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的开拓，珍贵的财富

【摘要】建国后，基于科技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对科技发展给予高度关注。毛泽东强调必须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并对科技的价值作出深刻论述，提出了并确立了“百家争鸣”、“独立自主”、“洋为中用”三项基本原则，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建国后科技发展思想与政策实践，是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深入研究总结毛泽东的科技发展思想，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毛泽东革命人生的理解，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科技发展；百家争鸣；独立自主；洋为中用；原则

【中图分类号】A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981（2008）16-0004-07

建国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P395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将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适应时代的要求，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开拓者和探索者，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出发，着眼改善民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增强综合国力这一根本目的，毛泽东深入研究和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强调必须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并作出了一系列决策安排，推进了建国后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也型塑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思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形成的毛泽东科技发展思想，内容丰厚，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党科技思想与政策的重要构成。深入研究总结毛泽东的科技发展思想，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毛泽东革命人生的理解，而且对于我们深刻领会科学技术在社会全面发展中的地位，坚持科学发展，贯彻党的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武器，要始终重视发挥科学技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作用，这是毛泽东科技思想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科学技术不仅是人们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历程中，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性质、科技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进行了深入思索，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毛泽东的科技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是毛泽东科技政策的理论基础。

1.1 科技具有生产和认识两种社会功能，是人们争取自由的武器

关于科技的社会功能，1940年2月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作过经典阐述：“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得东西，那就不算是一个最好的革命者。”[2] P269-270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为重要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1941年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他提出：“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2]P3271963年，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提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科学实验是人类三大社会实践活动之一；而这里的科学实验，1963年12月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指出，主要是指自然科学[3] P35。正是因为自然科学具有认识和生产双重社会功能，才使得自然科学成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强大的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

1.2 科技进步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是提高生产力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是生产力的范畴，它所解决的是生产问题。由于“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2]P269。延安时期，国民党对延安实行经济封锁，边区形势十分严峻。为摆脱困境，毛泽东和中央号召“用自然科学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4] P147科学研究运动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迅速粉碎敌人的经济和军事包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延安边区成为抗战的坚强基地。建国后，毛泽东认为只有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使社会经济的落后面貌全部改观。1963年12月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3] P35 建国后，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 P3751957年3月，他向全党宣布：“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5] P404这里，毛泽东使用了“现代科学文化”的表述，把它同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并列，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正是根据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与建议，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方向与目标，即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四个现代化中，科技现代化是关键。

1.3 发展科技是巩固国防，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从政治角度看问题是毛泽东谋略的一个基本特点。毛泽东认为：发展科技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就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提供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

从现实来看，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依仗其强大的科技优势和经济、军事实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封锁干涉，竭力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3] P34。1953年，毛泽东倡导：“在技术上掀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6] P45所以，他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3] P35从历史来看，科技落后也是我们过去屈辱的重要根源。总结中华民族强弱兴衰历史经验，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们，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3] P33-34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落后就会挨打，“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3] P34，否则我们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关于科学技术的性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毛泽东科技思想的核心内容。着眼改善民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增强综合国力这一根本目的，毛泽东高度重视科技，把科技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途径，大大地丰富了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2．提出“百家争鸣”、“独立自主”和“洋为中用”原则，保证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方向，这是毛泽东科技思想的核心

毛泽东深入把握科技发展的规律，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并确立了“百家争鸣”、“独立自主”、“洋为中用”三大原则，指导科技发展各项战略决策的实施。三大原则是毛泽东科技思想与政策体系的核心，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应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

2.1 百家争鸣：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促进和繁荣我国科技文化事业上，毛泽东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认为这一方针，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能够激励科学工作者为追求和坚持真理而独立思考，从而有利于深入探讨科学问题，促进学术繁荣和科学进步。

百家争鸣方针，是毛泽东谋略中国科学文化事业发展、长期深入探索的结果。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就中国历史问题研究提出应“百家争鸣”。1956年4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总结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7]P54-55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7]P192随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就这一原则作出了更加明确、科学的阐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7]P229据此，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发表讲话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8]

