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近代词典史的创世纪

摘要：孔子聃的《近代初期的欧洲词典： 词典学及文化遗产的建构》一书是国际学者最早关注16至17世纪以拉丁语、希腊语为主的欧洲古典语言词典传统对欧洲民族独立后新兴民族语言词典的影响的著作。虽然地理上的西欧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族及罗曼语族的诸多语言，但作者只以拉丁语和日耳曼语族语言为研究重点。该书涉及德国、荷兰、英国等国及斯堪的纳维亚语、拉丁语、拜占庭希腊语等语言在近代初期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及新的建构。

关键词：欧洲近代词典史词典学文化遗产建构

一

孔子聃（John Considine）[1]的专著《近代初期的欧洲词典： 词典学及文化遗产的建构》（以下简称《欧洲词典》）追溯并勾勒了16世纪初期至17世纪中期的拉丁语、希腊语等古典语言词典传统，以及欧洲民族独立后日渐兴起的日耳曼语族中的德语、英语、斯堪的纳维亚语等欧洲地方语言（Vernacular）词典传统。欧洲词典史的新世纪发生在欧洲的“近代初期”（Early Modern Europe）。多数学者认同的欧洲“近代初期”基本上指15世纪末中世纪结束后至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及英国工业革命前这一段时期。此间欧洲发生了诸如文艺复兴、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古登堡印刷技术革命、宗教改革运动等一系列影响到欧洲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在同一时期，欧洲各国语言不再是拉丁语的附庸，而是转身成为各民族新兴的通用语言。

孔子聃的立意不在技术性地分析或再现欧洲近代早期的词典史对中世纪词典的继承关系，而在侧重分析近代早期词典的编纂理念及强调词典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作者从词典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考察欧洲近代早期词典，揭示它们如何传承基因关系，同时剖析词典学与文化遗产的建构。由于其间穿插了诸多文化遗产的建构者——词典编纂者的趣闻轶事，因而既展现了这些作者的突出个性及其在词典编纂和出版方面的作为，又与学术性极高的内容呼应。这样一部立体、深入地研究近代初期的欧洲词典史著作，出版后在国际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二

鉴于国内学界鲜有人知道这本新书，本文将重点介绍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

该书第一章开篇就两个不同时代的辞书作者Hei Estienne和Conor OBegley的共同之处做了分析——作为流亡者，他们深切地关注自己的母语及文化，且他们都认为编纂词典是一项异常艰巨但又极为英雄的行为。孔子聃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双重的联系——即词典被当作是英雄般的作品，并且它们的作者也被视为具有英雄人格的人物”。但事实却往往与现实相违，当约翰逊编纂词典时，他本可以享受思想驰骋、激扬文字的乐趣，却被枯燥乏味的苦力活羁绊，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挑选、编写、校刊词条的工作，这本是被像约翰逊此类天才型人物所鄙夷的卑微的苦力活。然而，当词典完成大获成功之际，被词典的光环笼罩着的词典编纂者，被知识分子们尊为杰出的英雄之辈。

作者在第一章的最后介绍了该书九章的具体安排。第一章介绍词典与文化遗产的联系。第二章对自印刷术之后的词典进行综合介绍。第三章则对1530—1540年间Robert Estienne出版的词典及其作者进行研究。第四章介绍了重新发掘欧洲各国的语言文化遗产，以德国、荷兰为例阐释了16世纪到17世纪20年代期间的词典史。第五章涉及的是英国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的词典史。第六章讨论的是英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在17世纪中叶后的发展变化。第七章讨论17世纪后的拉丁语和拜占庭希腊语。第八章评论了基于以往传统但又与之不同的17世纪词典观念的三个特点。最后一章是全书总结。地理上的西欧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族及罗曼语族的诸多语言，作者只以拉丁语和日耳曼语族语言为研究重点。此外，为了更好地理解16世纪至17世纪时人们的普遍词典观念（lexicographical thought），作者避免对词典观念进行任何价值性判断。同时，研究中有时会超越词典的范畴，纳入一些简短的词表或者对后来词典编纂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献。

