涉及520户企业,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数量65%,年综合能源消费量3550.33万吨标准煤,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消费量的94%。其中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3101.94万吨标准煤,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消费量的81.8%。榆林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32%,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2011—2017年,榆林、鄂尔多斯、包头分别由24%、37.3%、41.9%提高至32.1%、44.1%和55.7%,榆林与区域内领先城市差距仍然很大,产业转型升级面临较大压力。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也导致了榆林较弱的创新能力。在谢远涛等对中国116个资源型城市的创新能力排名中,榆林位于第83位,低于包头(4)、鄂尔多斯(15)、延安(59)和庆阳(63)。

    谢远涛、李虹、邹庆:《我国资源型城市创新指数研究——以116个地级城市为例》,《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46~158页。

    二是企业节能降耗研发投入不足。高耗能、高污染工业企业在设备改造、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从10个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内部研发投入绝对值看,2016年榆林研发人员的投入共计1515人,企业内部研发经费5.32亿元,在有数据可比的5个城市中均是最低的。与包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和银川的差距悬殊,其研发投入分别占包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和银川的9.5%、15.5%、21.8%和38.9%,研发投入占当年工业产值的比重仅为0.16%,远低于其他几个城市(表3)。如果將榆林在10城市中排名第3的工业体量和高耗能、高污染为主的产业结构考虑进去,研发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凸显企业对创新能力提升和节能减排重视程度不足,动力缺失。

    2.水资源负荷严重超载。从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看,榆林仅次于鄂尔多斯,除鄂尔多斯外,其他地区均低于人均1000平方米的国际水资源紧缺标准(图2)。榆林、鄂尔多斯均属于资源缺水型地区,农田灌溉和高耗水能化工产业是最主要的用水主体。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城镇人口的不断增长,工业用水量不断增加,水资源短缺将成为进一步制约榆林市经济发展的瓶颈,加之水污染和浪费等问题,用水的供需矛盾日趋突出。合理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建设节水型社会是榆林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出路。

    3.经济发展对能源依赖程度过高。从单位产值的能源负荷情况看,受产业结构限制,榆林是区域内能源消耗水平较高的地区(图3)。2016年万元GDP消耗标煤1.140吨,远高于延安(0.557)和鄂尔多斯(0.747)。在产业结构优化和各项节能降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榆林节能降耗成效明显,2012—2016年万元GDP能耗下降率分别为:-3.6%、-3.8%、-3.8%、-3.5%、-3.3%。但是在能源化工业拉动下,工业能源消费量仍在持续增长。2017年,规模以上能化工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3550.33万吨标煤,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94%。能源工业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业,以及化工工业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占比高达81.8%,产业结构优化和节能降耗压力还将长期存在,形势严峻。

    (二)生态宜居性

    本部分采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等级及环境治理力度3项指标进行度量。

    1.绿化覆盖率有较大提升空间。10城市中,银川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最高,达57.71%,其次分别是包头(44.13%)、鄂尔多斯(42.18%)和延安(41.69%)。榆林(41.20%)居第5位(图4),该指标已经达到国家森林城市(40%)的建设标准,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加大绿化提升力度,拓展城市绿色空间,既可以有效降噪除尘,改善空气质量,也可以提升城市景观效果,是榆林建设宜居城市,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途径。

    2.空气质量堪忧。陕甘宁蒙晋交界地区由于资源开发强度较大,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大气污染更加严重。在观测期内,区域内1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均有较大提升。从对比情况看,榆林空气质量在10城市中的排名靠后,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以2018年12月为例,榆林空气质量指数(AQI)

    AQI是定量描述空气质量状况的无量纲指数,数值越大、级别和类别越高、表征颜色越深,说明空气污染状况越严重,对人体的健康危害也就越大。为95,空气质量等级低于鄂尔多斯、延安、包头、呼和浩特和吕梁(表4)。

    3.环境治理力度有待升级,污水、垃圾处理能力不足。榆林的污水处理率为88.46%,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1.89%,排名靠后,分列第6位和第8位。值得一提的是,榆林的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水平较高,达86.21%,排在第2位(表5)。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效益提高得益于省市两级政府对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与利用的积极推进。省级层面,近几年陕西省为加强固废利用,先后出台了《陕西省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方案(2016—2020年)》《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技术要求(试行》等3项标准,并通过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建设和“三保三治”等活动。市级层面,榆林是陕西省6个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之一,2017年陕北地区首家危废综合处置中心在榆林运行。

    城市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应由政府牵头承担生态维护的主要职责。由于财政资金有限,西北部省区的环保投入历来低于东部。2016年,榆林财政支出471.13亿元,在10城市中仅次于鄂尔多斯(563.44亿元),位列第2,其中用于节能环保部分的支出仅为11.93亿元,低于包头(18.61亿元)、鄂尔多斯(15.87亿元)和延安(13.80亿元)3个城市(表6)。从节能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看,榆林占比极低,2016年为2.53%,仅高于呼和浩特(2%)。政府节能环保投入不足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集中表现为污水处理率、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治理指标水平普遍低于其他城市(表5)。

    根据国际经验,当环境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1.5%时,可以控制环境恶化的趋势,达到2%~3%的环境才能得到改善。榆林近两年的环保投资占GDP比重约为1.6%,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资源型城市过度开发及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决定了榆林要达到改善环境的目标,环境治理投入必须高于这一比例。此外,基层环保监管是影响整个城市环境治理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点。由于基层环保人员数量不足,技术和业务能力不强、装备水平不高、信息化程度低等多方面问题,榆林基层环保执法能力受到极大限制,环保监管不到位问题突出,已经成为县乡村环境问题频发的重要因素。如靖边县龙洲丹霞地貌被非法挖沙破坏,神木店塔镇杨伙盘以采空区治理灭火为由毁坏植被、破坏土地等。經过网络传播发酵,对城市形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三)生态建设和治理的示范性

