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罗素的中国学术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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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是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罗素提出“逻辑原子主义和中立一元论”学说，以他命名的“罗素悖论”对20世纪的数学基础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罗素曾游历各国讲学，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1920年10月12日到1921年7月11日，他曾对中国进行过一次访问。在五四后的中国知识界，罗素访华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的热谈，承载了中国新文化界众多的期望与想象。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中西文化的交流，无论是对中国知识界而言，还是对罗素本人而言，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未到中国，已经受热烈欢迎

1920年，北京大学校长、欧美同学会总干事蔡元培和傅桐教授联名电邀罗素来华讲学，罗素欣然接受。尚志学会、北京大学、新学会及上海中国公学四团体决定各团体均派代表专程赴上海迎接，以示隆重，并推赵元任（欧美同学会会员、清华学校教授）、叶景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干事、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员）、丁文江（欧美同学会会员、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等人轮流担任口译，傅弼等为接待员。

中国学术界为罗素的来华讲学营造气氛做了很多工作。早在罗素来华前的几个月，中国各大报纸就纷纷报导相关消息，对罗素来华充满着殷切期待，对其学术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申报》1920年7月11日披露了罗素来华讲学的消息，将罗素列为世界四大哲学家之一，称赞他是大数学家转而为大哲学家，“现在欧洲主张社会改造学说，风动全世界”。《新青年》杂志八卷二号和三号比较集中地介绍了罗素生平、思想以及被译成中文的罗素的著作。前一期的封面上印有罗素的半身像，在像下注明他是“很快就要来到中国的大哲学家”。在后一期上刊出了张申府编辑的《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帮助中国读者了解罗素的学说。《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性刊物，它对罗素的介绍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它的刊物如《东方杂志》《民铎》《改造》《晨报》等，也都集中力量对罗素进行了大量宣传和介绍。

罗素是科学、民主、自由的斗士，而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人民急盼着科学、民主、自由在中国的实现，所以他们热切期盼着罗素的到来。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也是一个狂热的罗素崇拜者，把罗素说成是伟大至极的哲学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哲学家能比得上他。如果说张申府对于罗素的评价还不具有权威性的话，那么美国哲学家杜威对罗素的评价可谓具有绝对权威。杜威曾以《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为题，对柏格森、詹姆士和罗素作了介绍。杜威认为罗素的哲学是以纯粹的数学为基础的哲学，他指出：“有人说，世界上真能够懂得数学的哲学的人，至多不过二十人，我既不是二十人之一，我也不能懂得。”以杜威这样的有世界性地位的哲学家尚且不能理解罗素的哲学，可见罗素哲学的深奥难懂，这种说法无疑极大地提高了罗素哲学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到上海，却无人“迎接”

1920年10月12日，罗素抵达上海。陪同他的是女友朵拉，在中国期间被称为罗素夫人（1921年9月，罗素从中国回到英国后，和分居十年的爱丽丝正式离婚。一周之后，罗素和朵拉结婚）。一上岸，他们发现码头上没有欢迎的人群，不禁大吃一惊，罗素甚至以为这是中国人的幽默，让他白跑一趟。这当然是虚惊一场，原来他们乘坐的轮船提前到达了。得知罗素已经抵达上海的消息，迎接的人忙匆匆赶去。

其实，罗素要担心的是英国方面的特工。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就因积极反战，被英国警察局监禁过半年。罗素这次访华，英国方面也怕他“公开发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并流露出反英情绪”，就在罗素因无人迎接而在船上彷徨时，英国领事馆的人已经盯上他并与英国外交部、国防部函电交涉，差点将他押回英国。

1921年3月间，因罗素在华宣传“危险思想”，北洋政府曾考虑过要将罗素驱逐出境。所谓“危险思想”可能是指一篇被上海共产党组织印为传单的《共产主义理想》，但《共产主义理想》主要是从理论上阐释共产主义合乎人类理性，并没有直接号召中国人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北洋政府几次犹豫，最终没有下令驱逐罗素。

