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统瓷与仿古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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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瓷的生产在中国瓷器史上，仅有38年时间。这一时期制瓷业是承继古代，开启未来的过渡阶段。因好古之风盛行，仿古瓷是生产的大宗产品。总统瓷中的精品，大部分也是仿古瓷。天津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民国五大总统在天津均有寓所。因此，天津收藏了一批可信度极高的民国总统瓷。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民国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洪宪瓷”上，忽视了其他总统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珠山八友”等名家瓷的研究，而忽略了仿古瓷的研究。民国距今不过一百年的历史，理清这段瓷业产品的历史，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中国瓷器史中的一个阶段。本文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结合天津、北京、景德镇等文博单位的藏品，作如下研究和探讨：

一、关于袁世凯“洪宪瓷”的研究书刊概述

关于“洪宪瓷”，通过梳理以下书刊的观点，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

(一)　1942年赵汝珍著《古玩指南》云：“民国成立，继之而起者则有袁项城之洪宪瓷。先是项城酝酿称帝，照专制时代之惯例，登基时必造瓷以资纪念，遂派公府庶务司长、瓷学专家之郭葆昌氏为九江关监督兼陶务监督，经营烧造事宜。当时只陶土、人工出自景德，颜料则取诸禁内，所制各器悉仿‘古月轩’，而底款则一律红色篆书‘居仁堂’三字。以胎质太薄，烧炼时损失甚钜，是以精品不多，烧成后分赏简任官吏各一件。比帝制失败，窑亦瓦解，此即世所传之‘洪宪瓷’也。当时所余材料，均为景德工人所得，乃以之制仿洪宪瓷，但亦以最先一部出品为佳。瓷业中人因见洪宪瓷见重于世，咸以‘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或‘洪宪元年’等伪款笔于器底，以资号召，实则真洪宪瓷固无‘洪宪’字样也。”

(二)　1959年江西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编《景德镇陶瓷史稿》云：“人民国后，袁世凯在1915年窃国称帝，预备用‘洪宪’作为它的年号。于1916年(民国五年)曾将前清御窑厂改设为陶务监督署，派郭葆昌到景德镇来督烧御器。造瓷四万件，内有仿造珐琅彩瓷一百件。……洪宪并没有御厂，是雇工或发彩形式，绘瓷地点在湖北会馆。以雍、乾作品为标准仿造，窑户为民厂鄢得意(即鄢如珍)……1915年袁世凯派郭葆昌来景德镇仿造珐琅彩瓷一百件，就是由鄢儒珍承制。胎质纯白，画工极精，俗称‘洪宪瓷’，也是近百年来名贵作品。”

(三)　1981年《景德镇陶瓷》第1期刊叶佩兰《谈“洪宪瓷”与郭葆昌督造的瓷器》云：“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民国时代的珍品里，有一部分是郭葆昌家属解放前捐献的，也有是解放后新收的，这些藏品确有仿珐琅彩瓷器，仿粉彩瓷器及一色釉瓷器。……款识都不一样，有‘居仁堂’‘颐寿堂’‘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郭世五’‘觯斋主人’等款。而这些精品中就是没有‘洪宪款’的器物。”

(四)　1985年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下)》云：“郭世五督理景德镇制瓷时，开始先烧‘居仁堂制’款瓷，未待‘洪宪年制’款御瓷烧成。作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便已倒台。‘洪宪’瓷起初拟摹宋代‘汝窑’青瓷烧制……因忌讳衰亡之君的瓷作，另取兴旺祥瑞的雍、乾盛世制瓷为样。所以，正式制作的‘居仁堂’款瓷，均以雍、乾彩器为标准。凡是‘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的器物都应看做赝品。”

(五)　1986年《中国历史文物》刊刘家琳《洪宪瓷辨》云：“1915年12月，袁在居仁堂筹备帝制‘大典’，仿照前清御窑旧例，在景德镇的龙珠阁清代的御窑厂址，设立陶务监督署，并委派郭葆昌为陶务监督，赴景德镇督烧瓷器。郭在景德镇花费了一百四十余万元巨款，制瓷约四万件，内中有百件珐琅彩瓷，据说是准备举行登极大典时，作为赠送各国驻京公使的礼品。以上这些瓷器，是用‘居仁堂制’、‘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以及‘觯斋主人’等作款识，仿乾隆官窑的釉彩烧制的。当时描瓷绘彩的地点在该地的湖北会馆，烧瓷的窑户如郡儒珍，乃是民国初年景德镇颇有成就的制瓷名家。”