纵览全书构架，根据各章内容，可以将全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二、三章涉及的都是欧洲古典语言传统，可归为第一部分；四至六章涉及欧洲各国的语言，可归为第二部分；七至八章可以归为第三部分。下文对这三个部分分别进行评述。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词典学传统可以追溯至1508年Erasmus of Rotterdam（1466—1536）出版的古希腊古拉丁格言词典Adagia，该词典与威尼斯的Aldus Manutius的Officina一起出版。Adagia的词条是单词、格言及短语的混合体，之所以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首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词典史著作，在于作者从大量手稿文献中汇集并整理了古典时期的百科全书，以词条形式涵盖了古典时期的文化遗产。自此，珍稀的手稿或孤本中所承载的几近消失的古典语言传统重新被吸纳进入到欧洲近代初期的词典中。Erasmus突破了以往词典传统狭隘的难词传统，将其从单纯的语言层面扩展到文化层面，而这样的语文学词典传统自16世纪上半叶才开始存在。人文学词典早在15世纪末就已出现，其代表作当属Giovanni Crastone的希腊语拉丁语词典Lexicon graecolatinum（1476），洋洋洒洒的共有520页（folio）之多，词条总计约1.8万余条，这部词典在出版后的半个世纪中成为学者和学生必用的工具书。人文学词典虽然同样重在发掘古典词典学传统，但其立意重在服务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并用这两种语言写作的读者。16世纪最畅销的拉丁语词典是Ambrogio Calepino（1440—1510）的Cornucopi（1502），至1779年共印刷了211版，多数都是在原版基础上的修订或增补版，将其变成双语或多语词典。Calepino的拉丁语词典最大的优点是直接引用了古典作者的原文，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词典与中世纪词典分道扬镳最突出的特征。Guillaume Budé（1467—1540）的希腊语注解Commentarii linguae graecae（1529年初版，1548年修订再版），其中收入的7000余条希腊词不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序的，而是根据主题排序；虽然没有以词典命名，但内容更契合词典的本质。Budé在词典史上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词汇作为语文学而非人文修辞学的产物，精确的定义及广泛的例证为词典之本源。秉承Budé词典传统的是Robert Estienne（1503—1559）。1531年，Robert Estienne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拉丁语法语词典Dictionarium， seu latinae linguae thesaurus之后，开始着手考虑如何编写一部比Calepino更好的拉丁语词典，他有意区分了学者型词典和学习者词典。1536年，第二版2卷本Dictionarium， seu latinae linguae thesaurus除了增补拉丁语词条，最显著的变化是增加了大量翔实的法语译文。此后，Robert Estienne不断增补再版，试图收纳更多的拉丁语演讲、史著、诗歌等各种题材的例证。Dictionarium， seu latinae linguae thesaurus的词典学特征從精神内核上更接近Erasmus或Budé的词典，词典有精编的词条及其恰当的拉丁用法，页面设计优雅，词目全部用大字符印刷，小字印刷词目词的派生词，所有的词条完全按字母排序法排列。尤为让人称赞的是，Dictionarium， seu latinae linguae thesaurus收入了当代学者考证性文章或语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Robert Estienne的词典因而既继承了古典又传承了当代文化，成为时代之代表作，而他的词典学传统又由他的儿子——16世纪下半叶欧洲著名的学者Hei Estienne（1531—1598）发扬光大。Hei Estienne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拉丁语、希腊语的教育，他不仅继承了家族的印刷出版生意，父亲对他的影响还体现在他对学术出版及辞书编纂的浓厚兴趣方面。他的希腊语法语辞典Thesaurus graecae linguae（1572）是欧洲有史以来出版的最厚重的词典，双栏印刷4208页，收入6.4万余词目，按照词源和字母顺序相结合的方式编排，例证中援引了大量的古希腊文的名篇名句。这样一对传奇的父子及他们的词典亦是16世纪欧洲近代早期词典史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