    1.高级别生态建设示范项目数量不多,生态建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高级别生态建设示范项目是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载体。生态示范项目的有效运作、提标改造和带动作用,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积累了大量经验,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互统一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和生态文明建设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效果。本部分共纳入了包括联合国人居奖、国家森林城市、国家节水城市等10个国际和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生态环境建设示范项目。

    从各城市获得示范项目数量看,包头共获得了包括联合国人居奖在内的7个示范项目,延安6个,鄂尔多斯5个,榆林仅有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市、国家卫生城市等4个,庆阳、忻州、吕梁在区域内高级别生态示范项目建设方面相对滞后(表7)。与先进城市相比,榆林的高级别生态示范项目较少且示范带动效应发挥不足。以银川和包头为例,银川以作为国家节水型城市和国家第一批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一方面大力度提标改造,

    提升水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大力开展节水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先后承办多次中国(宁夏)节水展览会,围绕农业节水、工业节水、城市节水以及节水技术、装备、管理理念和经验等成果开展广泛交流,为西北缺水地区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包头是区域内唯一一个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成为世界经济欠发达、自然条件落后地区改善人居环境的典范,这已经成为包头城市国际形象的一张重要名片。

    2.绿色矿山建设与资源储量和资源潜力不相匹配。发展绿色矿业、加快绿色矿山建设是资源型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榆林目前绿色矿山建设的推进力度和成效与中国最大煤炭城市的资源储量和资源潜力是不相匹配的。在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方面,2017年11月包头发布了《包头市绿色矿山建设规划》,成为全国首个地市级绿色矿山建设规划。2018年鄂尔多斯印发了《鄂尔多斯市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分阶段的重点任务和建设目标:到2018年底,新建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建设1个自治区绿色矿业发展区,启动创建一批绿色勘查示范项目和完成8个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2020年底,完成20个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建设;2025年,全市所有矿山达到国家或自治区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等。榆林尚未有明确规划。从建设成效看,榆林也略显落后。目前国土资源部共公布了661家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10个城市中,鄂尔多斯最多共有9家,榆林仅有5家。

    三、提升交界地区生态建设和治理水平的措施建议

    (一)多举措筹集环保资金,完善生态治理的投融资机制

    一是保障政府环保资金投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政府环保投入,保证环保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二是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研究出台财税激励政策,设立环保创业投资基金,发挥政府资金杠杆作用,引入社会资本,把环保产业逐渐推向市场,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三是健全生态治理的投融资机制。培育生态资本市场,通过社会融资实现企业资本筹集和扩张,增强企业生态投资能力。

    (二)提高生态治理的科技含量

    实现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在环保工作中的应用与融合。一是加强生态环保大数据建设,建设环保云、数字环保系统、污染源管理系统等项目。二是疏通环境信息沟通渠道,实现环保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共用、保证环保数据的准确性。三是保证各级环保信息化工作的人员配备,做好环保信息标准化建设的人才储备。

    (三)探索建立生态环保执法司法联动机制

    创新执法司法体制,建立生态法庭,组建生态警察队伍,对涉及生态环境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进行归口集中审理,为生态环境提供健全专业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服务,解决环保部门处置污染违法时面临的执法手段不足、执法资源缺乏等突出问题,提高环境执法和环境管理工作的效率。(四)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建设全民参与的环境自治体系

    将基层社会治理、公众参与和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社区与企业互动的环保协作机制。探索以社会共治促进环境良治的新模式,构建新型环境公共关系。一是调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通过宣传、培训、教育等手段提高公众环保意识;通过绿色消费补贴、绿色税费优惠、绿色信用评级等经济手段激发公众绿色消费的积极性。二是加大环保宣传力度。拓宽环保宣传渠道,建立以环保部门为主体,宣传、教育、新闻、出版、科技、文化等部门以及社会团体和企业广泛参与的环境宣传教育网络;扩宽环境监管渠道,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微信、环境监管网络等平台,引导公众自发参与环境监管,通过建立多种合作伙伴关系和各种激励政策,鼓励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促进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

    (五)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一是强化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作用,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以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为政策导向,引导生态受益者和社会投资者对生态保护者进行补偿。进一步完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排污权配置和水权配置机制。二是根治跨境污染治理老大难问题。打破行政区划壁垒,积极探索地方政府合作模式,设立环境补偿基金,完善区域环境联合监测监管,共治上下游水污染、上下风口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在“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合作机制下,加快构建区域性污染联防联治体制机制,完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六)建立产学研结合的环保技术研发推广中心

    建设一批环保创新平台、培养一批环保创新团队,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整合区域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以优化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推广节能环保新技术为发展目标,加强前沿技术和关键技术研究,重点研发推广迫切需要解决的节水、节能、三废综合利用等关键性技术。

    (七)支持企业推行生态设计、开发绿色产品、引导绿色生产

    推动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建设一批绿色工厂。加快建立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向的采购、生产、营销、回收及物流体系,打造綠色供应链。支持企业实施绿色战略、绿色标准和绿色生产,培育一批绿色企业。推广绿色施工,创建绿色施工示范工程,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的机关办公建筑、公益性建筑、保障房及大型公共建筑率先全面实施绿色施工。

    参考文献:

    1.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6》,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2.张文忠、余建辉等:《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3.李建平主编:《全球环境竞争力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4.杨丹辉:《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基于后发国家EKC的思考》,《当代经济管理》2016年第1期。

    5.王竞达、范庆泉:《完善环保财政支出制度,建立污染防治长效机制》,《经济日报》2018年11月15日。

    6.A.T.Kearney.2018 Global Cities Report,2018.

    7.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The Global Liveability Index 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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