刘家琳还认为“洪宪年制”和“洪宪御制”两种款识的瓷器是伪作。其依据是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先生，回忆他大约在1933至1935年间，与郭葆昌时有过从。记得是一个秋冬相交的时候，郭邀请了傅先生，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古物陈列馆馆长徐鸿宝等在他家聚会。席间，郭对他们讲过当年他在景德镇督窑之时，从不曾烧制过“洪宪年制”和“洪宪御制”之类款识的瓷器。说这些都是帝制取消后才有的。傅老当年亲耳所闻的第一手材料，是能够讲明真相的了。另外刘老师还从时间上面来做一些推论。

帝制“大典”筹备处1915年12月1日正式成立。成立之后，发布过一系列的申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的申令，是12月31日才发布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已经是民国四年岁末了，袁记帝制“大典”筹备处的“议纪诸臣”，还为年号用“洪宪”还是“定武”孰宜，在“聚讼纷如”。民国五年(1916年)元旦，“洪宪”年号方正式向全国公布。郭葆昌被派赴景德镇制瓷时，年号都还没有内定下来，怎么能够用它作款烧瓷呢?1916年3月23日，帝制撤消。6月6日袁世凯去世，郭葆昌已经离开江西回北京，成了“恭办丧礼处”的主要办事人员。他在景德镇期间，烧制一窑瓷器，当然还是足够的。

(六)　《中国文物世界》1999年5月号第165期刊姜节馀《末代“官窑”——‘洪宪’瓷试析》，文中介绍苏州博物馆收藏一套“居仁堂制”红彩楷书款粉彩过枝梅鹊图盘、碗，认为是真的“洪宪瓷”，它们由袁世凯第十三女袁经祯分别于1963年5月和1966年9月捐赠。

(七)　2006年第12期《收藏界》刊曹淦源《扑朔迷离“洪宪瓷”》，对“洪宪瓷”进行了概述，并对值得关注的“洪宪瓷”举例说明。有居仁堂制款青花鹊桥会图碟、居仁堂制款青花开光吉祥纹花盆、居仁堂制款豆青釉胭脂红彩螭衔灵芝纹瓶和居仁堂制款天青釉粉彩四爱图八方瓶。曹先生还从款识、书法角度分析，认为洪宪瓷之“居仁堂制”款应有专人设计，增省篆文笔划，有古文字史料作依据。而仿品、赝品所题款识均不通篆刻学。

如此看来，真正的洪宪瓷多署“居仁堂制”款，有青花和红彩两种书写方法，有篆书和楷书两种书写形式。而青花篆书款可信度最高。品种主要是仿宋汝窑以及仿雍、乾的粉彩和珐琅彩瓷。

二、可信度高的“洪宪瓷”举例

天津博物馆藏一件中华民国纪念款粉彩十二章纹盘(图1)，盘内主题纹饰是墨地粉彩十二章纹，画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盘外底正中有矾红彩书写的“中华民国纪念”六字三列双行楷书款，字体工整。十二章纹的发展历经数千年，是中国古代帝王

所穿衮服上绣的纹样。在古代只有皇帝在祭祀天地和登基时才穿衮服。袁世凯想当皇帝，瓷盘上装饰十二章纹就不足为奇了。袁世凯死后安葬在河南安阳袁林，在袁林景仁堂中有一套铜胎掐丝珐琅五供，现藏安阳市博物馆，上面也装饰有十二章纹。说明他死后还做着皇帝梦。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中有一件袁世凯祭天时随从官员穿的冠服，就绣有圆形的九章纹，也可算是旁证。

中华民国成立后，曾经发行过袁世凯头像的中华民国共和元年纪念币，证明袁世凯当时还是赞成“共和”的。而这件瓷盘，底款是“中华民国纪念”，其中少了“共和”二字，而纹饰又是十二章纹。反映了他已抛弃“共和”制，梦想“君主”制。说明它是袁世凯任总统后，复辟帝制前的纪念品，也是他从总统到皇帝这一段历史中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更是烧制“洪宪”瓷前的预热产品。