罗素抵达上海之初，在回答此行来中国的目的时曾明确表示说：“研究哲学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的。”据《申报》、《时事新报》等报载，罗素于10月14日游览上海华界，“不愿注意租界内情形，往沪南闸北，途中所见事事物物一一询问，而于苦力工人生活注意特甚，屡令停车，步行观察”。罗素在上海期间下榻在位于今西藏中路汉口路的一品香旅馆，该旅馆向以中式西餐闻名，早期是二层楼的中式楼房，1920年后翻造为大楼建筑，是接待外国人较多的著名旅馆。

罗素抵达上海的当晚，中国公学等六团体在大东旅馆举行欢迎会，到会者有徐谦、陈独秀、杨端六、张东荪等数百人。到达上海的次日，罗素就不顾旅途劳顿，应江苏教育会、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等团体的邀请在上海大东旅社发表“中国应保存固有之国粹”的讲演。14日下午和16日下午，罗素又分别在中国公学和江苏教育会讲“社会改造原理”和“教育的效用”。《申报》和《时事新报》等著名报纸对这些讲演均作了专题报道。据罗素后来回忆，初见上海使他感到这是一个白人的大都会，上海的生活与他习惯的生活没有两样。同时，上海又是一个繁华与落后的混合体，它的开放和对时尚的追求使它能广收博采并保持活力，但上海的租界和破败的贫民区使它显得畸形。当时的上海江南造船厂甚至给美国造了四艘万吨轮船，罗素视之为中国民族工业走向自立的象征。

罗素十分欣赏中国的自然景物、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范，在演讲中屡次加以赞扬，津津乐道。比如罗素说过：“中国的文明远比中国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统的特性。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惟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维持了下来。中国文明也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他希望中西文化能够接触、融合，并进而产生一种更高级的新文化。

罗素10月31日到达北京，新学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团体纷纷请他演讲。担任罗素在华期间专业翻译任务的赵元任后来回忆说：“在上海短暂停留后，我和罗素一行经杭州、南京、长沙，然后北上北京，沿途趣事颇多。在女子高等师范讲演的时候，人们兴趣浓厚，有1500人挤不进讲堂，那个年头并没有有效的音响设备将讲词播放于场外。”

11月9日，罗素出席讲学社（梁启超创办的一个学术机构，负责邀请国际名人来华讲学，蒋百里兼任讲学社的总干事）的欢迎会，受到汪大燮、梁启超等人的热情接待。罗素在演说中对中西方文化作了比较。梁启超代表讲学社向罗素致欢迎辞，并借此向传媒界亮出讲学社不分地域门户、广纳天下才智的宗旨。他说：“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至于讲学社，是一个介绍的机关，只要是有价值的演说，我们不分门户，都要把他介绍进来。好像我们开一个大商店，只要是好货，都要办进，凭各人喜欢买那样就买那样。我常说中国学问的衰弱，由汉朝的表彰六艺、罢黜百家。无论他表彰的、罢黜的对不对，总是把思想的自由锢蔽了。所以我们要大开门户，对现代有价值的学说都要欢迎、都要灌输，这就是讲学社的宗旨。”

同时，梁启超也特别提到邀请罗素来华的两个理由：第一，“我们认为往后世界人类所要求的，是生活的理想化，理想的生活化。罗素先生的学说，最能满足这个要求”。第二，罗素的人格值得敬佩，因为他具有“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这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最后，梁启超要求罗素将如同吕纯阳能点石成金的手指那样的“研究学问的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人。虽然之后罗素的讲学地点主要被安排在北京大学，但实际的事务工作多由讲学社中梁启超的一些重要助手来处理，如蒋百里作为讲学社的总干事，对罗素讲学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尽力协助。

罗素在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期间的讲学活动，多在北京大学三院及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场举行。罗素先后以《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理逻辑》等为题进行演讲，备受各界注目，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当时社会上还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经常举行讨论会。该会多次邀请罗素参加在欧美同学会召开的讨论会，题目广泛，以哲学、社会方面为多，从1920年12月14日、21日和28日讨论的《真理的客观性》及《共产主义何以不能实现于现在的中国》等题可见一斑。

