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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拓展

    时间:2021-01-21 07:58: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海派经济学淮海论坛”就当代马克恩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发展以及学科定位进行了研讨,对研究范式、学术原则和基本经济制度与体制改革以及“中国模式”、金融制度创新、劳动价值论等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海派经济学淮海论坛;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F0—0;F043;F04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2—0159—05

    2007年发端于美国目前还在发展的这场百年一遇的世界性金融一经济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再次折戟沉沙。而《资本论》的重新畅销(“欧洲重新出现了马克思热、《资本论》热”,著名经济学家洪远朋再次修订完善的《通俗<资本论)》于2009年4月份亮相后,“迅速引起读者的关注和热烈反应,上市近10个月以来,网上销售加上读者邮购已逾万册,市场零售也将近6000册”,而且还被列入中宣部、新聞出版总署组织的第二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且将可能迎来大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徐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等单位主办的“海派经济学淮海论坛”,于2009年11月21日在徐州师范大学隆重开幕。来自淮海经济区的20多所大学的近百名学者与会。海派经济学主要创始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马艳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于金富教授等著名学者莅临论坛并做学术报告。徐州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徐放鸣教授出席论坛并致欢迎词。

    现将本次论坛取得的成果综述如下。

    一、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与理论贡献

    1.对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承与创立历史过程的新概括

    程恩富把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和发展,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不良倾向。即新建阶段与“仿苏”倾向、“革命”阶段与极左倾向、改革阶段与“仿美”倾向。于金富则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奠基阶段(1978—1986)、初创阶段(1987—1996)和确立阶段(1997—2000)。

    2.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的历史贡献

    应该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尤其为改革开放做出了远非西方经济学可比的历史贡献。当然,这并不否认西方经济学的精华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应该指出,这一积极作用不包括华尔街版的所谓“中国十大经济学家”所引进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理论,不仅十多年来在很多方面误导了改革,而且现在依然是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大障碍。还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历史贡献功劳的抢夺现象。对此,程恩富指出:“有些‘改革家,只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同路人’,实质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改革家’或‘改向家’(类似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苏联的经济学家波波夫)”;真正对我国改革开放做出理论贡献的,是“一贯比较谦虚,反对市场炒作和学术泡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某市场”、“某股份”之类的学术炒作,程恩富以一丝不苟的科学考证精神(指出何年何月发表于何刊物),实事求是地作了十个方面的甄别:“刘国光是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改革取向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于祖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苏星是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卫兴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杨圣明是平等与效率有机结合理论和发展战略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张薰华是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许涤新和刘思华是我国构建生态经济学和生态文明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田雪原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洪远朋是经济利益核心理论和政策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程恩富是大文化经济学理论和文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由此再看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或“媒体经济学家”的“被吹嘘”现象,就引人深思了。

    此外,我国学者吴树青、苏星、吴宣恭、林岗、张宇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创新;卫兴华、蒋学模、文魁、胡钧等在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制度中,突破把按劳分配视为社会主义唯一分配原则,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把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纳入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系的理论;季崇威、高鸿业、程恩富、王振中、左大培等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从生产力角度认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必然性的经济思想,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层面对对外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探讨等等,都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再创新

    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原则,程恩富将其“扼要地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并做了精彩阐释,赢得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

    程恩富指出:“‘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西学为用”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的借鉴和利用”。“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自古以来经济思想中反映一般经济规律和中国特殊经济国情的精华。”“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经济思想糟粕,吸收其体现中国优良传统的科学性的精华。”“‘马学’、‘西学’和‘国学’,这三大知识体系本身都属于思想资料和理论来源的范畴。要真正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还必须结合当代国内外新的经济实践,以‘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世情’的真相是中国经济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正确方向的重要借鉴”。“国情为据”,即“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为根本,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资料为弄清中国国情特征的历史源头,进行可持续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

    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这个根本,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

    另外,程恩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还提出了五个注重,即“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注重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

    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认为,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后,“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仍在不断地吸取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都进入了一个新层面,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

    河南大学于金富高度肯定了程恩富提出的学术原则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贡献,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在“创新的实质”、“基础”、“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内容”的创新上提出了五个创新并概括为“五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阶段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论:“特色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体制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重大创新——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论:“所有制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论:“分配论”。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再深化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濟制度和体制改革

    徐州师范大学程言君教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当前任务、历史本质作了系统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提出了“三阶段论”和“三形态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有三个历史,阶段,即“雏型初建、定型确立、完善成熟”。与此相应存在三种历史形态,即“雏型、定型、成熟型”。并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中不变的,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本质。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过程视角,审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不搞单一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历史本质,用产权理论术语表述,即人力产权回归主体并得以不断充分自主实现”。“雏型初建历史阶段的雏型基本经济制度只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初始起步,定型确立历史阶段的定型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历史趋势的基本确立,完善成熟历史阶段的成熟型基本经济制度,才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加快进入不断充分自主实现的历史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历史形态这种不同,既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历史过程性,又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渐进性和复杂性”。

    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五个原则。即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原则,倡导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原则以及利益分享式经济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原则。