2005年叶佩兰在《中国彩瓷》一书认为真的居仁堂制款瓷器有三种：一是郭葆昌监制的民国“居仁堂制”款珐琅彩人物图瓶，底有红彩书“居仁堂制”款极为规整，犹如一方章；二是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藏的“居仁堂制”款粉彩云龙纹赏瓶；三是北京故宫所藏一套青花篆书款“居仁堂制”里青花天河配图外粉彩开光人物图餐具。13种118件。此套餐具据说是袁世凯亲戚的婚庆用品。共做了三套。景德镇陶瓷馆也藏有一件居仁堂制款青花天河配图盘，应是烧制此种餐具的半成品。

天津博物馆藏1916年下半年北洋政府公府庶务司给黎元洪总统呈送的存储重要物品数目缮单(以下简称缮单)中也清楚地记载有“居仁堂制”天兰饕餮觚两件。居仁堂制红白碧桃天球并(瓶)一件，居仁堂制天兰龙泉窑觯并(瓶)一件，居仁堂制素龙泉觯并(瓶)八件，居仁堂制天兰觯并(瓶)一件等……

天津博物馆就藏有民国居仁堂制款天青釉饕餮纹觚两件(图2)。高32.8厘米，口径18.6厘米，足径12.5厘米。仿古代青铜器中酒器觚的造型。通体施天青釉，色泽天兰，这是“洪宪瓷”最初仿宋代汝窑的品种。釉色相近，造型和纹饰不同。上半部为素面，腹部和腹部以下有印花装饰，分别为连珠纹、饕餮纹和云雷纹等。外底施白釉，底心有“居仁堂制”四字双行青花篆书方款。四字篆文互有增省，排列规整。

景德镇陶瓷馆藏有洪宪年制款粉’彩碧桃纹长颈瓶(图3)，是景德镇窑工制作的瓷器精品，看起来色彩艳丽，红白分明，繁花似锦。其暗喻是袁世凯做总统长不了，“必定逃之夭夭”。缮单中提到居仁堂制红白碧桃天球并(瓶)一件，而此瓶制作精美，只是题款为“洪宪年制”。很可能是袁世凯死后，制作天球瓶的窑工，烧造的同一品种。只不过是把天球瓶改为长颈瓶，把“居仁堂制”款改为“洪宪年制”款。

天津市文物公司藏一对民国颐寿堂制款天蓝釉觯式瓶(图4)，也可与缮单中提到的觯式瓶相映证。刘家琳在文章中曾提到“郭葆昌曾因为收藏了一件珍贵的青铜觯，欣喜之余便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觯斋’，瓷款中的‘觯斋主人’乃是郭葆昌本人。”因为他喜欢青铜觯，所以，做了很多种单色釉的觯式瓶。此种觯式瓶，也是仿宋汝窑釉色烧制的品种。而“颐寿堂制”篆书款的写法也与“居仁堂制”篆书款的写法相同。“颐”与“制”对应，“寿”与“堂”呼应。高低错落，互为增补。应是同一时期，不同款识的总统瓷。

还有民国居仁堂制款粉彩仙人祝寿图灯笼瓶(图5)，高23厘米，口径8厘米，足径7.5厘米。白釉地上粉彩绘仙人祝寿图，外底红彩方框内有“居仁堂制”四字红彩篆书款，笔道纤细、流畅，以田字形布局，工整美观。此种题款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居仁堂制款珐琅彩人物图瓶题款是一致的。天津博物馆藏的此瓶小巧精致，胎薄体轻。它是1963年由天津著名实业家杨健蘑先生捐赠的，据报载杨先生还曾捐赠给棋圣——聂卫平先生一套“洪宪”玛瑙围棋。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他收藏的居仁堂制款粉彩仙人祝寿图灯笼瓶是比较可信的。