毛泽东认为，科学文化只有在自由竞赛、自由讨论的条件下才能发展，这是一条客观规律，符合辩证法。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人们对某一客观现象的研究，由于理论依据不同，研究的角度、层次、方法和实验手段的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形成不同的学派是必然的；只有通过自由争辩，才能明辨是非、真假和美丑，把科技推向前进。毛泽东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7]P229-230

毛泽东提醒人们要以史为鉴。历史上，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曾极大地繁荣了古代科技文明；古希腊，学派林立，学术争鸣，创造了灿烂的西方远古文明。相反，中世纪西欧神学的统治，扼杀哥白尼的天文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新思想，却使科技长期停滞不前。现实中，50年代初期苏联在遗传学领域，用贴政治标签的做法，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打击摩尔根学派，并波及到我国学界，例如生物学家谈家桢因此受到打击而不能在复旦大学开设遗传学课程，也不能从事研究，造成恶劣影响。对此毛泽东极为关注，并指示有关部门认真讨论。生物学家李汝祺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毛泽东读后立即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将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并撰写了按语说：“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正是在毛泽东“百家争鸣”原则的指导下，中国遗传学教学与科研获得了蓬勃发展。[9]P36

“毫无疑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我国发展科学和文化的基本方针，既认真总结汲取了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科学和文化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又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实践证明，坚持“百家争鸣”方针，辩证地处理好科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是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10]P57

2.2 独立自主：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依靠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在发展我国科技事业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根本上还是要依赖于中国人民和中国科技人员自己的努力与不断积累。

毛泽东强调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科技事业，不仅体现了其思想逻辑的一贯性；从现实上看，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是针对建国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不利于我的国际形势提出来的。进入60年代，国际环境更趋恶化。首先，我们依然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封锁。关于此点，邓小平曾回忆到：“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11]P127中国无法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其次，60年代中苏友好关系破裂，苏联对我们重重限制，全面撕毁同我国技术合作的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了对我国的一切援助，进一步恶化了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国际环境。对此，1960年7月3日，聂荣臻起草了《关于立足国内发展科技等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强调面对苏联的技术制约，我们一定要争口气，在科学技术上力争独立自主，而不是指望外援。[3]P8-9毛泽东对这一报告极为赞同。随后在同年7月18日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4]P10

回顾历史，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技事业之所以能在艰难中发展，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为中国科技独立的、长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精神准备，根本依靠的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邓小平在回忆和评价60年代我国科技发展状况时，曾深情地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12]P378江泽民评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如大家知道的，我国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人造卫星的研制，……，等等，都凝聚着我国科技人员的智慧和劳动，都是我国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巨大成就。”[13]P126独立自主，“依靠自己的力量”，正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灵魂，也是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更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内核、民族自尊心的基石。

2.3 洋为中用：中国科技事业振兴的外部推力

宽广的世界眼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毛泽东思维与决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毛泽东的视野里，独立自主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任何一个国家要生存和发展，都不应当拒绝向其他民族与国家学习。革命不拒绝外援，建设同样需要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要处理好独立发展与学习引进借鉴的关系。

首先，要善于利用国外科技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尽快地、不断提升本国科技实力。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7]P41-42“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7]P44向外国学习，不能仅仅学习某个国家的单一模式和经验，而应向所有国家虚心学习。毛泽东强调：一，不仅要善于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7]P117；二，还要向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学习：“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7]P431956年2月25日，当周恩来谈到要派留学生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习技术时，毛泽东很是赞成，说：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14]P163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7]P192

其次，“要向人家学习”，不等于盲目学习，不等于可以崇洋媚外，全盘接受。毛泽东坚持：对外国的东西要结合中国实际有条件地学习掌握，在学习的基础上逐步创造出中国的特色。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要向一切国家学习，“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照搬。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7]P41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对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7] P41-42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讲道：“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他以鲁迅先生的文学创作为例，“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7]P82毛泽东这个关于文化艺术的思想与他对科技发展的原则是一致的。

学习外国、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国外技术资源，是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洋为中用，通过学习发展壮大自己，增强自身独立自主的能力，这是学习外国的根本落足点。学习外国、洋为中用的方针，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同时也符合要学习和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内涵丰富，意义深远。

