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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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最能平等待人的党的领导人之一。他总能吸引你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你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坦率地倾吐出来，你不必担心，也不会把他当成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领导、统帅、舵手什么的。他确有一副礼贤下士的风度，既谈笑风生，又常常一语中的，使人心服……”这是著名女作家丁玲回忆延安时期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生活的深刻印象的一段话语。

两位湘籍名人，第一次见面握手在延安窑洞

1936年10月30日，享誉中国当代文坛的左翼著名女作家丁玲在上海神秘失踪达三年之久，在党组织的营救下，逃离南京，化装奔赴延安革命根据地。

为迎接丁玲这位远道而来的文坛赤子，在延安一间大窑洞里，中宣部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隆重的欢迎晚会。当时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凯丰、林伯渠、徐特立等都被邀集而至。在热烈的气氛中，毛泽东满脸笑容跨进窑洞。丁玲有些拘谨地迎了上去，两位湖南老乡在延安窑洞第一次见面相识。毛泽东握着丁玲的手说：“我读过你的几篇作品，很欣赏你的文笔。特别是你那篇《不是情书》写得很好哇……”

毛泽东那低沉的、略带磁性的湖南乡音在丁玲听来，格外亲切、悦耳。丁玲原有的一点不安与拘谨消失了。丁玲后来满怀深情地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讲话。我讲了在南京被国民党监禁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

晚会开得热烈而隆重，到很晚方散。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毛泽东专程到丁玲住的大院看望丁玲。

因为那天晚会的余兴未消，他们的谈话一开始十分投机，气氛十分亲切、自然、融洽。当时和丁玲同住一间窑洞的李夫记录下了毛泽东这次走访的实况和自己的感受：“外边和街上非常地黑，室中只有洋蜡烛光燃漾着，毛泽东坐在她们睡的炕上，同丁玲闲谈，背靠在墙上，一只脚就跨在炕沿上，不断地吸着香烟，上天下地的乱扯。这情形就好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饭闲谈消遣似的，而毛泽东就是一个家长。炕下面是可以生火，当火生好了的时候，毛泽东竟挨近火炕门，在泥地上坐了下去，两膝就‘八’字形的撑在地上。一个最高革命领袖能够这样的平民化，恐怕全中国只有在延安才能找到。

他们谈到过去的朋友，牺牲了的革命同伴以及出卖了党和同志们的叛徒，他们谈到湖南的乡情与安徽的名胜，古文学和新文学。毛泽东古文学的根底很好，而且也是一个出色的诗词家……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毛泽东似乎就像丁玲的父亲，而丁玲也就像他的一个喜欢的大女儿。据我所知，丁玲对毛泽东非常钦佩，曾说‘他确是中国唯一的一个革命领袖’。”

丁玲来到延安，毛泽东是寄予厚望的。思想激进、声名显赫的丁玲本身在中国文坛就是一面颇具影响和感召力的旗帜，她的加盟无意为基础薄弱、人才匮乏的延安文艺运动平添了一股强劲的力量。因而，在延安的几次晤谈中，毛泽东特别征询了丁玲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见，当丁玲提出建立文艺俱乐部以组织苏区文艺运动的基本队伍时，毛泽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建议成立正式的文艺团体。

1936年11月15日，由丁玲主持召开有34人参加的筹备会。之后一周内，征请会员，草拟会章等工作完成。11月22日，成立大会召开。毛泽东等领导出席了大会，会上由毛泽东提议，全体会员通过，成立“中国文艺协会”。

在文协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说：“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我们要文武双全。”在会后的文艺表演中，毛泽东的笑话和李伯钊的情歌赢得全场喝彩。

次日，文协举行了第一次干事会，丁玲以她的才气和名气当选为主任，全面负责苏区第一个文艺团体的工作。

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中，文艺所特有的“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巨大功用是任何武器都无法替代的，文武不可偏废。一支爱憎分明的笔也就是一条战斗着的枪。在这一点上，文协的扛旗者丁玲是与毛泽东有共识的。

当时，陕北苏区的文协作家们，大多担负着一定的实际工作。本来，中央打算安排丁玲在宣传部专心写作，但她不同意。毛泽东问：“丁玲，你打算做什么呢？”丁玲干脆地回答，“当红军。”

毛泽东很支持：“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的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线去吧!”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丁玲的心都快飞了：“啊！上前线去，当红军，打最后一个仗……”