三、关于民国其他“总统用瓷”的研究

1　黎元洪(1864-1928年)，初名秉经，后改名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906年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时分南北两军，南军由黎元洪指挥，取得射击优等奖。天津博物馆就收藏一件清光绪三十二年彰德附近秋季大操记念款铜胎珐琅杯(图6)。1908年又举行太湖秋操，仍由黎指挥，受到外国武官的赞赏，并获清廷赏戴花翎。天津博物馆藏有两对瓷制清光绪款粉彩牡丹花形秋操吸杯，其中一对(图7)，粉红色的花朵做成船型，所有花瓣勾勒有脉线，杯内底有一孔通过一细}∈的花梗引到上面，作为吸管用。梗背面墨书“大清光绪三十四年安徽太湖附近秋操记念杯”款。整个杯设计巧妙，独树一帜，是中国晚清秋操的实物见证。1916年6月7日至1917年7月30日黎元洪任民国北洋政府第二任总统，1922年6月11日至1923年6月13日再次任总统。在他任总统时定烧瓷器情况不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与研究。

2　冯国璋(1859-1919年)，字华符，一作华甫。直隶(今河北)河间县西诗经村人。河北省沧州地区河间县文保所藏有一件民国时期江西督军程光远和江西省长成扬在景德镇定烧后送给河间县西诗经村冯氏府邸的冯国璋戎装瓷板画像(图8)，纵99厘米，横64厘米。由民国著名瓷画大师，珠山八友之首王琦绘画。瓷板呈长方形，通体是粉彩蓝绿地万字锦地上绘福寿、嘉禾、菊花、牡丹等吉祥纹饰，顶部有长方形开光，墨彩书写大总统的生平功绩。中部是椭圆形开光，内绘冯国璋戎装总统半身像。面部、军装明暗色彩过渡自然，显然是采用了西洋的透视技法，就跟老照片一样。1911年8月清政府在直隶永平府(今河北省芦龙县)举行秋操，冯国璋被任命为东路总指挥。天津博物馆藏有“宣统三年永平附近秋操记念”款白釉高足杯(图9)，高4.5厘米，口径9.9厘米，足径5.7厘米。通体施白釉，杯内底有一周墨彩顺时针书写的“宣统三年永平附近秋操”十字篆书款，内心有红彩书写的“记念”二字篆书款，从右往左读。此杯造型简约，但杯上题铭反映了清末秋操的史实。此杯正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1915年冯被选为副总统，1917年8月至1918年10月任总统，是民国北洋政府第三任总统。

3　徐世昌(1855 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斋。祖籍浙江省鄞县，后迁直隶天津。1918年10月徐任民国北洋政府第四任总统，1922年被直系军阀所逼辞职。徐世昌所用的“静远堂制”款，“静远”二字，语出三国蜀·诸葛亮《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志远。”

民国静远堂制款墨彩山水人物图瓶(图10)，高33.1厘米，口径6.6厘米，足径9.5厘米。通体施白釉，

瓶体墨彩绘通景的山水人物图。高山突兀，树木葱茏，小桥流水，携琴访友，山路弯弯，草堂楼阁，若隐若现，意境深远。好似一幅完整的水墨山水人物图卷，在浑圆的瓶身上绘出如此好的山水画，首尾衔接自然，并经炉火烧制成功，体现了瓷绘艺人高超的制作水平。瓶外底心红方框内有红彩“静远堂制”篆书款。

民国静远堂制款粉彩麻姑献寿图瓶(图11)，高35厘米，口径8.4厘米，腹径17厘米，底径8.5厘米。瓶体粉彩绘麻姑献寿图，有仙鹿、花车，还有身穿红袍的王母娘娘。花车上放满了百花、牡丹、芍药、海棠四仙子采的鲜花，五彩缤纷，旁边麻姑抱着一坛灵芝酒在向王母祝寿。麻姑献寿故事源于晋·葛洪《神仙传》卷七：“麻姑，建昌人，修道于牟州东南余姑山。三月三日西王母寿辰，麻姑在绛珠河畔以灵芝酿酒，为王母祝寿。”麻姑献寿的题材一般用于祝女寿。瓶外底有红彩“静远堂制”篆书款。

民国静远堂制款粉彩八吉祥纹瓶一对(图12)，高23.3厘米，口径3.6厘米，腹径10.4厘米，足径4.3厘米。通体粉彩绘八吉祥纹。底部红彩篆书“静远堂制”款。八吉祥——又称佛教八宝，象征佛教威力的八种物象，又有吉祥宝物的寓意，最初源于古印度文化。八吉祥简称轮、螺、伞、盖、花、罐、鱼、长。此纹样始于元，流行于明、清。从构图上有缠枝莲托八吉祥、四季花托八吉祥等，这对瓶为莲托八吉祥纹。