欧洲中世纪研究的古语言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最初记录欧洲各国语言的词典通常都是拉丁语和欧洲各國语言的双语词典。自13世纪至17世纪，已有西班牙语、法语、英语、丹麦语、瑞典语等五种语言通过语言标准化进程（standardization），被地方集权君主确立为当地官方语言。意大利语、德语、荷兰语的标准化进程是在没有完成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发生的。地位日益上升的标准化地方语言让许多16世纪的语文学家意识到： 民族语言应当被某一政治或文化共同体当作共同的遗产，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的及历时的研究，而词典也成为解读遗产的钥匙和工具。

该书第四、五、六章分析了日耳曼语族中德语、英语、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在标准化进程中的词典学传统，因为这一支传统与从拉丁语系衍生出的某些欧洲语言词典史有着迥异的特点。近代德语的词典学传统奠基于8世纪前半叶的古高地德国和古萨克逊词表，在1467—1600年间，共计858部双语或多语德语词表或词典得以出版，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对应词词典。随着越来越多的古高地德语文献的发现及语文学研究的推进，1494年，Johannes Trithemius（1462—1516）出版了第一部古高地德语与近代德语的词表De scriptoribus ecclesiasticis，虽然只有300余词条，但它的里程碑式的价值在于词表承载的古德语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继后，古荷兰语词表于1602年出版，古英语词表于1605年出版，古北欧语言（Old Norse）词表于1636年出版，而古撒克逊语词表直到19世纪才出现。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德语词典是1561年Josua Maaler编写出版的德拉词典Die Teütsch Spraach。这部德拉词典共536页，含1.1万多条词目，1.3万余副词条，3万余条例证，赋予了德语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被使用着的活语言应有的地位。编纂低地德语词典的需求来源于他们不同于高地德语民族的意识，而民族语言的确立是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1562年Cornelius Kiliaan（1529—1607）的拉丁希腊法语荷兰语词典Dictionarium tetraglotton应需而生，收有2万多条词目。在此基础上陆续出版的其他荷兰语词典都是多语或者双语词典。Kiliaan在1599年出版的第三版荷兰语拉丁语词典名为Etymologicum teutonicae linguae，内容增至690页，约含3.5万词条，骄傲地向世人展示了荷兰语作为独立语言已然屹立于世界语言的舞台之上。这个时代的双语或多语词典都是普遍比较语言学观念的产物，都在试图证明自己民族语言与巴别塔倒掉之前源语言的关系。

1650年之前的英语词典史与德国、荷兰词典史有共同之处——拉丁语和英语的双语词典数量最多。15世纪上半叶比较重要的词典有拉丁语古英语的Medulla grammatice， Hortus vocabulorum（1500）和Promptorium parvulorum（1499）；15世纪下半叶的英语词典开始显露出其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如1538年Sir Thomas Elyot的Dictionary及此后的修订版Bibliotheca Eliotae（1545）中，词典中的英语词汇及短语日益丰富。至William Camden（1551—1623）所著的大不列颠诸岛及爱尔兰编年史的英文版Britannia（1610）出版，英语词典史上清晰可见的是英语语言的地位上升，其逐渐摆脱了依附拉丁语的从属地位，此间英语和罗曼语族如法语等语言的双语词典增多，并出现了地名、法律用语等专科词典。上述的双语词典中，英语都是古英语（大约5世纪中叶至12世纪中叶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的英语），作者从手稿文献中爬梳自己民族的传统语言，通过双语词典重建民族文化遗产。