丁玲以笔作枪上前线，毛泽东赋词赞：“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6年11月23日，丁玲以一个红军战士的身份上了陇东前线。每天六七十里山路的急行军，住伙房，宿马号，丁玲都欢欢喜喜，毫不介意。她接触了许多红军战土以及彭德怀、左权、贺龙等著名的红军将领。新的人物、新的生活鼓动着丁玲。戎马倥偬中，她倚马走笔写下了《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等享誉一时的战地散文。被国民党秘密监禁了几年的丁玲，以笔作枪式的复出，重新引起了人们的瞩目。“女战士丁玲”成为人们新的赞誉。

在庆阳，红一军团的驻地，丁玲收到了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赞词《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凤漫卷弧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7年1月，丁玲陪同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见到丁玲很高兴，亲自向她宣布了任职命令：任命丁玲为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

对此，丁玲颇感意外。她的心境是复杂的，虽然说当红军的愿望实现了，但丁玲最初的设想，是要发挥自己的特长，以笔为枪，做一名随军的战地记者，而不是从事她所全然不知也很难适应的行政事务。她更没有料到，毛泽东会这样器重自己，把如此重大的责任放置在自己肩上。

丁玲问毛泽东：“当主任，我能行吗？”毛泽东肯定地回答：“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学会了？”丁玲还是面有难色：“我是愿意学的，到延安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

毛泽东把声音提高说：“当领导也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首要的是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

丁玲被毛泽东说服了。她对毛泽东说：“那我就试试吧。”

关于这段生活，丁玲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教育我首先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地去认识。我在政治部当了一个月的副主住，那里的团长、政委、主任同我朝夕相处，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这一个月，尽管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会做，也做不好，但这一个月的经验，却在我以后工作中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初到延安的这段日子，丁玲多次到凤凰山毛泽东的住所，就工作与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直接讨教毛泽东。毛泽东常常兴致勃勃地与丁玲就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探讨，评古论今，谈天说地。丁玲曾深情地写道：“我记得初到延安时去看毛主席，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谈《红楼梦》。他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填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送给我，至今还珍藏着。他把《娄山关》那首词抄给我时，还问我印象怎么样？我虽觉写得雄伟有力，却一下说不清，只说‘苍山似海，残阳如血’是一幅多么好的图画啊！他当时的秘书周小舟也是喜欢古体诗的，常常从对面窑洞里跑过来参加谈话。有一次，为庆祝徐特立六十寿辰，准备写一首诗贺他。我们正在那里凑句子，毛主席来了，知道我们在做‘诗’，高兴得大笑。我们把凑成的几句念给他听，他说：‘前边两句写徐老长征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其实，这诗有点打油，没有什么好。毛主席之所以有兴趣，不在诗，是因为我们在凑着写‘诗’。那时我听他谈话，常常感到自己的古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因为多半是我听、他讲，我以能作为他的听众而感到高兴。但他在文艺工作上，却再三要我们搞大众化。”

丁玲组建“西战团”开赴抗日前线，毛泽东亲自为老乡送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在延安，“年轻人的心都飞跃到前线的炮火中”。

7月23日，毛泽东在抗大操坪上做报告：“只要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去的机会，你们准备看好了，哪天命令一来，你们就背着毯子走。延安暂时不需要这么多的干部。我们欢送你们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后方去也好，把中国弄好起来，把日本赶出去，那时再欢迎你们回来。”

从8月3日起，大批人员从延安陆续出发，开赴抗日前线。当时正在抗大学习的丁玲也坐不住了。她和文协的吴奚如商量，准备组织一个战地记者团到前线去。由于参加的人多，后来扩大组成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和吴奚如被中宣部正式任命为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正、副主任。对于这个决定，丁玲有些懊丧。对于组织演戏、唱歌、行军、开会、准备粮草这些具体而又琐碎的行政工作，丁玲不仅缺少经验，而且也没有兴趣，她有些固执地认为，让一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几次找丁玲谈话，做这个女老乡的工作。他对丁玲说：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你们几个领导同志，称呼团长可以，称呼主任也可以。到前方宣传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装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旧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做领导工作，可以学会。