据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馆长云希正介绍，其亲身经历的关于“总统瓷”的一些体会。天津博物馆共藏有六件“静远堂制”款瓷器，其中四件来自天津市文化局拨交。1958年天津市开展“工业抗旱”运动，徐世昌、徐世章的后人在新华区政府动员下，踊跃将自家收藏捐献给国家。上述四件静远堂制款粉彩瓷器，就来源于此时。下面两件藏品是20世纪60年代初购于天津市文物公司艺林阁。

民国静远堂制款墨彩矾红桃李园夜宴图瓶(图13)，高27.7厘米，口径7.9厘米，足径7厘米。瓷质细腻，胎体洁白，制作精美，白釉上墨彩加矾红绘“桃李园夜宴图”。描述的主要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与诸位诗友、兄弟，于春际桃李花盛开之时，聚会于桃李芳园，叙天伦之乐事，幽赏夜景，饮酒赋诗。人物绘画栩栩如生，学士之间交流、赏画情景跃然瓶上，蜡烛的红色和书童的红袍，给墨彩的绘画中增加了暖意和热烈的气氛。底有红彩篆书“静远堂制”款。

民国静远堂制款青花粉彩芝仙祝寿图瓶(图14)，高19.5厘米，口径7.2厘米，腹径11厘米，足径6厘米。通体是青花粉彩绘花蝶、山石图，有灵芝、水仙、菊花、山石等组成了芝仙祝寿图。外底心青花方框内有规整的青花篆书“静远堂制”四字双行篆书款。

4　曹锟(1862-1938年)，字仲珊，又作仲三、仲山。直隶天津大沽口人，1906年彰德秋操，曹锟任北军第一混成协统领。1923年10月10日通过贿选，曹锟就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第五任大总统，办公地和下野时的囚禁地就是北京中南海的延庆楼。1924年11月2日被迫辞职。下野后一直在天津做寓公。曹锟当总统时定烧的瓷器上书“延庆楼制”款，有青花、红彩篆书款或红彩楷书款，也有无款瓷器。品种主要有色地粉彩瓷瓶，红釉观音尊等。天津博物馆收藏有三对延庆镂制款粉彩瓷器，可信度较高。

民国延庆楼制款蓝地料彩开光粉彩人物故事图盘口瓶一对(图15)，高140厘米，口径33.7厘米，腹径43.5厘米，足径32厘米。口内有逆时针环写的“延庆楼制”四字仿宋体楷书款。瓶外是通体的蓝地料彩开光粉彩图纹。颈部监地料彩花卉中有对称的两个圆形开光青绿山水图。肩部绘绿地粉彩蝙蝠、寿桃纹装饰带，寓意“多福多寿”。下接黄地粉彩花卉纹如意式披肩。瓶体蓝地料彩粉彩花卉中有一对人开光，两组小开光。主题纹饰足四郎探母图。此对瓶尺寸大，号称千件大瓶，胎体重，纹饰繁，图案多，存世少。是曹锟在景德镇定烧瓷器的代表作。

民国延庆楼制款黄地轧道开光粉彩人物故事图瓶一对(图16)，高135厘米，口径37.7厘米，腹径42厘米，足径32厘米。口沿内用红彩逆时针环写“延庆楼制”四字仿宋体楷书款。通体是黄地轧道开光图，一幅大开光是大富贵亦寿考图，两小开光绘刘海戏金钱图、指日高升图。另一幅大开光是加官进爵图。另一组小开光为麻姑献寿图。此千件大瓶，胎体厚重，纹饰繁缛，图案多样，存世稀少。也是曹锟在景德镇定烧瓷器的代表作。

民国延庆楼制款金地粉彩百花夔龙包袱纹连座葫芦瓶一对(图17)，高27.1厘米，口径3.7厘米，腹径15.1厘米，足径10.9厘米。瓶体为带座束腰葫芦形，口沿及瓶体是金地粉彩百花地夔龙纹，腰部均系一条珊瑚红釉描金彩的包袱。足外底中心书一红彩篆书“延庆楼制”阳文方款。