    对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原则”,程言君首先强调了“当前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成熟型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历史任务,是充分认识和排解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改革倾向对两个‘毫不动摇’的异化,准确把握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之间的关系,把两个‘毫不动摇’‘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其次在人的异化复归的历史高度和经济、社会主人是人的客观本质上,论证了人力产权的微观自然属性和宏观社会属性“两个层面的内涵”。认为“从人的微观自然属性角度看,人力产权指人作为自身人力的载体或天然主体,拥有对自身人力相关的一切天然性权利。这些天然性权利,是由人力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构成的权利体系。从人的宏观社会属性角度看,人力产权指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应该拥有的一切社会性权利。这种社会性权利,是由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公平共享权、经济(社会)管理权等构成的权利体系”。进而论证了“人的异化的复归,人力产权不断得到充分自主实现,作为人类发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历史本质,现已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当前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时期的历史本质”。这是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迫切性,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一种新阐述。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王超教授阐释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内在机理。认为二者之间是本质的融合,而不是外在的撮合,更不是水火不容。有力地批驳了“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建立在国有资本的基础上,过去那种通过国企来积累社会资本的历史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必须进行体制转轨”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的观点。

    徐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李厚廷教授分析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策略选择。认为“策略性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重要性正在通过制度实践强烈地表现出来”,“依循人类本性是尊重人类本性和现实规则的统一,可以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构建制度分工格局意在形成政府职能在其界域之内的进一步强化及政府和市场分工的优化整合;扩充制度瓶颈可以提高制度体系效能,在操作层面的重点选择是制度末梢;制度系统中责任主体的存在来源于制度的对称性原则;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化可以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并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

    2.关于“中国模式”

    李炳炎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给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创造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十个显著特征:(1)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2)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3)改革的目标是“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越性的同时,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上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4)改革的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5)改革的依靠力

    量是“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6)改革的方式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7)改革的宗旨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8)改革的路径是“采用渐进式推进的方式来实施”,“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中国不可能承受国家和政权崩溃的代价”。(9)改革的效果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10)改革的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

    程言君高度肯定了李炳炎对“中国模式”的理论贡献,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举世瞩目,最根本的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决定的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激发出了人民为自己而劳动的高度积极性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假以“产权改制”的“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极端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继承与发展

    1.关于劳动价值论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冠军教授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科技时代遭到挑战、陷入困境,这是勿庸置疑的社会现实,其原因既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方面的,也有时代发展方面的”。要克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的局限性和补充其内容上的不足,需要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确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走出困境的突破口;二是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则,以积极的态度紧紧围绕科技时代的现实问题,考察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和在内容上的不足之处,找准其“症结”所在;三是明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四是建构起与科技相适应的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五是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于科技时代加以发展,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科技时代所遇到的“难题”做出正面科学的解释,彰显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和现实意义。

    曲阜师范大学冯玲玲博士认为:“要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必须全面准确把握其基本理论内涵,即‘两大基石’(商品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与‘一个核心’(价值的创造)。”认为“科学技术、资本、土地、信息等生产要素都是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新时期应适当扩展生产劳动的概念,应坚持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价值由劳动创造,劳动创造出的价值应属于劳动者。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朝林副教授以此为理论基础,研究了国民收入分配与扩大消费需求问题,指出“国家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缺失”以及“再分配机制不健全”等造成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需求的扩大”。因而,他建议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完善再分配机制来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刘刚博士通过研究“曼德尔命题”发现,该命题“对于认识劳动价值论和社会分工问题也有明显的学术意义”,而且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对于产业结构演变等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相应的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具有较好的学术前景”。

    2.关于“资本”的内涵与形式

    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徐可博士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范畴的理论构造,指出“资本”概念的内涵及形式,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应运而生,并认为“资本化的过程先是自然资源的资本化,其次是人力资源资本化,然后是社会资源乃至文化资源资本化,由物及人,逐渐把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人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乃至人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统统纳入到与扩大再生产有关的环节当中,不断地赋予资本以鲜活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资本扩张与资本概念拓展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3.关于《资本论》中的伦理关系与伦理意义

    淮海工学院薛为昶教授从伦理学角度研究了《资本论》,认为《资本论》“揭示了商品交换中倫理关系与伦理意义”,“鲜明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特殊范畴的伦理意义和伦理界限,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的特殊性”。

    五、关于金融腐败遏制、金融危机化解与金融生态保护

    徐州师范大学杨晓丽副教授研究了金融领域的腐败问题,她认为“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寻租现象,腐败成本较小,而腐败收益随着权力的增大越来越大,导致我国金融腐败现象日益严峻”。因此,“从腐败收益角度来讲,要尽可能减少金融活动过程中的‘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进行反腐败”,即“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不断完善包括透明度建设在内的各项配套制度,避免金融权力主体借不透明的制度保护自身”。

    徐州师范大学侯铁建博士认为俄罗斯化解当前金融一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其社会政策。由于中国和俄国发展背景相似,因此,他主张借鉴俄国经验,加大政府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深度介入,“避免经济运行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减少经济活动对外部经济波动的关联度,保证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徐州师范大学施同兵博士研究了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提出了“金融生态”问题。认为金融生态系统就是“由金融主体系统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基于金融生态视角对此次金融危机进行审视”,他认为“金融生态主体行为失范、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金融生态失衡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并迅速打破全球金融经济的动态平衡,造成世界经济的衰退”。

    六、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定位的新思路

    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院长朱舜教授认为,中观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但却没有应有的学科地位。他主张将中观经济理论同基础经济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国际经济理论共同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重视中观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发展,给予中观经济理论应有的学科地位。

    徐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景章副教授探讨了高校经济学学科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认为“我国现行的经济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理论已成为主流,其影响在上升,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则逐渐在削弱和边缘化”。因此他建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积极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合理科学的方面”,“致力于建立一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经济学”;“完善对该门课程教学任务的定位,纠正教学目的认识上的偏差”;“完善教学内容组织,增加教学内容深度”;“增强学科的实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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