丁玲深为毛泽东的话所感动。“西战团”成立大会当天，她在日记中写道：“明天我就要同一群年轻人在一道了，大部分的人我都不认识，生活年龄都离我们有一道距离，但我一定要打破它，我不愿以我的名字领导着他们，我要以我的态度去亲近他们，以我的工作说服他们。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但我的生活将更快乐，而且我在一群年轻人领导之下，将变得比较能干起来。我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

“西战团”出发前，在延安举行了汇报演出。丁玲在新剧《王老爷》中，扮演一个八路军工作人员。当她出场的时候，毛泽东恰好来看戏了。当听到丁玲在台上讲话和台下的笑声时，他忍不住走到台前一角，丁玲说台词，湖南口音很重，毛泽东看看她本色的表演，喜滋滋地轻声说：“这个丁玲哇，这个丁玲……”表演结束后，毛泽东极有兴趣地对丁玲说：“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

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战团”奔赴前线晚会，毛泽东亲自致词勉励：“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和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从此覆灭。”丁玲致答词：“我们要用坚强的实际行动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不达此目的，誓不罢休！”

9月22日，“西战团”在丁玲的带领下从延安出发，10月1日东渡黄河到山西，途经16个省市县及60多个村庄，6个月辗转3000多里。1938年3月，丁玲又带领“西战团”奔赴国统区陕西潼关、西安等地进行宣传演出，共活动了四个半月。

“西战团”千里远征，成绩卓著。丁玲的名字也因此受到中外新闻界、文化界的广泛注意。国内文化人为丁玲著文，《最近的丁玲》、《丁玲在西北》、《长征中的丁玲》、《丁玲在前线》、《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和丁玲一起在前线》等等纷纷传扬。进入陕北采访的外国记者也抓住丁玲，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撰写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史沫特莱的《中国反攻》、《中国战歌》中都有关于丁玲的文字。而美国记者E·里夫的《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这部长篇报道，当时就被译成中、英、法文，在报刊上发表，并出版了单行本。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女记者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中关于丁玲的一些章节。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勾画了丁玲这位“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女战士的特殊风貌。

丁玲，不仅是为“鲁总司令”(毛泽东语，指鲁迅)所看重、推崇，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左翼文坛的健将，现代中国女作家群的首笔，而且也是毛泽东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立足于陕北革命根据地后迎来的第一个大笔杆子。丁玲，不仅是毛泽东从个人的角度加以欣赏的志趣相投的湖南老乡、文坛挚友，而且也是他从革命的需要予以借重的可抵“三千毛瑟精兵”的“纤笔’。丁玲那湖南人所特有的泼辣、耿直、自负、达观的鲜明个性，与毛泽东的脾性、情趣甚为相投。1936年冬到1937年秋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与丁玲接触最频繁、交往最密切。无论评古论今，无论直率的相责，甚至充满火药味的思想交锋，都是挚友般的推心置腹。因此，这个时期堪称毛泽东与丁玲关系史上最值得留恋的黄金时期。

经过几十年风雨沧桑之后，丁玲依然格外珍惜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最能平等待人的党的领导人之一。他总能吸引你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你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坦率地倾吐出来……他讲你的长处，也指出你的缺点。当讲你的缺点的时候，也是用商量的口吻，甚至用幽默诙谐的语舌，使你不觉得难受，但却发人深省，促使你仔细回味。”

丁玲《“三八”节有感》震动延安；毛泽东警觉：作者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有问题

毛泽东与丁玲的交住，既是志趣相投，脾性相契的朋友间的私谊，更是党与知识分子之间同志式的合作。但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承担着极其艰巨的党务、政务工作，事必躬亲、日理万机，再没有闲暇与丁玲谈天论地了。特别是1938年之后，大量知识分子拥入被视为抗战摇篮、民族圣地的延安，其中不乏同丁玲这样的声名卓著者。“西战团”回到延安以后，她再也不会像初到延安时那样不拘时间、不忌身份地闯入毛泽东的窑洞说古道今了。而且，随着丁玲在延安生活的深入，她的思想起了某些变化，她的创作开始与毛泽东所希冀的方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

1942年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三八”节有感》杂文，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和革命领袖的眼光审视此事，他首先注意到的是：作者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的严重失误和偏向。毛泽东对丁玲的文笔由初来延安的轻盈、飘逸、平和、欢快到变得沉郁、凝重、尖刻的问题，他一再强调：“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毛泽东曾给她捎过话，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这些举动都未能引起丁玲的重视，她依然我行我素，没能及时接受毛泽东的批评。