据云希正介绍天津博物馆藏两对“延庆楼制”款大地瓶，一对葫芦瓶均是20世纪50年代来自于天津市财政局拨交，是作为陈设品选自专门没收敌伪、汉奸财产的财政局实物库。所以“延庆楼制”款瓷入馆时代早，作为延庆楼款的标准器，可信度亦较高。

综上所述，民国北洋时期总统瓷，可以说是景德镇瓷器衰落时期的“官窑瓷”，属于非商品。其中不乏有一些精品瓷器，虽然无法与前朝瓷器相比，但也代表了当时烧造的最高水平。

从天津所藏民国北洋时期总统瓷来看，其瓷器品类早期主要是仿宋汝窑青瓷，后期多数是仿雍正、乾隆白釉粉彩，色地粉彩和墨彩瓷；造型早期仿青铜器，后期多数是各式瓶等陈设器，前期尺寸较小，后期尺寸较大；纹饰有饕餮纹、几何纹，多数是人物故事图、神仙、寿星和寓意吉祥的花鸟图案；款识多数是红彩篆书款，少数是红彩楷书款和青花篆书款。

民国北洋时期总统瓷的堂名款多与中南海内的办公地点有关，如：袁世凯的“居仁堂制”款，曹锟的“延庆楼制”款，徐世昌的“静远堂制”款等。

北洋政府的几位总统均是行伍出身，大多经过清末新军的洗礼，黎元洪、冯国璋两位总统，现在虽然不知他们当政时所定烧的瓷器是什么样?但从传世的清末“太湖附近秋操记念杯”和“永平附近秋操记念杯”可以看见瓷器与他们的关系，均造型别致，或色彩艳丽，或朴素无纹，并都有纪念秋操的时间、地点等文字，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

四、民国仿古瓷研究

民国时间虽然短暂，但是仿古瓷精品迭出，有些作品几可乱真。其品种有仿珐琅彩、仿粉彩、仿古铜彩，还有仿单色釉瓷。大多是仿雍正、乾隆时期的瓷器。

如：民国仿雍正制款粉彩安居乐业图灯笼瓶(图18)，高40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13厘米。器身粉彩绘五只鹌鹑，或啄食，或左顾右盼，神态悠然。周围生长着菊花和各色花卉，旁边绘有竹石，器底蓝料“雍正年制”四字二行楷书款。此种题材寓

意“安居乐业”。全器整体绘画精细，用彩丰富，釉面白润，胎体坚质，是民国时期粉彩瓷器的精品。现藏天津市文物公司。

民国仿乾隆款珐琅彩牧牛图瓶(图19)，天津博物馆藏。高20厘米，口径5.9厘米，腹径11.2厘米，足径6.3厘米。胎体细腻洁白，纹饰清新雅致，彩料鲜艳生动。瓶白釉上通体用珐琅彩画孩童放牛图。在郊外山坡旁，有几棵大树发出了绿色的新芽，有的杏花已开放，露出粉红色的花朵。七、八只春燕或飞舞，或落在树枝上，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景象。瓶一侧的上部墨彩书写唐朝诗人薛能的“风光新社燕，时节旧春农”诗句。右上方红彩画有朱文“仁和”椭圆形印款，左下方红料彩画有“德高”、“志远”长方形朱文印。瓶外底有蓝料彩书的“乾隆年制”四字双行楷书款。这种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彩瓷，是典型的仿乾隆珐琅彩瓷的做法。

民国仿乾隆款蓝地描金开光粉彩山水图御题诗六方瓶(2件)(图20)，天津博物馆藏，高36厘米，长口径14厘米，长腹径18.6厘米，长足径14厘米。瓶体呈扁六方型。通体施蓝釉，在蓝釉上金彩绘西番莲纹、如意纹、变形蕉叶纹、夔龙纹。两个瓶体正反面开光内主题纹饰分别是粉彩绘的青绿山水图和乾隆御题诗文。山水仿四王笔意，山石青绿，树木、草堂、房屋点缀其间，山势高远，构图疏密有致。一瓶的御题诗为“寒林接层峦，萧寺藏远蚴。烟雾自泼霁，境界生寂寥。寻僧堪贾岛，觅句应孟郊。巨公那得见，挥翰与神交。乾隆御题”。题诗上方红彩画有朱文“乾隆御览之宝”圆形印款。右上方红彩绘有朱文“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长方印款，左下方画有“乾”、“隆”花押款；另一瓶的御题诗为“将童携古琴，为作溪亭游。綀林送朝爽，野竹照晴流。俯仰澹襟怀，垂垂何所求。拟身入此中，相对成佳俦。乾隆御题”。其红彩印款与上瓶同。瓶底均有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此对瓶造型端庄、大气。瓶体装饰富丽堂皇，工艺复杂，是霁蓝釉、粉彩、描金、墨彩的结合体，并经二次以上烧造而成。瓶体一样，装饰相似，内容不同，堪称民国仿乾隆精品瓷的代表作。