1659年，William Somner（1598—1669）的古英语拉丁语英语词典Dictionarium saxonicolatinoanglicum是集大成的词典著作，共含1.54万词条。词典页面齐整，古英语词条对应拉丁语释文和英语释文，词典中有例证、词源及百科性质的内容。Somner的这部词典汇集了欧洲出版的73部词表及英国出版的71部词表，英语释文中因详解英国当时著名人物、地名学等内容而具有明显的英国地域性标记。Franciscus Junius（1591—1677）父子同名，父亲因将《圣经旧约》译成拉丁语而名垂千古，儿子则作为日耳曼语系历史比较法的创建者在语言史上享有盛名。小Junius编写过数部手稿词典，并从词源的角度对古英语、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古高地德语、荷兰语进行研究。他倾注心血最多的英语词源词典Etymologicum anglicanum在词典史上独树一帜，从古英语词目中牵连出许多欧洲语言中类似的词，这部词典在他去世后于1743年被改编后出版，成为约翰逊编纂词典时参考的重要词源工具书之一。

丹麦和瑞典政治独立后，1626年出版的丹麦拉丁语词典Dictionarium Herlovianum和1640年出版的瑞典语拉丁语词典Dictionarium latinosuecogermanicum，宣告了标准民族语言的独立地位，同时，他们将自己民族语言文化之根定位于古哥特语和文化。1636年，丹麦希腊语和医学教授Ole Worm（1588—1655）编纂的关于丹麦语文献溯源之哥特语初稿Runir， seu danica literatura antiquissima， vulgo gothica dicta luci reddita完成，书前有320个词的古北欧语词表（是一种类似于中国甲骨文的石刻字母文字，名为Runic alphabet），此书数年后出版，成为古北欧语第一部出版的词典。1650年，Worm又出版了古丹麦历史和诗歌中的难词词典Specimen lexici runici，以1100条石刻字母词（Runes）做词目，辅以丰富的词汇、文学等引文，堪称丹麦（冰岛）的文化遗产词典。最经典的北欧语词典是1671年Georg Stiernhielm增补Franciscus Junius哥特语古英语词典出版的古哥特语冰岛语瑞典语拉丁语的词典（英译名为Glossary of UlfilaGothic with Related Languages by Franciscus Junius， now Enlarged with Swedish and Improved by Georg Stiernhielm）。这部历时词典涵盖了古今瑞典语，到20世纪时被人们评论为“一部爱国主义作品而非语文学作品”。

受到欧洲民族语言挑战的16世纪至17世纪后古典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典传统，与欧洲民族语言词典的编纂同步前进。1595年，Bonaventure de Smet（1538—1614）出版的希腊拉丁辞典Thesaurus utriusque linguae汇集了古典语言时期之后产生、仍在使用的新拉丁语词汇和中世纪希腊语词汇，虽然它不是此类词典的第一部，但却是价值很高的一部。中世纪希腊语发展至拜占庭希腊语，承载的是拜占庭帝国（395—1453）时期的文学、政治、科技、法律、经济等文化遗产，大量丰富的、不受只尊崇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者们重视的新拉丁语及拜占庭希腊语文献的发现，为这一时期新拉丁语和中世纪希腊语词典的编纂留下了可供拓展的空间。继de Smet之后编写的新拉丁语和中世纪希腊语词典，所参阅的手稿文献数量急剧攀升，收词数量也呈几何级增长。16世纪的新拉丁语词典的发展形势更为可喜，法典中或科技用语中的新拉丁语词虽然从未出现在古典拉丁语词汇中，但由于使用者众多且其内容极为重要，受古罗马法影响的国家相应地编出了新拉丁语和民族语言的双语词典，衍生出了一批新拉丁语的法律用语专科词典，词典的规模也不断地超越前人。最具代表性的是Charles Du Fresne Sieur du Cange（1610—1688）编纂的两部词典——中世纪和近代的拉丁词典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is（1678），中世纪和近代希腊语词典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graecitatis（1688）。这两部词典都是按主题编排的，每个词目下是近乎百科全书式的长篇释文，甚至有多达数十页的引文，也有一些引自当时作品的较短释文。Du Cange的这两部词典迄今未被人超越，因此可以视为这一支传统的最高成就者和终结者。由于法语是从后古典时期的日常拉丁语衍生而来的，因此，Du Cange的拉丁语词典对法语的词源词典编纂有着重要的意义。