然而,以毛泽东对丁玲的了解，他十分清楚：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虽然存在着思想意识、政治倾向和创作情绪上的严重失误，但作者并无恶意，其出发点是为了我们更好地改进工作。作家揭示矛盾的本意和主观愿望也是好的，态度也是认真的，只是由于自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局限才出了问题。再说，丁玲一向是文艺界甚为尊崇的党员作家，在文坛上下，乃至国内外都颇具影响力，不能因为她的一时失误而全盘否定。犯了错误，可以通过整风，批评、自我批评，经过思想改造解决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才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与其后不久发表的同类性质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立场上严格区分开来；在随之而来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中，丁玲被毛泽东力保过关。

1942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总学委召开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成为中心议题。丁玲参加了会议，这也是她自文章发表后，第一次听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批评。

然而，对于批评，丁玲仍有抵触情绪，并不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不对。毛泽东找丁玲谈话，就如何看待文艺的内容与形式，如何看待“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以及如何看待批评展开讨论。丁玲明确表示对《“三八”节有感》在党内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异议感到不可理解，她问毛泽东：“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文章批评，人家就不高兴呢？”

毛泽东很不满意丁玲的态度，他很动感情地对丁玲说：“共产党是喜欢、愿意听批评的，如果我们不听批评的话，我们这个党就完了！……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要肯定嘛。缺点，有几分就说几分，要恳切，不要刻薄。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

毛泽东的推心置腹，使丁玲深为感动，她终于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对丁玲的表态，毛泽东也十分高兴。为了减少即将全面展开的文艺界整风运动可能出现的对丁玲的冲击，毛泽东提醒丁玲，最好去拜访一下对《“三八”节有感》不满情绪最重的贺龙与康生。对毛泽东的这一暗示，丁玲没有怠慢。第二天，她便主动登门拜访贺龙。

丁玲对贺龙一直很尊重。在高级干部学习会上，当她听到贺龙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时，心想，他真的是误会了，我什么时候骂过我们的总司令呢？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丁玲一见贺龙便说：“贺老总，我来听意见来了。”她问贺老总还有啥子意见。贺龙笑了，说：“没得了，昨天提完了。”又说：“劳你大知识分子登门来看我，我哪天要回拜哟。”

后来，贺龙真的来看了丁玲，还留下吃了一顿饭。饭桌上，贺龙指着一盘炒肉问：“你们常吃得到吗？”丁玲说：“专门为你炒的。”贺龙马上用筷子指一指一盘土豆丝问：“那你们作家就天天吃这个罗？不行哟，我们关心文化人不够，要好好搞大生产运动嘞。”丁玲对贺龙的走访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来自军队的不满。

从1942年4月份开始，毛泽东分别邀集文艺界不同思想的代表人物座谈或个别谈话，摸底、交底，为5月份延安文艺界大规模的座谈会做准备。

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正式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100多人举行座谈会。丁玲也在被邀之列。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开头语(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

毛泽东一开始就很风趣地讲：“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他说，文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明确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在讲话中，毛泽东对丁玲等人所持的“暴露黑暗论”第一次明确表态：“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毛泽东的讲话，对与会的包括丁玲在内的大多数文化人而言，触动最深的是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体验说明感情变化的一段话：“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阶级变到另一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作了开场白之后，大会讨论开始。全体大会共开3天，其余时间分组学习或回原单位参加整风。

对毛泽东上升到原则高度提出的尖锐批评，丁玲的抵触情绪很大。她不无意气用事地说，她也想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一读马克思的理论书籍，就破坏了她的创作情绪。丁玲主观倾向性很强地提出疑问：“文艺到底是应该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还是如有的人讲的，‘一半对一半’？”她认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她最后自我辩解说，她所犯的错误“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反作用。”

追求真理是丁玲的性格。经过整风学习和思想清理，丁玲努力将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协调起来。在明确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之后，丁玲公开发表了《关于立场问题之我见》一文，明确表示接受毛泽东对她的批评。6月，在中央研究院以批判王实味为中心内容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上，丁玲就自己整风前、整风中的主要错误表现及思想根源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反省。这就是丁玲经过整理后，公开发表于6月16日《解放日报》上的《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六月十一日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座谈会上的发言》。