民国仿乾隆款古铜彩夔龙纹兽耳尊(图21)，天津博物馆藏。高51.5厘米，口径22厘米，腹径36.8厘米，足径24厘米。仿战国铜壶造型，肩部贴对称的兽耳衔环纹。通体施古铜彩，纹饰繁缛，有夔龙纹、鸟纹、云雷纹和符号纹等。具有浅浮雕效果，立体感强。口内，颈部和胫部除铜色彩斑外，还有窑变的蓝斑彩。底部印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民国仿乾隆款黄地粉彩开光镂空三友图转心瓶(图22)，天津博物馆藏。通高29厘米，口径11厘米，腹径17.8厘米，足径11.5厘米。瓶由三部分组成，口颈部为第一部分，为紫红地粉彩花卉纹，变形蕉叶和青花云雷纹，可自由转动；瓶体球形腹为第二部分，通体是黄地粉彩花卉纹，并有三组圆形开光，内镂空粉彩松竹梅纹装饰其间，亦可自由转动；瓶座为第三部分，中心有一圆筒形立柱，便于瓶体套接，柱上白釉粉彩绘有山石、灵芝、水仙、菊花和青竹纹，寓意“芝仙拱寿”。可通过转动瓶体的镂空处欣赏。此瓶构思巧妙，独具匠心，是仿乾隆转心瓶的上乘之作。外底施松石绿釉，底心白釉上有红彩“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但书写不甚规整。沈阳故宫藏乾隆款蓝地粉彩开光镂空三友图转心瓶，可以看作是其母型。

民国仿乾隆款珐琅彩松鹰图碗(图23)，天津博物馆藏。高5.5厘米，口径10.1厘米，底径3.7厘米。此碗胎极薄，是采用脱胎制法。通体白釉，口沿涂金彩，口内外用粉红珐琅彩绘花朵图案装饰带，碗内底绘团龙纹，外壁彩绘旭日、高山、松鹰图，并题“鹰翻壮士臂，松化老龙鳞”。上首“仁化”，下首——“乾隆”三方红印，底蓝料彩“乾隆年制”楷书款。此碗纹饰风格仿乾隆，但釉彩不及乾隆细润，绘画工艺欠细腻，是民国时期的高仿品。

民国仿乾隆款粉彩荣华富贵图长颈瓶(图24)，天津市文物公司藏。高34厘米，口径5.5厘米，足径11厘米。直口，长颈瓶。口沿及近足处以红料地上绘缠枝花卉纹，腹部主题纹饰绘牡丹富贵图，整器绘画细腻、工整。瓶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民国仿乾隆款青花地粉彩开光山水图如意耳尊(图25)，天津市文物公司藏。高29.5厘米，口径10.5厘米，足径13厘米。尊体青花绘如意纹、变形蕉叶纹、回纹、蝙蝠纹和缠枝花卉纹，腹部中心圆形开光内粉彩绘青绿山水图。两边对称装饰金彩如意形耳下堆贴彩绳拴字和双鱼形坠，与上世纪40年代景德镇陶校制的国礼瓷造型一致，釉彩不同。外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此器以青花加粉彩装饰而成，是二次烧成，工艺比较复杂。

上述仿古瓷是民国瓷器精品的代表，几乎涵盖了各种雍、乾瓷器的特点，并有所创新。其造型典雅，纹饰吉祥，做工精细。代表了当时瓷器的烧造水平，是中国瓷器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国期间还有大量的生活用瓷，以及以营利为目的的仿古瓷，制作较为粗糙，是民国瓷生产的另一个方面，未包括在此次研究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