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范父子两代民革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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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范——我国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新中国邮电事业的奠基人，第一任邮电部长，著名的工人领袖。1947年底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1949年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曾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朱培康——朱学范之子，民革中央原副主席、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当我在民革中央的一座木式结构的小楼里采访朱培康时，他第一句话就是：“谈人民政协60年，我确实有深刻的体会。”
朱培康先讲起父亲朱学范传奇的经历：“父亲在青年时代投身工人运动时就与中国共产党的工运领导人相识，亲聆教诲，并在1938年筹组中国工人抗敌总工会的过程中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密切合作。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相助，以及危急关头周恩来对他的全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使他对当时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形势有了正确的判断，在思想立场上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加上遭遇国民党政府残酷迫害的经历，他痛感南京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透顶，终于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通过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和长期密切合作，父亲深切体悟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才是真正符合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政党，中国的革命事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方能取得成功。”
走上工人运动道路的朱学范，在历史转折关头三晤周恩来
朱学范出生上海的一个贫困的小职员家庭，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1925年他考入上海的邮局，当了一名邮务工。因为少年时曾在教会学校读过书懂得一些英文，所以被分配负责外国邮件的业务。工作中他亲身体会到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五卅运动时，朱学范代表邮政系统工友送捐款到总工会，与李立三结识，从此走上了工人运动的道路。自1936年起，朱学范代表中国劳工连续出席了国际劳工大会，为中国工人参与国际劳工活动做了许多工作。他1939年成为上海总工会主席、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委员。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学范与解放区工会代表在汉口发起组织了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委员会，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由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工人阶级争取利益的运动中，所以深受广大工人的尊敬和拥戴，1944年朱学范被推选为国际劳工局理事，在1945年9月去出席世界劳工大会时，上海出现了万千工人乘船到码头为他送行的壮观场面。
朱学范曾在一篇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中说到，“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转折关头，是周恩来同志指引我更加坚定地维护中国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在人民民主革命的大道上迈步前进。”文章记录了他与周恩来的三次会面。
1939年朱学范出席第八届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后回到重庆后，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仔细听了朱学范汇报的在苏黎世开会的情况，还问到关于国际工联和英国工会大会以及朱学范认识的一些欧美各国工会领袖的情况。尽管周恩来同志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对欧洲几个大国工会的基本情况早已熟悉，但他还是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朱学范当时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在有关工会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劳动协会应该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合作。他立即把这个想法对周恩来说了，周恩来听了提高嗓音说：这样很好，我来向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建议，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为团体会员，共同开展国际活动。不久，中国劳动协会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年会，朱学范当选为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为团体会员的决议。由此为以后解放区工会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建立了合法的根据。
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为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而奋斗。国民党则坚持独裁的一党专政，要维持一个黑暗的旧中国。我国工人运动处在严峻的关头。
9月8日，周恩来和王若飞应邀参加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的开幕典礼。朱学范陪着他们参观了福利社、工人医院。周恩来详细地询问各项福利事业的情况和工人们的反映意见，并同朱学范谈了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问题。他提出了几点具体意见：第一，出席即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由中国劳动协会组织联合代表团，包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三人(董必武、邓发、章汉夫)组成，以示一致和统一。中国工会代表团在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上要力求协调一致，在报告各自地区或工会生活时，应由各单位代表自己负责说明。第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已加入中国劳动协会，解放区各职工会亦宜加入。第三，中国劳动协会召开1945年的年会时，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各解放区职工会决定参加，共同筹备成立全国职工联合会。第四，上海原有20万有组织的职工与解放区有联系。由于中国劳动协会已派水祥云乘飞机前往上海，建立上海市总工会，因此，对上海工人运动亦采取统一组织办法，力求联合一致，共同争取工人生活福利和文化教育待遇的改善。朱学范对他提出的战后我国工人运动坚持团结统一的方针和几点具体措施，表示完全同意。9月9日朱学范又接到了周恩来亲笔信。
朱学范从周恩来的谈话和来信里，强烈地感觉到与解放区工会代表组成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在举世瞩目的世界工联成立大会上各国工会代表将听到中国解放区工会代表的声音。他当即就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他对陈立夫说：如果不让解放区工会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我也不去开会。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同意邓发一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这就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解放区的封锁。当时，有工会、妇女、青年的三个世界代表大会先后在巴黎召开，中国解放区的妇女、青年代表申请外交部发护照，都被国民党阻止，只有工会能够打开突破口，这是周恩来同志深谋远虑、周密安排的结果。邓发在巴黎与各国工会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这次大会上邓发当选为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理事会理事。