丁玲的思想变化，在整风时期的延安文艺界是极具影响力的。作为曾在延安文艺界占主导地位的错误思潮的代表，“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丁玲的转向打破了延安文艺界两军对垒、相持不下的局面，使整风运动按预期目标顺利向纵深发展。

丁玲创作再现陕北新人、新事、新天地；毛泽东为丁玲“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

由于丁玲恰值延安整风运动进入高潮的关键时刻“转向”、旗帜鲜明地与王实味在政治上划清了界限，并就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明确表态无条件地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从而重新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就在丁玲苦苦思忖着如何在文艺创作中体现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时，胡乔木转达来毛泽东的意见：“你到工农兵中去吧！可以多写些通讯报道，多写些短文章。”

同年7月，为纪念抗战五周年，朱德约丁玲到总司令部所在地桃林去看电报。两天过后，丁玲完成了学习毛泽东《讲话》后的第一篇试笔作《十八个》。

在这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丁玲在审干运动中受到了不公正的政治冷遇。在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的全党普遍整风阶段，中央为配合思想整顿的深化，决定同时开展组织整顿，重点是审查干部。这在当时本来是必要的。但是，审干工作的总负责人康生却率先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荒谬逻辑，散布对知识分子的怀疑甚至仇视情绪，制造解放区及革命队伍中特务如麻的紧张气氛，并亲手指挥了一场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过火斗争，无情打击。一时间，伤人无数。

这期间，一向对丁玲抱有敌意的康生，虽碍于毛泽东的情面，未敢把丁玲作为抢救运动的对象，却利用手中职权，利用丁玲曾被国民党逮捕过和曾有过的思想偏颇，煽动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对丁玲进行非法审查、逼讯和围攻，给她捏造了诸多莫须有的罪名。幸得毛泽东及时发觉审干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纠正。

丁玲复出后，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到解放区农民和战士的生活中去，一支饱蘸感情的纤笔尽情地描绘出明丽的陕北风光。从1944年新年开始，她连续写下了《二十把板斧》、《田保霖》、《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老婆疙瘩》、《记砖窑湾骡马大会》、《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三日杂记》等一系列无论从选材到主题，还是从文体到笔法都迥异于以往风格的散文特写。

毛泽东始终以欣慰、赞赏的目光注视着丁玲在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不懈努力和不断进步的过程，并及时加以鼓励和引导。1944年夏，丁玲参加当时边区的合作会议，写下了《田保霖》一文，这是一篇正面描写和歌颂英雄模范的报告文学，亲切自然，真实可信。7月1日上午，住在延安南门外边区文协的丁玲和欧阳山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讲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感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当天下午，丁玲和欧阳山应约到毛泽东枣园住处聚谈，毛泽东留他们吃晚饭，席间对丁玲的新作仍赞不绝口：“我一口气读完《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此后，毛泽东又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对于毛泽东的赞扬，丁玲很清醒，她知道：“这是毛泽东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作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一条平坦宽广的路，这不只是为我一个人，而且是为许多的文艺工作者。”

丁玲完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评价：“丁玲是个好同志”

1945年抗战胜利。初秋，丁玲组织了延安文艺通讯团，于9月离开延安，离开陕北，离开毛泽东，拟取道华北解放区去东北工作。但因内战交通中断，被阻滞在晋察冀，一呆就是两年。这期间，丁玲深入河北农村，广泛收集素材，进行写工农兵的长篇创作，以偿她多年的夙愿。

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脱稿问世。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作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于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这部作品，为丁玲在国内外赢得了巨大声誉，同时奠定了她在新中国文坛上的显赫地位。

关于毛泽东对她创作这一作品的积极影响，丁玲后来写道：“当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了，我倒觉得要说出延安时期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毛泽东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报答他老人家……”

对于毛泽东，丁玲一直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在经历了与毛泽东关系若干年风雨沧桑之后，丁玲曾不无感慨地作过一番冷静、客观的回眸：“毛泽东统率革命大军，创业惟艰，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这群人的弱点、缺点，从个人角度可能他并不喜欢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和这些人交朋友，帮助这些人靠近无产阶级，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自觉地转变过来……”

此语可谓对毛泽东知之甚深。因为正是在毛泽东的直接熏陶和影响下，从上海“亭子间”投身到延安“窑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丁玲，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完成了从《“三八”节有感》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脱胎换骨”式的转变，从而成为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一位杰出女战士，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面颇具号召力的旗帜。正如丁玲自己所说的：“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