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可信耐读的党史作品
时间：2021-01-28 07:55: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结缘程老
书架上放着程中原的《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封面上邓小平的照片很抢眼，给人庄重大气的感觉。当初程中原老先生送我签名本的时候，说实话，作为图书出版人，我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这是《难忘这八年：1975—1982》的增补本，原本属于自己的策划，因为自身问题，没有续签，惭愧自己没有眼力，激动的是它又获得了新生和更大的价值提升。
程老先生是著名的张闻天研究专家和国史学者，我在网上“认识”他已经很久了，他对张闻天独树一帜的研究文章总能吸引我的眼球，但真正见面还是在2008年的盛夏，北京奥运气氛炽烈的时刻，当时我刚运作图书不久。因为适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因此，我走进了位于旌勇里的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程老先生的办公室。我是慕名前来的，刚开始还心中忐忑，没想到老先生为人非常和蔼，当我说明来意后，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约稿，并笑着说，“世界知识出版社是张闻天倡导成立的，出版我的书当然可以了……”
这就是本书初版《难忘这八年：1975—1982》的缘起。
这八年，成就一个务实型中国
1975—1982，任何一个对党史国史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八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意味着什么。1975年整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恩来逝世、四五运动（有称“天安门事件”）、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外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华国锋辞职、中共十二大召开，等等，一系列重大的国史、党史问题，均密集地发生在八年里。这一时段，中国政治用“暗流潜涌”和“波谲云诡”来形容并不为过。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事关中国政治走向和发展全局。恰如书名“转折年代”四个字，这八年，确是改变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转折年代。
作者是这八年的中国政治生态权威的研究者。自1991年春调入刚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所至今，他在这所国史研究重地已经耕耘了23个春秋，主要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四卷（1976—1984）的编撰工作。在研究中，他逐渐形成一个看法：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的“伟大历史转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这个转折，从最初的酝酿、尝试到最终的实现、完成，就是在这将近八年时间里完成的。其中，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的整顿，是转折的前奏。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历史转折创造了前提。此后的两年为历史转折作了准备。1978年冬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实现这一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开辟了一条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本书与初版最大的不同，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就是“叙述转折历史的视角发生了改变，更加突出邓小平在伟大的历史转折中所起的作用”。他从邓小平带有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切入，集中展示了这一时段中国最高层的重大变革，并对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析，突出地叙述了邓小平过人的智慧和胆识。我认为，这本书最大的成功在于作者将邓小平这个人写活了，写出了邓小平直言敢怒的真性情，写出了他敢于面对毛泽东力陈“四人帮”的祸害，写出了他面对“两个凡是”时的坚持原则，写出了他在历史决议时对毛泽东是非功过评价的高超智慧，写出了他在经济、政治、思想、外交等诸多领域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魄力和勇气。
作者认为，邓小平是一个历经磨难、充满智慧、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善于斗争的伟大政治家。这一主旨，贯穿了全书。在作者眼里，邓小平总能在历史的关节点，抓住机会，破解难题。即使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他也力争使事件朝着有利于党和国家的方向发展。例如，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作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邓小平为什么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还会被重新启用？作者写道：“历史的机缘，政治合力的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何谓“人的因素”？既包括毛泽东的信任，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还有就是邓小平自己的智慧。他见不到毛主席，怎么办？写信！信件，成为他与最高领袖联系纽带，从中表达对主席的情感和出来工作的愿望。此外，人民群众对文革乱象的反感，也是他能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中央的人的因素。