16世纪后半叶，欧洲出现了三种新型词典——多语词典（polyglot dictionaries）、人工世界语词典和为了证明世界原初语言（《圣经》所记载的巴别塔倒掉之前人类使用的共同语）的词典。这些词典的出现是为了弥补众多欧洲民族独立后造成的语言林立、难以交流的困境，这是该书第八章所述及的主要内容。多语词典的编纂主要在某部词典的基础上将其翻译成其他语言，如在Calepino的词典基础上编纂了百余部词典，实际上是Calepino词典的多语翻译系列。多语辞典Thesaurus polyglottus vel dictionarium multilingue原本计划收纳72种语言（《圣经》记载巴别塔倒掉之后共有72种语言）九大语系： 希伯来、希腊、拉丁、日耳曼、斯拉夫、欧洲（还包括芬兰语、匈牙利语和巴斯克语）、亚洲、非洲及美洲，最后扩展到400余种语言（由于很多语言是同一语族的成员，实际语言数量要少于此数）。在这部词典中，亚洲、非洲语言被首次纳入欧洲的词典史。多语词典的编纂者们提议创造一种纯理性、世界通用的人工语言。这种想法早在17世纪就被付诸实施，英国Cave Beck（1623—1706）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人造世界语言的语法书和词典Universal character（1657），17世纪后半叶，更多此类词典出版。英国皇家学会还为此专门成立了语言调查委员会，1668年John Wilkins（1614—1672）发表的调查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是一卷本词典An alphabetical dictionary， wherein all English words according to their various significations， are either referred to their places in the philosophical tables， or explained by such words as are in those tables，收录的是17世纪英拉词典中的英语哲学词汇。在探讨原初语言的热潮中，虽然各方意见分歧，但对编纂一部追溯人类语言历史的词典提出了很多设想，在词典观念史上有进步意义。

三

孔子聃在全書最后提出： 词典是个人遗产与文化遗产的综合体，词典史与词汇史、语言学史、学术史等学科都有交叉，如果将其置于更为宽泛的文化史的范畴中进行研究，则可以将词典史从以往狭小的领域中解放出来。对于欧洲近代初期的词典史而言，各种词典类型共存，并在某种程度上互有交织，因此，孔子聃仅以拉丁语等古典语言和日耳曼语族的词典史为重点，聚焦欧洲近代初期词典史的发展进程。

孔子聃的专著《欧洲词典》全书不到400页，但纵横欧洲学术史、词典史一百余年，学术分量很重。近代初期的欧洲经历了很多重大事件，就语言而言，从拉丁语一统天下到让位于欧洲各民族语言，在此期间的欧洲词典史如同欧洲的语言史和文化史，既有断裂又有牵连。以往的词典史著作建构在对历史著名词典的逐一叙事，而欧洲的历史现实却不是这样清晰可辨的，欧洲各国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孔子聃的词典史以牛津学者严谨的学术语言，扎实的欧洲近代档案文献基础，深思熟虑的研究方法和取向，对欧洲近代以来萌发的多种类型、多种语言的词典史进行了综合全面的研究。这样厚重的欧洲近代初期词典史著作值得中国学界引起重视，因为欧洲与中国在16世纪相遇，欧洲的词典史传统自16世纪下半叶传入中国，已与中国近现代词典史交汇融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以全球视野看待并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近现代词典史，而孔子聃的著作为我们打开了通往遥远的欧洲近代词典史的一扇窗口。我们通过关注这位国际知名学者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好地反思和整理中国近现代词典史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

附注

[1]孔子聃，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文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 Considine J. Dictionar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exicography and the Making of Herit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89）

（责任编辑李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