为了更好更正确地理解罗素的哲学思想，傅桐教授在北京大学倡导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不定期地举行讨论会交流学习和研究罗素哲学思想的收获。罗素也每周一次参加他们的英文讨论会，每两周一次参加他们的中文讨论会。为配合罗素的演讲活动，北京大学发行了《罗素季刊》，和《北京大学日刊》一起成为当时传播、介绍和研究罗素哲学思想的重要阵地。为表示对罗素学说研究会的感谢，1921年1月29日，罗素在无量大人胡同住所举办恳谈会，招待罗素学说研究会40余位会员。

罗素长沙演讲的速记员毛泽东

1920年10月底至11月初，湖南省教育会在长沙举行中外名人学术讲演大会，邀请在中国讲学的杜威、罗素，以及国内著名学者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东荪、章太炎、杨端六等来湖南讲学、演讲，内容涉及哲学、教育、社会改造、男女平等诸问题。除省教育会委员、政界名流外，各县派代表前来长沙听讲，省城各校师生被安排聆听讲演。一时间长沙城内听者如潮，成为“吾湘得未曾有之盛会”。

10月26日，罗素应邀在长沙发表题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他指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并终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可消除贫富两大阶级的不平等，可以免除战争，不再有劳逸不均和生活相差悬殊。当时，毛泽东应长沙《大公报》之邀担任罗素讲演会的特约记录员，并由此促进了自身思想的转变。1919年11月起，毛泽东就应《大公报》之约，担任“馆外撰述员”，为该报提供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还聆听了许多场次的讲演。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萧子升等的信中写道：“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

这次学术讲演会中，毛泽东在接受新思潮新学术熏染的同时，以一种强烈求知和严肃批判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学术观点，因此讲演会对于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其中，罗素讲演的影响最为明显。毛泽东不仅到现场听罗素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还参与了对讲演稿记录版本的选择和修订工作，在听取或记录杨端六、李石曾、张东荪相关讲演后又进一步了解了罗素的思想主张。从当时讲演记录来看，罗素讲演是“最为湘人欢迎”的。罗素曾声明布尔什维克不是过激主义，世界本无所谓过激主义，过激主义的名词完全是被捏造出来的谥号。罗素讲演宣传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过激主义”在长沙引起很大的反响。毛泽东听了讲演之后，与新民学会会友多次讨论罗素讲演的问题。毛泽东领导的文化书社销售《罗素政治思想》、《罗素社会改造原理》等书籍，不仅适应了此次学术讲演会的形势要求，而且在讲演会后进一步宣传了罗素等人的教育思想。

然而毛泽东在听罗素讲演一个月以后公开表示，罗素的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1920年11月，毛泽东连续收到留法友人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罗学瓒等人的信，告知这批学子在法国蒙达尼召开会议时将新民学会宗旨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蔡和森对张东荪、张君劢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以及对萧子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说：“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罗素讲演对共产主义的称赞以及对俄国“劳农专政”的批判确实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但毛泽东最终扬弃了罗素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赞成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张，认识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得出的结论是：“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毛泽东首先表明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的态度，“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这次学术讲演会正发生于毛泽东参与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之后，讲演会中各种新思想的启迪和中外著名学者的指点迷津，促使毛泽东在11月中下旬全面地反思和总结自治运动的教训。如果说蔡和森的法国来信正面引导和推动了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那么讲演会期间各位名人特别是罗素的思想观点，则从另一方面影响了他思想的转变。

一次不愉快的学术之旅

1921年3月中旬，罗素罹染肺炎，住进德国医院，病势危急。正在北京大学讲学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赶往医院，为罗素办理遗嘱。消息传出，各界震惊，前往医院探询者络绎不绝。罗素经过精心治疗，于5月14日出院。