伟人命运多坎坷。1976年4月，不肯顺遂毛泽东为“文革”做“三七开”结论的邓小平，在四人帮的诬陷下，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党籍保留，以观后效）。邓小平的黯然离职，距离周恩来逝世仅仅三个月。5个月后，毛泽东逝世。没有了周毛的神州大地，如同大厦倾覆，人们普遍不知道革命江山将落入何人之手，中国确实面临着如17岁的杨小凯发出的“向何处去”的茫然和恐惧。好在历史在1976年10月6日来了个急刹车，中国这艘巨轮才得以缓慢进入到理性的主航道。余生也晚，没能感受到那一个时代，但是，通过本书，我理解了，“文革”之后，中国之所以能走进了一个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务实型时代，说功在邓小平的魅力和智慧，亦不为过。
一部可信耐读的党史书
毋庸讳言，现在市面上的好多党史书，给人的感觉总是资料征引单一，写法机械枯燥，脱不掉呆板单调的面孔，且有替人背书之嫌。但是读这本书，完全没有“兴味索然”之尴尬，他的文字完全可以当作历史纪实作品来读，他的一句“活着的‘四人帮’害怕死去的周恩来”，令人叫绝，一句话点破了不同性质的两种人的冲突和矛盾。作者不仅有自己独到的思想理论评述，还呈现了具体而生动的细节，再现了重要的历史场景，而且，场景一个接着一个，时时刻刻给人一种走入历史的现场感。其所增订的十万字，很多都是他根据档案史料还原的历史原貌。本书还披露了一些以前未曾发现的档案信息，例如1975年12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福特和夫人，双方就提到中国和美国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问题。毛泽东怀疑福特所言不过是放空炮、骂娘而已，但福特表示，“我们做得的会比那要多”。当毛泽东提出，“你们有实炮啊”的问题时，福特明确回答：是的。除非他们挑战，否则我们的火药将保持干燥……毛泽东当即表示，那我们达成君子协议。
不回避问题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通过本书，有几大问题得以澄清。
关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作者指出，毛泽东1975年5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明示了。四五运动前后，中央领导层私下也有计议，胡乔木曾向汪东兴提出先把张春桥“搞起来”，但汪表示只搞一个不行。王震曾当面向叶剑英提议，“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了吗？”等等。而且，密谋解决“四人帮”，“赋闲在家”的邓小平也是知道的。“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先后找叶交谈，寄语厚望。”但何时解决，并不清楚。本书引用了邓小平小女儿毛毛（即邓榕）的回忆说，邓小平和夫人卓琳、邓榕和她的两个姐姐都挤到卫生间里，关上门，打开自来水，在哗哗的水声中听贺平（邓榕丈夫）带来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四人帮”的真正解决是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下的命令。
华国锋如何评价，他有没有故意阻止邓小平复出？这是党史界争论的问题。作者认为，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功不可没。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也是叶剑英推荐经过中央批准的。尽管是“两个凡是”的提出者，但华国锋并非有意阻挠邓小平的复出。尽管他也说，“华国锋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还是继续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想以‘两个凡是’来‘抓纲治国’，这就违背了历史进步的潮流，落到了时代的后面……”，但最后还是写道：“华国锋并不反对邓小平复出，但出于对形势的判断，对全局考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采取等一等、拖一拖的办法。”作者材料中提到，早在毛泽东逝世当天（1976年9月9日），中央政治局研究治丧期间，江青等人提出了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问题，就遭到华国锋、叶剑英的抵制。华国锋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将原先“凡是涉及、讲到邓小平好话的地方全部删除；现在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律不删，保留了十几处。让大家读，知道毛泽东是看好邓小平的，显然，华国锋是为邓小平的复出做铺垫”。
而且，华的“拖一拖”，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后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想法，也获得了叶剑英的支持。他曾对熊向晖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或许，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似乎“理解”了华国锋没有让邓小平及早复出的原因了。
1977年7月17日，华国锋在自己主持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宣布了恢复邓小平的一切职务。
胡耀邦也是促使邓小平复出的有力推动者之一。1976年10月12日，他就在中央提出了“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的治国理念。本书对胡耀邦在处理冤假错案和思想解放方面着墨较多，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锐意进取的改革者的高大形象。
总之，本书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可信耐读的党史书。
这里多说一句。（下转93页）（上接92页）党史的书写和出版意在宣传和弘扬革命传统，总结历史成败的经验和教训，给人以警示和启迪。俗话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笔优美不可强求，思想不深邃也可以谅解，但是研究者要没有司马、董狐之史家良心，那我还是奉劝诸君，尽早搁笔也罢。
（作者单位：世界知识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