3．向科技进军，要不断提高党和干部领导科技发展的能力，加强国家科技发展决策和领导，这是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具体实现

为在较短的时间改变中国科技落后的局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满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毛泽东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角，号召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7]P351，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在他有生之年里为推进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艰辛的探索。

3.1 进一步端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第一位。发展科学技术，造就一大批科技人才是关键。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极其珍视科技人才的作用，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了关系着革命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毛泽东反复强调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5]P618，“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了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15]P641。所以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代表党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全党要继续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建国后，毛泽东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行的。”“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5]P462-463为了实现“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个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7]P2。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扩大的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7]P309

无论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16]P1082，强调全党必须认真对待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为科技人才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建国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5年成立了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人小组；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周恩来《报告》的结论。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及同年2月中央政治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端正和统一了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广大知识分子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全国到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17]P503-5091961年，毛泽东指示聂荣臻领导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毛泽东在生活上关心科技工作者。例如，他多次鼓励华罗庚，创造条件，支持华罗庚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1974年毛泽东病重期间，还托人转达他对遗传学家谈家桢的关怀，鼓励谈家桢继续遗传学的研究工作。

3.2 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和掌握科学知识，切实改进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在一定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认为，必须提高领导干部的自然科学理论水平，切实改进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这是关系到能否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大问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 [4] P147建国后，毛泽东把学习科学技术，领导科技发展作为领导干部的必备能力。1956年9月10日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分析到：现在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他进一步指出：“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将来它的科学成份是会变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工程师，有许多科学家。[7]P102他进一步指出：“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7]P350现在“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7]P351，“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7]P350。对于党和领导干部能力建设来说，这个观点富有战略远见。

按照科学工作的规律，提高领导水平，改进领导方法，加强宏观决策，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据此，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科学事业的有效措施。首先，编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增强科技发展的统筹计划。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由陈毅、郭沫若等组成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历时8个多月，编制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原则，《规划》选定57项、600多个课题，其中重点122个课题。[17]P509-517其次，设立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部门，改进对科技发展的组织领导。1964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作为负责统一管理科学技术干部的部门，同时，中央还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对科学技术干部的专管机构或设置专职管理人员，并挑选一批懂得科学技术工作的干部，充实到管理科学技术干部的部门。再次，制定有关科技干部管理工作的法规，避免科技发展的随意性。中组部会同中宣部、国家科委等部门草拟了《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草案针对当时科学技术干部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强调要培养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干部队伍，建立科技干部的晋级制度和奖励制度，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干部的专长，使他们能“学用一致，专业专用”。这些措施，对科技干部管理工作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和掌握科学知识，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曾请钱三强讲授核物理知识，并观看核物理探测仪器的表演；学习李四光的地质学专论，了解天体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以及石油成矿理论知识；虚心聆听杨振宁、李政道讲解“基本粒子结构问题”；为了研究农业科学，他学习了土壤学、植物学和微生物学理论等。中央为了使领导同志能了解、学习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曾在中南海举办科技展览，毛泽东在1956年4月至7月间，多次去参观。1958年10月27日，他亲自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和各个研究所的成果展览会。参观回来后，他还找来《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等书看。他时刻关注科学家最新研究成果，同李四光、周培源、竺可桢、坂田昌一、杨振宁、李政道等科学家讨论科学发展以及相关的哲学问题。[9]