1946年5月在南京梅园新村朱学范与周恩来进行了第三次会面。当时，他接到世界工联在莫斯科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的通知，到南京请示周恩来同志，由谁来接替邓发在世界工联的位置(邓发
于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那正是内战硝烟即将弥漫全国的严重时刻，在中共代表团驻地周围，国民党政府首都警察厅与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除设立了固定的监视站外，还派遣便衣特务化装成各种人物，对来访的人员、车辆进行监视、跟踪。朱学范因情况紧迫，单独前往。中共代表团住在一座灰墙红瓦小楼里，当走上台阶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已在小楼门口等候。周恩来挽着朱学范的手走进会客室，室内摆设简单整洁，几张沙发，中间的圆桌上放着一碗雨花石。朱学范对周恩来说：“世界工联将于5月下旬在莫斯科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就要办理出国手续，请问解放区工会由谁来接替邓发同志的遗缺?”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回答道：“这个会议很重要，解放区工会一定去参加，我立即请示中央，会很快派人到上海与你联系的，你放心好了。”他还详细地了解世界工联最近的活动，并且很关心能否顺利地为解放区工会代表办理护照的问题。朱学范答允尽力去办好。在告辞的时候，周恩来考虑到朱学范的安全，怕送到大门口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就和邓颖超同志送到小楼的台阶下，握手告别了。不久，刘宁一即从延安来到上海与朱学范联系，一道前往莫斯科。朱学范向世界工联正式提出刘宁一接替邓发的一切职务，世界工联批准了申请。
1948年2月中旬，朱学范到达莫斯科。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人民战后重建，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活景象。朱学范最大的收获是进一步认清了当时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并立的局面；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团结起来；中国革命要“一边倒”，没有中间路线可走等问题。于是他给在香港的民革领导人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着重就反对中间路线和“一边倒”谈了体会，并进一步明确提出民革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给李济深写信的同时，朱学范还给他的老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去信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中间路线问题谈了看法。正如沈钧儒后来所言，朱学范的言行，对纠正民主党派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倾向，促成民主党派“一边倒”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推进香港的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早到达解放区，投身人民新政协的创建
1948年2月28日，朱学范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成为最早到达东北解放区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受到哈尔滨市总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东北总工会筹备处专为他们设宴洗尘。
翌日，朱学范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满腔热忱致电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表明竭诚拥护毛泽东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的主张：彻底粉碎蒋介石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的联合政府。3月4日，他接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复电：“欣喜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的信徒的同样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接到复电后，朱学范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心里非常欣慰。在解放区，他亲眼看到这里有着一种不可压倒的力量和朝气，这是蒋管区所无法比拟的，这使他大大增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解放区人民并肩战斗，完成全国解放的决心和信心。朱学范出席了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届全国劳动大会，他代表中国劳动协会提出了一个政治提案：建议大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并主张中国共产党主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这一行动鲜明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工会的政治立场，对其他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号召起了推动作用。
朱培康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投身于父亲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朱培康说自己最不会忘记的是“文革”中在秦城监狱见到父亲时的情景，那是父亲被抓走3年后家人的第一次见面。他清楚地记得，父亲穿着破旧的衣服拖着疲惫的身躯走来，见到儿女的第一句话竟是：我认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对的。这令当时去探监的人都很惊讶!为什么时隔3年他不先问问家里的情况?对亲情怎么这么冷漠?朱培康说自己后来慢慢地理解了，父亲当年说的话是肺腑之言，更是对中国政治道路的深刻分析。
1986年，因统战工作的需要，时任中国建筑科学院空调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的朱培康被调入民革中央机关，投身于父亲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中。当时朱培康不仅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上小有成就，而且还荣获过国家部委科技成就奖、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奖等多个奖项。朱培康先后担任了民革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民革中央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他一直致力于研究和宣传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统一战线，他组织、指导编写了《中国的参政党》一书，以民主党派的视角，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历史，论述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朱培康对民革的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工作十分重视，他经常亲自带队到基层开展社会调研，根据调研的资料进行讨论后形成提案。在每年的“两会”上，民革就西部开发、扶贫、助教、三农等问题的建言献策提案都能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并陆续得到了采纳。朱培康多年来始终高度重视民革的祖国统一工作，他主张将台情研究与参政议政工作紧密结合。他对次出席民革中央举办的台情专家研讨会议与专家学者一起深入研讨有关做好台湾地区民众工作的提案。担任了高层领导工作的朱培康做事仍然不变他技术研究人员的特点，他善于思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细致的分析。所以，在民革、政协的20多年里，样样工作他都做的有声有色。
朱培康颇为感慨地说：我在政协系统工作的时间虽然没有父亲长，但我做的工作并不比父亲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由大的环境所决定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统一战线事业有了大的发展，全国政协是民主党派的活动舞台，参政议政、服务社会，民主党派大有所为。统一战线确实是个法宝，政协可以做政府没有做到的工作，把各界人民群众的意见反映出来。近年来，政协的工作更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了，越来越完善，重大问题先协商后决策，广泛听取意见等等，我们都有亲身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