讲学会、罗素学说研究会于7月6日在教育部会场举行欢送大会，并请罗素和勃拉克作最后一次演讲，以为临别赠言。罗素以其在华数月的观察印象作了《中国的自由之路》的演讲。他坦诚地说，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应当改造的，中国不过是其中之一。改造的重大责任自然有赖青年负担，中国学生极富进取精神，前途很可乐观。因此，中国有志改革的人们顶好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切莫完全依靠外人。就中国的实际看，有两件应该注意的事情，一是中国不要盲目地采用欧洲文化，千万不要好坏齐收；二是中国旧文明之不适于新人生需求者，应该割爱。孔子学说和儒学都到了自然剥落的程度，不能使个人的事业发展，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对于如何改造中国，他认为应先从政治方面入手，不应当从经济方面入手，否则其势必归于无用。改革中国的政治，最好是用俄国的方法，不宜用西方的平民政治。欲使现在中国国民知识普及、实业发达，而又不染资本主义的流毒，只有采用俄国共产党的方法最为合宜。当然，他们的制度属于初创，有某些错处也是免不了的，正可以引为前车之鉴。他说，中国现在无政府状态的军阀极宜扑灭，这是中国改革家、激进派和缓进派的共同目标。罗素在演说中还强烈抨击了前美国驻华公使克兰所谓“国际共管”的谬论。

7月7日晚，讲学社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为罗素设宴饯行，到会者有汪大燮、梁启超、范源濂、蒋梦麟、丁在君、邓萃英等20余人。罗素畅言欲救中国，领袖型的人才并不在多，只需有十数有知识、有道德兼有才干的人，尽可以有改造中国的希望。

罗素对中国的访问并不成功。他很快发现，迎接他的不仅是鲜花和掌声，也有激烈的批评声。罗素思想向来左倾，访华期间一直遭受英国情报部门人员的跟踪。他的见解在今天看来固然让人受益匪浅，但一些思想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罗素的演讲并不买账。罗素所讲的哲学是“数学”的哲学，没有多少人听得懂；罗素赞同社会主义，却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总之，他主张不要墨守成规，但也不要全盘西化，更不要全盘俄化。“保守派”对他不满意，激进派更不满意。陈独秀就给罗素写了一封信，说他使“进步的中国人”非常失望。胡适曾写过一首题为《一个哲学家》的白话诗，诗中颇多讽刺，不点名地表达了他对罗素中国之行的不满：“他自己不要国家，但他劝我们须要爱国；他自己不信政府，但他要我们行国家社会主义。他看中了一条到自由之路，但他另给我们找一条路；这条路他自己并不赞成，但他说我们还不配到他的路上去。他说救中国只须一万个好人，但一两‘打’也可以将就了——我们要敬告他，这种迷梦，我们早已做够了！”胡适在诗中指责罗素“一两打好人即可救中国”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迷梦”，然而时隔一个月后，他自称第一次公开谈政治时，似乎又认同了罗素的主张。在一个题为“好政府主义”的讲演中，他提出“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作积极的奋斗，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将近一年之后，由胡适策划，包括丁文江、蔡元培在内的16位中国知识界著名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酿成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稍微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其思想来源之一，正是罗素饯别宴席上的谈话和临别演说中留下的箴言。难以划入哪个派别的张东荪对罗素的期望最高，失望也最大，他在罗素离华半个月后写文章，抱怨罗素“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知道我们呢？”张东荪奚落罗素是说“梦话”，并断言罗素“对于中国情形毫无所得”。

总的来说，此次罗素访华是不成功的，没有出现一场期待中的思想风暴，不免令人失望，甚至讥评四起。罗素回国时的心情，与其刚刚抵达上海时截然不同，此后他仍关注中国的时局，多次撰文和发表演说，为改造中国献策。罗素反对日本、英国及欧美各大国对中国侵略与压迫的政策，特别是在“五卅运动”发生后，他揭示事实真相，批评英国报纸任意捏造、混淆是非的做法，指出“五卅运动”乃是中国人民谋求独立的运动，而非排外活动，给予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以很大的支持。

罗素对中国的感情从来没有淡漠过，对中国的期待也从来没有松懈过，他始终惦念着这个东方古国的未来。直到93岁那年，他还在《中国问题》的再版序言中写道：“中国人曾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