3.3 强调加强基础理论建设，高度关注发展尖端科学，推动科技跨越发展

毛泽东重视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现代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没有自然科学的理论指导是不可能的。忽视理论研究是要吃大亏的，许多尖端科学技术不能真正过关，许多群众创造不能提高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得不到理论的指导和总结。所以，“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3]P35。同时，毛泽东还要求科学工作者重视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问题作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思索。例如，在1964年8月，毛泽东约有关科学界领导到中南海去谈话，从日本科学家坂田的文章《关于基本粒子由更基本的粒子组成的观点》谈起，谈了许多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如关于物理学，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阐明了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认为不但原子可以分，原子核可以分，基本粒子也可以分。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在1966年提出了基本粒子的层次模型理论，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1977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专题会议上，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谢尔登·李·格拉肖提议，将现在称为“层子”或“夸克”或“部分子”等等这一物质层次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 ，以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基本粒子是无限可分的科学预见和“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的光辉哲学思想。[9]P39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尖端技术以带动整个科技进步，实现中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毛泽东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决策尖端技术的发展。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大力发展原子能研究工作。”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发展尖端技术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他从巩固国防安全的角度提出，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7]P271956年4月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知说，“中央已经决定对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建设事业，采取最积极的方针，……，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接近和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并决定：1956年所需的2462名高等学校毕业生和760名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分配，同时限令是年5月和7月“从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中抽调干部1895名(其中技术干部819名)、工人5055名参加这一工作”。[18]在前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确定的57个重点学科中，原子能被摆在最为突出的地位。1964年1月6日，毛泽东邀请竺可桢、钱学森及有关方面专家，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地进行了交谈。他热情希望老一辈科学家为攻克尖端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献计出力。正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我国天文、地质，特别是尖端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也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鉴于中国科技落后的局面，毛泽东提出科技跨越式发展思想。这一思想在1964年12月13日，他在修改周恩来在第三节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3]P34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之路。

4．结语：伟大的开拓，永远的财富

毛泽东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理论和实践上的长期的、不懈的探索，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奋斗不止伟大奋斗历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过程与结晶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复兴伟大崛起的人格特征。毛泽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都烙上了鲜明的个性特征。深入研究总结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政策实践，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毛泽东伟大的人生奋斗图景。

毛泽东关于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思想，内容丰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内容体系看，包括关于科技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科技观，这是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基石；而“百家争鸣”、“独立自主”、“洋为中用”三个原则，各有侧重，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支持，构成毛泽东科技思想与政策实践的核心，夯筑了当代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基石；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则构成了毛泽东科技思想与实践的丰富载体，也是其具体实现。毛泽东科技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既立足中国现实，又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开辟了中国特色科技发展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科技思想和战略决策的理论基础与根本渊源，十分宝贵。

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正是在毛泽东科技思想与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科技事业取得了丰硕成就，为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国家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无论是物质技术的，还是精神的。其中尤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高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最具代表性。对此，邓小平讲，“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2]P279“两弹一星”精神也成为当代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激励着中国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成员为了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努力着。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创造他们自身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的，他们不是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中、而是在某种被给定的条件下来开始他们的活动的。由于历史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不可避免的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例如“百家争鸣”原则，在具体的执行中因为不能正确地处理科技与政治间的关系、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偏差而没有得到忠实的实现和贯彻执行；积极学习外国科技思想与实践也因为国际因素而受到阻碍；其突出科技的政治视角而导致的不足或失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探索性失误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我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步伐，为我们留下了诸多遗憾。但是，一方面，这些失误未能从根本上遮掩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巨大价值和历史性贡献。另一方面，反思起来，这些教训，在探索中出现的伟大的教训，何尝同样不是一笔珍贵的财富呢？正如毛泽东、邓小平所坚持的：用矛盾的、辩证的观点看，坏事可以变好事。

今天，世界各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以科学技术和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以这样一种现代意识去审视毛泽东在新中国科技发展上所作的思考与努力，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感叹：毛泽东关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思想与政策，不仅在过去产生了巨大意义，而且在今天于我们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都不失其深刻、长远的、根本的指导意义，启迪着我们不断探索科技发展的规律。深入研究毛泽东科技发展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党的文献[J].1996，（01）：8-42.

[4]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6]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A].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43-244；龚育之、刘武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N]，光明日报1985-5-21.

[9]蒋秉植，杨健美.论毛泽东与自然科学[J].中国科学院院刊1994，（01）：34-41

[10]梁柱.毛泽东确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民主政治建设[J].党的文献，2003，（01）：55-62.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探索[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1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98-520.

[18]党的文献，1994，(03)：20-21

[19]张谨.毛泽东与自然辩证法[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05）：101-102.

[20]对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历史考察[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1，（10）：4-5.

【作者简介】

李清津（1974～），男，山东潍坊人。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治教研室副主任、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军校学员思想政治心理发展、国际法（武装冲突法）、中共科技思想与政策史教学与研究工作。